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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文化大义”之坐标的顶点，是“观念大义”之坐标。吾人评判曾国藩，就当从这个顶点俯视而观。观之结果，就是认定曾氏之所为是以机体论对抗机械论，以现象论对抗本体论，以理性主义对抗宗教信仰，以连体论对抗个体论，以循环论对抗进化论，以关系主义对抗本质主义，以中式科学对抗西式科学，等等。所谓“近代化”，是以后者化前者；所谓“反近代化”，是以前者化后者。但这里的“反近代化”，反而恰好是中国人所需要的“真近代化”。以西洋之立场观之，曾国藩是个“反近代化者”，而非“近代化者”；但以“中国立场”观之，曾国藩又不是“反近代化者”，而是“真近代化者”。曾国藩“延迟了中国近代化”，核心就是延迟了中国“观念层”文化的“近代化”。这应是他的功绩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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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历史人物，坐标总可以是多重的。梁启超等设立“人生大义”之坐标，让我们看到作为“个人”的曾国藩之一面；章太炎等设立“民族（汉族）大义”之坐标，让我们看到作为“族人”的曾国藩之一面；萧一山、冯友兰等设立“文化大义”之坐标，让我们看到作为“文人”的曾国藩之一面；著者设立“观念大义”之坐标，又让我们看到作为“哲人”的曾国藩之一面。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完全是因为坐标的不同，结论其实是可以互补的。一个“千面的”曾国藩，才有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反之，一面或几面，总是离“真实”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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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中国近代儒学史上，曾国藩也许是阻止儒学在“观念”层面“被近代化”的最为关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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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全集·日记》之“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岳麓书社，1988年，第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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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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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61—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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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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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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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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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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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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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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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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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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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孟子·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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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孟子·尽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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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言·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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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韩愈集》，《传世藏书》别集第2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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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05—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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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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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7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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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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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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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曾国藩全集·读书录》，岳麓书社，1989年，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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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朱东安：《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第191—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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