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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九月二十日日记云：“《中庸》一书，圣人之道推阐尽致，以慎独为入德之门，以知仁勇三者为造道之纲，以诚为体道之极，以制礼作乐为行道之验，为［以］成物参天地为尽道之实，以尽人合天为修道之功。推究其致，总归入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八字上。”〔20〕咸丰八年十月二十日日记云：“予谓孟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子以穷理尽性四字释此语，而不及立命之说。朱子谓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圣人到五十时，已自与天合撰，所以能知天，所以能立命。”〔21〕同月二十四日日记又云：“如坤之象曰：乾以刚修己，克己复礼之道也；坤以柔治人，民胞物与之道也。”〔22〕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一日日记云：“吾人行事，必具有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心，乃能于事有济。”〔23〕同月十四日日记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圣贤只是以成物为心，所以能尽己性，即能尽人之性。实觉得有一腔不忍人之心，日加积累填满去，此是圣人言仁之实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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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赞天地”、“天地大气”、“成物参天地”、“穷理尽性”、“民胞物与”、“以成物为心”等等，这些观念不来自西洋，而是标准的“中国制造”。郭氏反复论及，一再揣摩，不见“二流”之讥，亦不见“半文明”之讥，而是肯定之，实行之，认真阐发之。讲“器物西化”，不足以使中华文明成“二流”；讲“制度西化”，亦不足以使中华文明成“二流”；唯有讲“观念西化”，才可能使中华文明成“二流”。而“观念西化”却是郭嵩焘所不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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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郭氏并未承认“西洋文明优越论”，并未认中国为“文化二流之国”与“半文明之国”，至少在“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层面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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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固守“儒学”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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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曙光撰《先行于西学踯躅于理学——郭嵩焘“本末”思想评析》一文，认定：“从先行，到踯躅，到回归，郭嵩焘没有越出儒学的樊篱。”〔25〕并且认为“对儒学自信、自觉、自审，对异质的西方文化有相对平和的心态，一种没有丧失文化主体地位的海纳百川的大气与豪气，体现在一批湖南仕宦和士子的时代应对的言行中。”〔26〕其中郭氏具“重要代表性”。此种判定，就跟“文化二流”或“半文明”之判定，处于刚好相反的地位：郭氏依然是在“中国式思维”的框架下思维，依然固守着“儒学”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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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没有丧失文化主体地位”的大气与豪气，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各人自有不同看法。姚文就持否定的看法，认为“这种文化优越感成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阻碍”，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剧”〔27〕。著者则持肯定的看法，认为这不是“悲剧”，也非吸收外来文化之“阻碍”，相反还是吸纳消化外来文化之唯一前提。没有这样的“文化主体地位”，而去盲目吸收外来文化，恰如给死马注射强心针，再名贵的药物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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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倡导的“西化”层次与领域，超过同辈诸公许多，但他却没有放弃这个“文化主体地位”。他撰《大学章句质疑》二卷，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嵩焘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而知圣人尽性以尽人物之性，统于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学。学者，致知诚意，极于修身止矣。致知之道广，而具于心者约；诚意之功严，而尽天下之事固无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国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之修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穷极物之理而不遗；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则。知此则大学一书完具无缺，数百年之辨争，盖皆求之于外，而于中之要领，有未究也。用其书以求朱子之学深味而行之，可也；强大学之书以从朱子，比类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则亦徒见其陵越而已。”〔28〕又谓：“致知所以在格物者，极吾知之量不能逾乎物之则也，致知即知止之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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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撰《礼记质疑》四十九卷，也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窃论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则恐展转以自牾者多也。”〔30〕又说：“化即程子变化气质之化，化者，变之甚也，逐物而流，随物而迁，久之遂与物化，而好恶随以转移。物至之知亦迷惑而丧其守，于是心知气体一沦于物，莫能自主，故曰化物。”〔31〕“味也，声也，色也，人欲之所附以行者也，而天命之精聚焉。人秉五行之秀以生，有口自能知味，有耳自能审声，有目自能辨色，圣人为之判五味之宜，辨五色之正，察五色之文，而天理之流行依乎人心之感应，以为之则。是以味声色三者，五行万物自然之符，即民生日用自然之序，非是则天地之用穷，民生日用之经亦废。人之生生于味声色之各有其情。故礼者，治人情者也，非能绝远人情以为礼者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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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撰《中庸章句质疑》二卷，也是对这个“文化主体地位”的坚守，说：“嵩焘少读是书，亦时有疑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为达道，尽人所知也，知仁勇之为达德，尽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数者之分为达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义也？中庸于此三者，言之详矣。……读中庸者，能知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于圣贤成己成物之功，亦足窥其崖略矣。”〔33〕又谓：“中庸喫紧在慎独，而推本性之原于天，以见人之所以与天地同量者，其原固无二也。……性丽于道而原于天，以待体于人，则人自效其成能而物无与，注以人物各循其自然，而谓之道，疑所谓自然者，天道之无为者也。率乎性而为道，圣人尽性之功也，人道也。天既命于人而有性，而凝之以为道，则此道字不必虚属之天。率性者，人道之有事乎。