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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王艳玲：《〈校邠庐抗议〉与冯桂芬采西学思想探微》，《长沙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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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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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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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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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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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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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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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072—1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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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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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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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0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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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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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陈旭麓：《论冯桂芬的思想》，《学术月刊》1962年第3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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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陈旭麓：《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兼论冯桂芬的思想》，《新建设》杂志1964年第2期，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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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陈景彦：《晚清时期中日知识分子的西方观比较研究——以冯桂芬与左久间象山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65一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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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日〕佐藤昌介：《日本思想大系55》，转引自陈景彦：《晚清时期中日知识分子的西方观比较研究——以冯桂芬与左久间象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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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曾国藩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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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清末理学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曾从倭仁、唐鉴习程朱理学，兼习思孟学派与陆王心学。倡“诚”、“命”、“复性”诸说与“孔门四科”之学。有《曾文正公全集》行世，今人编有《曾国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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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道统”之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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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曾氏是否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标准不在西学，而在中学。换言之，不在他采了多少“西学”，而在他留了多少“中学”。如果“道统”之整体框架尚存，尚未被西学完全取代，则不得视为“近代化”已完成；如果“道统”之整体框架坍塌，西式框架取而代之，则可视为“近代化”已完成。因为现行学术框架中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或“欧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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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曾氏，“道统”之整体框架并未坍塌，他亦完全不欲以西式框架取而代之，故“最终完成”之说，似难以成立。“道统”之整体框架为何？就是所谓“大人视野”与“宇宙背景”：中国哲人考虑一切问题，都要将其置于“宇宙背景”上去衡量，如置“生”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生”，置“死”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死”，置“利”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利”，置“心”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心”，置“仁”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西洋哲学则反之，完全拆除这个“宇宙背景”而谈论一切，完全不能上升到这个“宇宙背景”的高度。以中国术语言之，就是“学不际天人”。这是中西学问的最根本不同。所谓“近代化”，就是拆除这个“宇宙背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宇宙背景”中剥离。剥离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还剩下什么呢？一堆“乱码”，“不可思议”的一堆“无意义”的句辞。所以不是采了“西学”就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关键要看在采“西学”的同时，是否以不带“宇宙背景”的“西学”，拆除了“中学”那个赖以立命的“宇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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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道统”就是捍卫这个“宇宙背景”，就是捍卫“大人视野”。曾国藩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西学东渐”之后最后一批这样的人之一。他之后还有冯桂芬，还有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论者，他们也号称捍卫“道统”，但其所捍卫者并非此“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而是所谓“伦常名教”，这就把捍卫的对象“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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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一日，曾氏夜读《论语》、《朱子》、《孟子》、《陶诗》后，“三更睡，倒床即成寐矣，是日又写扁字二十余个”。“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小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辱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1〕这就是把人生的各方面，放到“宇宙背景”上来考量。这是中国先哲惯用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宇宙背景”下，人缺少“西学”中所谓“独立”、“平等”、“自由选择”等等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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