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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欧人之强也,数百年来,学校之间,说三变矣。自古文学复倡后,始则为人道学,近数十年来则为国民学,终则为物质学。……而以今日中国之所最乏者,则在物质也。无物质之实用,而徒张国民之虚气以当大敌,亦犹制梃以挞秦楚也,必不能也。盖精神之本,又在人道学之道德礼义,而不能以国民虚矫之气当之也。……以中国之人道学固备矣,且有过于欧人矣。……其所绝无而最缺,而不能以立国者,则在物质之一事也,故吾之于物质学,最为深切而谆谆也。”〔186〕此处尊西洋之“物质”、“物质学”,同时尊中土之“人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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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物质救国论》者,“儒(中)西并尊”之作也,“物本教末”之作也。处理儒(中)西关系,采“儒(中)西并尊”之立场;处理物质学与教化学之关系,则采“物本教末”之立场。因“物质学”盛强于西洋,“教化学”盛强于中土,故《物质救国论》又暗藏“西本中末”之格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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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物本”之“物”确指为何?答曰:一曰“物质”也,一曰“物质学”也。“物质”者,工艺、兵炮、铁轨、电线之类也;“物质学”者,化、光、电、重、天文、地理、动植、生物之类也。关于“物质学”之内容,《物质救国论》曾以美国为例,列出六科:机器、工程、化学、农、商、矿。机器科四年课程为:算学、物理、化学、兵操、器械、工程、天文等。工程科四年课程为:算学、物理、化学、绘图、兵操、练身、机械、地质等。化学科四年课程为:算学、物理、化学、绘图、兵操、练身等。〔187〕可知“物质学”者,“自然科学”也。“物质救国”在器物层面,就是工艺、兵炮救国;在学理层面,就是“自然科学”救国。“自然科学”为本,“社会科学”为末。这跟中国最近三十年之实际情况,有高度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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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救国论》之“序”云:“乙未、戊戌以前,举国鼾睡,无可言也。至庚子以后,内外上下,非不知吾国之短,而思变法以自立矣。则举措茫然,不知欧美富强之由何道,而无所置足也。议者纷纭,各自以其测天之识而猖狂论之,谓天圆覆犹笠也,谓地平方犹块也。当同、光之初,曾文正、李文忠、沈文肃诸公,草昧初开,得之太浅,则以为欧美之强者,在军兵炮舰,吾当治军兵炮舰以拒之,而未知彼军兵炮舰之有其本也。至乙未东败之后,知之渐进,以为欧美之强在民智,而开民智在盛学校也。于是十年来,举国争事于开学矣。至戊戌之后,读东书者日盛,忽得欧美之政俗学说,多中国所无者,震而惊之,则又求之太深,以为欧美致强之本,在其哲学精深,在其革命自由,乃不审中国病本之何如,乃尽弃数千年之教学而从之。于是辛丑以来,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医论日以多,药方日以难,脉证日以乱,病势日以深。当此危命如丝、弥留喘息之时,言学之参术,既迟不及救;言自由、革命之天雄大黄,则益以促其生。俄之破坏中立,既欲窥新疆,英伸手取藏,而德则忍俊不禁,明索山东矣。大势岌岌,瓜分可忧,而我举国上下,尚复瞽者论目,盲人骑马。危乎哀哉,其可畏也!”〔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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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把“物质救国论”置于清末以降各种救国方案之大背景上来定位:曾、李、沈等人之“军事救国论”,“得之太浅”;乙未东败之后之“教育救国论”,亦只是“知之渐进”;戊戌之后之“学术救国论”、“革命自由救国论”,仍是“不审中国病本之何如”。总之康氏自认“物质救国论”不同于洋务运动之“中体西用论”,亦不同于戊戌变法之“君主立宪论”,更不同于辛丑以降之“自由革命论”,但没有明白说出差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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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高于民主”、“富强高于自由”、“富强高于人权”,乃《物质救国论》之“微言大义”,读者宜关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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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质救国论》之后:“儒(中)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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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救国论》之“序”云:“方草各国游记,而苦时日之难毕也,先为《物质救国论》以发明之,冀吾国吏民上下,知所鉴别,而不误所从事焉。”〔189〕可知《物质救国论》是在撰写“列国游记”的间歇,抽空完成的,是“列国游记”主旨思想的一次总结。故它所反映的是康有为整个第三期(出亡海外后期,1903—1913)的思想格式,与其之后的其他作品,格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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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恶士弗大学图记》云:“而吾国人今以欧美一日之强,未尝考察,想象如帝天,自视为野蛮,则奇愚莫有甚焉。忘祖媚外,抑何不自立乃尔耶?夫中国之立学最久,……真可雄矜于万国,永为大地第一文明古物者矣。”〔190〕这是一个“中西并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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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欧美学校图记英恶士弗大学校图记》云:“盖人之为道,知新与温故皆不可缺,进取与保守皆不可无,稍有所偏,皆足致病。