率也，非循其自然之谓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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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撰《论士》、《文中子论》、《朱子家礼》五卷、《玉池老人自序》等，又于湖南城南书院、思贤讲舍等地讲论船山学、礼学、庄子学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固守“儒学”与“中学”，坚守中华文明之“文化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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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儒、西关系之处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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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几乎均不以“中体西用”判郭嵩焘，而是相反，认为他突破了“中体西用”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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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良俊《郭嵩焘对“中体西用”模式突破的贡献》一文，就认郭氏“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认识基础，也揭露了其逻辑荒谬”〔35〕，是对“中体西用”模式的“勇敢挑战”〔36〕。冯吉红《略述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一文亦认郭氏“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开启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先河”〔37〕，“不拘泥于传统的‘中体西用’模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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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所谓“中体西用”，严格讲来是特指洋务派的儒、西关系处理格式，分解讲来就是“中体中用加西用”，就是吸纳“西用”以卫“中体”。这个格式近代以来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批评的关键点，是认定“中体”之捍卫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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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捍卫“中体”，而在要捍卫怎样的“中体”；问题的关键也不在要不要吸纳“西用”，而在要吸纳怎样的“西用”。假如洋务派认定的“中体”就是专制制度，就是纲常名教，则这样的“中体”当然是不值得捍卫的；假如洋务派认定的“西用”，就是“器物”，就是“船坚炮利”，则这样的“西用”当然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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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器物”、“制度”、“文化根本”三个层面来看“中学”与“西学”，则知中、西各有本末与体用。相对于“制度”而言，“器物”是末，是用；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制度”又成为末，成为用。洋务派主张“器物西化”，相对于“制度”而言，当然是一种“中体西用”；但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它不过又是一种“中用加西用”。郭嵩焘主张“制度西化”，相对于“制度”而言，它当然突破了“中体西用”之框架；但相对于“文化根本”而言，它依然只是一种“中用加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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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以“制度”为本，为体，则可判定郭氏突破了、超越了“中体西用”；假如我们以“文化根本”为本，为体，则又可判定郭氏依然属于“中体西用”，只是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高了一个层次，可以称之为“高级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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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西学”亦然。主张“器物西化”，只涉及“西用”；主张“制度西化”，亦只涉及“西用”；只有主张“观念西化”，以“西式思维”替代“中式思维”，才涉及“西体”的问题。如此则可发问，郭氏之“西化”已涉及“西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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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致李伯相》论“西体”云：“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在此学习律法。……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39〕此处郭氏是以“制度”即“各种创制”为本、体，而以“器物”即“坚船利炮”为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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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姚彦嘉》论“西体”云：“鄙人常论办理洋务之节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强之术，……凡为富强，必有其本。人心风俗政教之积，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风俗而求富强，果有当焉，否耶？贤如幼帅，于此亦未能深察也。”〔40〕此处郭氏是以“人心风俗政教”为本、体，而以“富强”为末、用，大致也是以“制度”和“器物”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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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李傅相》论“中体”云：“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41〕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器物”如“富强”等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振厉朝纲，勤求吏治”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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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李傅相》又论“中体”云：“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贤者于此固当慎之。”〔42〕此处郭氏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纪纲法度、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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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友人论仿行西法》论“中体”与“西体”云：“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则西洋与中国同也。……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43〕此处郭氏中、西并论，同样是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如“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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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议》再论“中体”与“西体”云：“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后可以论事之当否，知其末而后可以计利之盈绌。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人心厚、风俗纯，则本治；公私两得其利，则末治。”〔44〕此处郭氏是以工商、逐利、富强等为末、用，而以“人心风俗”等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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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光绪元年《条议海防事宜》论“中体”与“西体”云：“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45〕此处郭氏亦以“富强”为末、用，而以“制度”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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