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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所以谓钱穆以“尊孔即尊西”评康氏是一种失，只因为此种评判完全不合于康氏第一期与第四期之思想实际。第一期“援西入儒（中）”，是以“中学中理”为刀俎，以“西学西理”为鱼肉，不存在“尊西”的问题。第四期“以儒（中）化西”，是以“中学中理”为大视野，以“西学西理”为小视野，以中土为较高级社会形态（“升平世”），以西洋为较低级社会形态（“据乱世”），也不存在“尊西”的问题。换言之，康有为“始终尊孔”，却并不“始终尊西”，此所以不能谓“尊孔即尊西”也，此所以钱穆之评判有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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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第二期“以西化儒（中）”是不是“尊孔即尊西”呢？有时候是，但并非尽然。第三期“儒（中）西并尊”是不是“尊孔即尊西”呢？基本上不是。处在二、三期转折点上的《大同书》，就明确地把“尊孔”限定为“中学中理”。如其言“论万国有人伦而族制莫如中国之盛，故人类最繁”〔257〕，此可判为“尊孔”，然不得判为“尊西”。又言“论有父子之道人类乃强盛”〔258〕，此可判为“尊孔”，不得判为“尊西”。又言“论孝为报德宜重”、“论欧美人子之薄报”、“论欧美薄父母由于重夫妇”〔259〕，此可判为“尊孔”，不得判为“尊西”。又言“论孝报欧美不如中国，耶教不如孔教”〔260〕，更是只可判为“尊孔”，不可判为“尊西”。更言“耶稣之教，至大同则灭”、“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261〕，表明康有为只把“西学西理”视为人类历史某个阶段（如据乱世，顶多升平世）之学问，不视为“普世价值”，更不视为“最高真理”。“最高真理”、“最高学问”、“普世价值”之类，只能到东方，到“中学中理”中去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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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康氏“尊孔”，不是为了“尊西”，有时“尊西”，只是为了更好地“尊孔”，故“尊孔非尊西”也。如此则可断言，钱穆“尊孔即尊西”之评判，乃是一种误判，非为“的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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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评判康有为，有一得两失。一得者，谓康氏仿耶教而立孔教“实为不必也”；一失者，以为康氏处理儒（中）西关系之格式“同于叶德辉、张之洞”也；再失者，以为康氏政治上以虚君共和代民主共和乃是“一文不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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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刊发《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云：“吾最后尚有一言以正告康先生曰：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教界伟人，不生此土，即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亦必无何等威权，何种荣耀。……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之中枢，万事循之退化。……若康先生者，吾国之耆宿，社会之中枢也，但务端正其心，廉洁其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则裨益于风俗人心者，至大且捷，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262〕西洋强盛，非赖耶教；中土强盛，又何必立孔教而后为。中国五千年强盛，非立教促成；二百年衰败，亦非无教而致。故立教非为拯救中国之良方。陈独秀评康氏仿耶教而立孔教为“不必”，是其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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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刊发《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云：“不图当日所谓离经畔道之名教罪人康有为，今亦变而与夫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其或自以为韩愈、孟轲，他人读其文章，竟可杂诸《翼教丛篇》、《劝学篇》中，而莫辨其伪。”〔263〕《翼教丛篇》者，湖南叶德辉反驳康派言论之代表作品也；《劝学篇》者，河北张之洞反驳康派言论之代表作品也。杂康氏于其中“莫辨真伪”，是谓康氏同叶、张两氏一样反对在中国施行“西洋文明大原之自由平等民权诸说”、“祇知歆羡坚甲利兵”。〔264〕此一评判实为不当，叶、张二氏讲“中体西用”，康氏并不多讲；康氏讲“儒（中）西并尊”，讲“以儒（中）化西”，叶、张二氏亦不讲之。最为关键的是，康氏讲求政治制度之变革，改君主制为虚君共和制，主张“变体”；而叶、张二氏不主张“变体”，反主张以西式武器“卫体”。这两种态度是有本质之不同的。总之以康氏与叶、张二氏为“同格”，乃陈独秀之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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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发《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云：“《共和平议》卷首题言，用《吕览》之例，有破其说者，酬千圆。吾观吕氏书，其自谓不能易一字，固是夸诞，然修词述事，毕竟有可取处。若康氏之《共和平议》，虽攻之使身无完肤，亦一文不值！盖其立论肤浅，多相矛盾，实无被攻之价值也。”〔265〕“一文不值”、“无被攻之价值”等评论，实在太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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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共和平议》，其言“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266〕，难道一文不值吗？其言“中国必行民主制国必分裂”、“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267〕，难道一文不值吗？苏联其例也，南斯拉夫其例也！其言“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268〕，难道一文不值吗？其言曰“天下古今民主国无强者”、“罗马与英皆由民主改君主而后盛强”〔269〕，难道一文不值吗？总之，“富强高于民主”之论，难道一文不值吗？以“一文不值”驳《共和平议》，实即以“一文不值”驳“虚君共和”〔270〕。难道“虚君共和”果真一文不值吗？英、日等国即以“虚君共和”而致强盛，怎么能说“一文不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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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评判康有为，亦有一得一失。以“格义”评康氏，且认为其“必有”，是其得也；没有对中之人“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套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学术格式提出批评，是其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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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云：“康有为的思想带有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可以称为‘格义’。……他是以旧的解释新的，以中国固有的文化的眼光批评西方传来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免用中国的历史去套西方的历史，用中国的理论去套西方的理论，这也可称为‘格义’。这种互相解释和批评，是两种文化在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所必有的现象。”〔271〕用“中学中理”去套“西学西理”，以“中学中理”为刀俎而以“西学西理”为鱼肉，被肯定为“必有的现象”，此乃冯氏评康氏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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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又云：“但在近代维新时期中，主要倾向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看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西方文化。在现代革命时期中，主要倾向是从西方文化的观点看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套中国传统文化。前者是用旧的批评和赞赏新的，后者是用新的批评和赞赏旧的。”〔272〕于“中国学者”而言，究竟该用“中学中理”去套“西学西理”，还是该用“西学西理”去套“中学中理”，冯氏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此其失也。就康氏而言，其第一期“援西入儒（中）”、第四期“以儒（中）化西”，就是用“中学中理”去套“西学西理”；其第二期“以西化儒（中）”，就是用“西学西理”去套“中学中理”。康氏最后以“以儒（中）化西”为归宿，表明他自己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中国学者”理应采取“以儒（中）化西”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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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冯氏不肯定康氏“以儒（中）化西”之立场为“必有”，不对两种立场之取舍给出一个明确态度，且未对中之人“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套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学术格式提出批评，乃是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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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姜义华等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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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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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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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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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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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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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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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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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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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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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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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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