相其时宜,步骤驰驱,天马鸣銮,温然中节。……然今既人人知变,则自有轨道可寻,亦自有宜温故存旧者。苟不问可否,一概扫除,见西法辄师之,见我法即弃之,既不保存国粹,则无深情雅性逸旨高怀,而人格将下。且立国自有精神,不在形式。若事事从人,以顺为正,是为奴婢也。此野蛮之国则可,岂有数千年文明之中国而为婢仆之行哉!”〔191〕这也是一个“中西并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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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法兰西游记》云:“欧美百年之横于大地,如飘风暴雨之不能终朝耳,何足畏乎?以吾国辟地之广大,殖种之繁庶,教化之深厚,生质之聪敏,无在非具为地球主人翁之资。欧美人虽强盛,不过百年,资吾先驱耳。横览大地,吾何有焉?皇皇神州,惟吾国乃能保存吾固有,以化大地,而何事自乔入谷,以媚外苟存乎?”〔192〕又云:“以吾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193〕以上均采“中西并尊”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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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日耳曼沿革考》云:“今欧洲之强乃出幸致,所变新法之安乐富强者,不过数十年。我中国收之,即可立致富强安乐,为大地霸。然则欧洲百年间虽为大地富乐强霸之主,而千余年受战争惨酷之祸。我国数十年间虽遭凌弱,而前后万数千年得安乐强霸。以算学乘除之,孰为得失?岂可以彼一二日之盛而尽称之?吾仍以孔子之义为美,而欧法虽幸中,仍为失也。”〔194〕又云:“欧洲自科仑布寻新地,倍根发新学,华忒利汽机之后,别为新世界。其艺、乐、兵、律之精密,固自绝出于前古而无可比较焉,此必当师之者也。若夫政、俗、伦、教之间,与吾互有得失,而其百年前之事不如我者尤多。岂可以彼一日之强,而尽媚以为美善耶?”〔195〕以上均采“中西并尊”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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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西班牙游记》云:“观此院也,吾重伤于欧民也。彼十七纪以前,殆无日离甲胃剑戟弓弩之世也。其以精枪横行,仅三百余年耳。吾崇祯时炮、康熙时枪已甚精,但无竞争之国,偃武修文,销锋为器,故不事此,因以不进也。夫道得失相反以相成,神奇为臭腐,臭腐复为神奇。吾国文治之至而遂衰也,欧人争乱之极而遂进也。故夫言道之难也,有所偏重者必偏亡。印度戒杀生言仁太甚则亡,中国重文化言安太甚则弱。”〔196〕此处亦持“中西并尊”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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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2月8日《复刘观察士骥书》云:“且中国数千年之为治,实至奇异,而为大地万国之所无。盖立法至疏,设官至少,人民以为天下□□,而不知有国而爱之,可谓之无官、无律、无国,而能长治久安,远过欧美者,不过以一部《论语》治之,人人崇礼信、尚廉耻、知孝弟而已。吾久居欧美,乃叹孔子之教之绝异而至美也。今将欲富强乎不难,但言之既渐隳廉耻而坏人心,吾方耻之。然以救国之故,处竞争之势,终无以易之。则道有阴阳,药有标本,因时为急,无如何者矣。(吾国可谓道德齐礼,欧美可谓道政齐刑、民免无耻。今之盛称法治者,未知其故也。)”〔197〕此处乃为“儒西并尊”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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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补奥游记》云:“一国之所以立,在言语、历史、教宗,此国人之精神所托也。日本自无教主,可不必计。若我中国,既以儒为国教数千年矣,国人之风俗、心思骨干,皆自儒教孕育而成。但当与时扩充,勿以旧说缚束新世界之心思耳。……无知者以欧美人一日之强,乃动以彼族一切为文明,而旧俗若等于野蛮者,至欲并灯烛一切扫除之。试问意、奥、班又为何洲之国乎?欧人昔师我东方之灯烛以为光明,今人乃必欲舍光明而师欧人之黑暗,不辨得失,媚外而已,何文明之云?”〔198〕此处既有“儒西并尊”,又有“中西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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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9月30日《记中国宜用孔子纪年》云:“今之人贵文明而贱野蛮,岂非内诸夏而外夷狄欤?美、瑞之选贤能为民主,岂非所谓天下为公欤?但今未离内其国之时,故太平大之道犹有待耳。……国土万千,旋立旋灭,置大地中如泡影耳。惟教主久而愈尊,亦有道而无国。然而万国中诞降教主,而国大能自立者惟我耳。以远鬼神而务民义,故政治修;以不娶同姓,故人民繁;以文武并尚,不徒诵经膜拜,故国能大。试校之犹太、印度诸国而可知也。”〔199〕此处基本上还是“儒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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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5—6月《中华救国论》云:“故其政教并行,亦如双轮并驰,一前一后,一上一下,相牵相掣而得其调和也。然则法国虽大变,而尚有教存焉,不若吾国之并政教而尽变之,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而美、法之美,未必可学也,惟有乱而已。”〔200〕又云:“今共和成立已数月矣,五族既合,民心已一,乱无可虑。所独忧者,万国眈眈,暴民攘攘,乱舞傞傞,颠倒衣裳,再失其道,自取分亡,则五千年之文明,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华胄,将为奴隶,耗矣哀哉!若能为之有序,措之得宜,讲乎外势而先弭内乱,以国为重而民从之,有政党内阁以为强力政府,行保民之政,富而教之,保中国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备,则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201〕“保中国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备”,是一个“保中增西”的方案,当然是“中西并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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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7日《孔教会序》云:“基督尊天养魂,忏恶劝善,行之欧美,成效久彰矣。