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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明末实为“中国近代儒学”之源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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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粗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儒学”所要求的内容及基本“释读框架”，在明末几乎已全部具备，如（一）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二）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哲之“太极”与“理”，（三）从“时间在先”之角度讲论“理物先后”，（四）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五）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六）以西洋之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七）以西洋之“学理”置换儒门之“学理”，（八）以西洋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九）讨论中西哲学中之“语言”问题，（十）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十一）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十二）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十三）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十四）中西两种“灵魂观”之对决，（十五）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十六）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十七）对于“西学”之全面反击，（十八）“以中化西”之尝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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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儒学”之主题，不过就是“儒西之争”，明末众多学者讨论“儒西之争”，既已如此广泛，如此深入，且明确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释读框架”，较之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视其为“中国近代儒学”之源始，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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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序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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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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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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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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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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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玛窦诠著：《记法》（又名《西国记法》），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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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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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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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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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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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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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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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2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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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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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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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5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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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利玛窦诠著：《记法》，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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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高一志：《童幼教育》，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年，第239—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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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一志：《童幼教育》，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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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一志：《童幼教育》，第371—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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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高一志：《童幼教育》，第377—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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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一志：《童幼教育》，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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