然孔子之道,以人为天所生,故尊天,以明万物皆一体之仁;又以人为父母所生,故敬祖以祠墓,著传体之孝。若基督只明尊天,而敬祖阙焉。今岂能举中国四万万人之祠墓而一旦尽废之,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202〕这是一个“儒西并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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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夫孔子之道,本于天而不远人。人之性出于天,故因人性以为道。……苟非若婆罗门之去肉出家、墨子之非乐不歌,则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苟非生于空桑、长于孤岛无人之地,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为然也,恻隐羞恶,知虑进取,人之性也,扩而充之,以为仁义智勇之德,虽禽兽亦有是一二焉,但不能合而扩充耳。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203〕此处“普大地万国”之说,已超出“儒西并尊”之立场,而开始走向“以儒化西”。“以儒(中)化西”,刚好就是康有为儒学思想第四期之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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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第四期:“以儒(中)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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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二归国,结束长达十五年的亡命海外生涯,康有为的儒学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儒学(甚至广义地说中学)已不再只是“治中国”之药方,而是扩大为“平天下”之药方,已不再只是“治一国”之药方,而是扩大为“治万国”之药方。其思想格式于是从第三期之“儒(中)西并尊”,转变成“以儒(中)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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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儒(中)学”在康氏心目中,已可以单独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这就比《大同书》前进了一大步:《大同书》是采“合儒(中)西”而成“普世价值”的立场。或者换言之,《大同书》只是从消极立场反对“西学西理”单独成为“普世价值”;第四期则是从积极立场肯定“中学中理”可以单独成为“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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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曾谓:居西洋愈久,愈觉中土之可贵。吾人同样可以说:愈是了解“西学西理”,愈觉“中学中理”之深邃广大。“中学中理”之价值与意义,不是靠自身获得的,而是在与“西学西理”的比较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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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2月11日《〈中国学会报〉题词》云:“夫立国之道,本末精粗,其运各有在矣。吾中国以文明号于大地者也,吾之教化哲学,为欧美人所称久矣。数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数十年之贫弱屈也。吾何以能为万里一统之大国,吾何以能为四万万人同居之大族,吾何以能保五千年之文明?若埃及乎,则文明久灭矣;希腊乎,则人种灭绝矣;波斯乎,久为回教所散矣;印度乎,久为异教异族所范矣。惟我中国,则五千年光大宏巨,长久而无恙。自欧人后起外,大地古国乎,惟我中国而已。其所由得此之故,吾国人不可不深长思矣。虽政治、物质之末,逊于欧人,而自有国魂主之,乃能以永久而不敝矣。夫所谓中国之国魂者何?曰:孔子之教而已。孔子之教,自人伦、物理、国政、天道,本末精粗,无一而不举也。”〔204〕此处以“孔子之教”既优于埃及、希腊、波斯、印度之教,又优于欧美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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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孔子为中国改制之教主,为创教之神明圣王。孔子以前之道术,则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之教化,则吾中国人饮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矫首顿足,无一不在孔子范围中也。岂惟中国,东亚皆然。若日本之强,以欧美之政治、物质为其皮肤,以孔子之教为其神骨者也。今日本人家诵《论语》,国尊儒学至矣,是以有乃木之感。而我自有教主,乃反不知而废弃之。若废弃孔子,则中国之教化尽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则无以为家;行不知所行,言不知所言,立不知所立,则无以为身;伥伥何之,茫茫何适,不知所师从,不知所效法,则无以为心。若夫纪纲荡扫,礼俗凌夷,国无以为国,则成效可睹矣。夫至四万万之人,行不知所往,言不知所从,伥伥何之,茫茫无适,是谓之丧心病狂,国为离魂。夫至于举国离魂,丧心病狂,而日蒙之以欧美之皮毛,即使染为碧瞳,粉成白脸,饰成金发,而曰吾为欧美人矣,人无不大笑之。即为欧美人,而若班、葡之危弱,墨、中南美之乱暴,奚取焉?”〔205〕此处以为“孔子之教”已经超出中国之域,而成为东亚之“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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