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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85 但西洋学问之全体,在西元20世纪后期出现“东转”之势,“知识论”亦不例外。20世纪下半叶“大科学”运动在西洋出现,即是一明证。“大科学”运动试图超越各门具体科学,而求得一更广大之综合。如地理学,原只以“客观的”地球表层为研究对象,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实际是把“客观的”地球表层从一开放、极复杂之超大系统中剥离出来,进行“孤立”研究。此为传统地理学,即“小地理学”之通常做法。“大地理学”则反之,要将“客观的”地球表层置回此超大系统中,进行综合研究,故名“综合地理学”、“统一地理学”、“大地理学”。最终构成一种涵盖环境科学、生态科学、行为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景观科学、历史学、文化学、地理思想史、发展战略学等等具体科学之超巨“大科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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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87 宇宙是一有机整体,“西式科学”之做法是将对象从此整体中剥离出来进行“个别研究”,“中式科学”之做法则相反,是把对象“置回”到此整体中进行“综合研究”。“易学”是这样一种科学,“易学”指导下之“中医”亦是这样一种科学。以“易学”、“中医”等为代表之“中式科学”,把天地万物看成一活的有机整体,一综合性之自组织系统,一对称、协调、契合之秩序链,此链条上任一环节之脱落,均会引起全系统之全面震荡与整体损坏,影响全局而非局部,并最终危害人类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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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89 “《周易》理论把天、地、人看成是自然界一个整体、一个综合性的自组织系统,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均包含在该系统中,它用一套独特的象、数、理思维方法来分析研究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问题,所以现代科学领域内一些重要难题的解决在思维方法上不同程度地与《周易》理论就有着奇妙的联系。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具有整体观、动态观、结构层次观和相互联系观等方面特点的《周易》理论的大科学观的一种表现或在更高阶段的复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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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91 西洋“大科学”运动追求(一)整体优先,视各部门、各学科为不可分割、具内在联系之有机整体〔14〕,(二)概念之外延最大化,构成所谓“泛概念思潮”〔15〕,(三)科学之“非纯粹化”与“非中立化”,反对“为知识而知识”〔16〕。此几项追求,刚好即是中土哲人自始以来所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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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93 中土“大知”思想,其基本思路正好就是围绕整体优先、概念泛化、反对“为知识而知识”而展开。西洋20世纪后期出现之“大科学”运动,不过是向中土历史悠久之“大知”思想的某种回归。换言之,理解西洋“大科学”时代之各种观念,中土“大知”思想乃是最好背景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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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95 西洋与中土诸多学者,常指责中土“无知识论”,指责中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之传统”;自西洋“大科学”运动出,此两项指责均成“妄论”。第一项指责是以西洋“小知识论”为唯一正确之知识论,不明白中土几千年来已有一个“大知识论”传统,不明白西洋思想也在朝着这个“大知识论”方向“东转”;第二项指责是以西洋“为知识而知识”之做法为唯一正确之思想方向,不了解中土哲人所以不愿“为知识而知识”之内因,不了解西洋哲人也已开始反思“为知识而知识”之狭隘性与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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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97 “中式思维”倡导“大知识论”,始终紧扣“宇宙背景”而论知识,不把对象“剥离”超巨系统进行“个别研究”,把对象“置回”超巨系统进行“综合研究”,追求开放系统中之“非纯粹知识”,主张糅合政治、社会、文化等,反对“为知识而知识”。此套观念不仅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而且有可能引领人类思想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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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999 第六节 “大义主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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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01 就“问答体系”而言,柏拉图为西洋哲人创发一种可名曰“直路答”之“问答体系”,目标是在各种各样孝之背后,找到“孝本身”,在各种各样“仁”之背后,找到“仁本身”,在各种各样“政”之背后,找到“政本身”,等等。且看《柏拉图对话集》所载苏格拉底与欧提德谟斯一段有关“善”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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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03 欧:请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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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05 苏:盗窃、欺骗、卖人为奴,这几种行为是善还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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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07 欧: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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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09 苏:欺骗敌人是恶吗?卖原来敌占城市中人为奴是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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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11 欧:是善。不过我指的是朋友,未涉及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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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13 苏:照你所言,盗窃朋友是恶。但若你朋友打算自杀,你盗窃其自杀工具,是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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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15 欧: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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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17 苏:你说欺骗朋友是恶,可战时统帅为鼓舞士气而欺骗士兵说:“援军将到!”但其实并无援军,此种欺骗是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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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19 欧:这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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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21 同一事件,同一行为,对不同之人可以是善,亦可以是恶;对同一类人(如朋友)可以是善,亦可以是恶;对同一个人可以是善,亦可以是恶。可知善或恶,乃完全是“境遇主义”者。中土哲人与西洋哲人均承认此种“境遇主义”之存在,然对于“境遇主义”地位之判定,却根本不同:中土哲人以为只存在此种“境遇主义”之善或恶,此种善或恶,就是唯一真实之善或恶;西洋哲人如苏格拉底,则认为此种具体、有条件之善,乃是不真实者,唯有“一般的善”方为真正之善,唯有关于永恒不变、普遍之“善”之知识,方为唯一之“真知”。在“境遇主义的善”之背后,找到“永恒不变的善”,乃是西洋哲人之一项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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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23 再看柏拉图《美诺篇》所载苏格拉底与美诺一段有关“美德”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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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25 美:勇敢、节制、智慧和豪爽都是美德,别的还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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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27 苏:是的,美诺,这里我们又一次陷于同样情形:在寻求一种美德时,我们找到了许多美德,虽然和以前不是同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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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29 美:是呀,苏格拉底,我现在甚至也还不能照你的意思发现一个对于美德的共同概念,一如发现其他东西的共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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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31 苏:别惊讶,我将设法接近此种概念,要是我能够。因为你知道一切事物,均有一个共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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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033 找寻一切事物中之“共同概念”,即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给西洋哲人规定之任务,如在各种不同的“孝”之背后,找到“孝本身”等等。而这恰好是中土哲人不从事,亦不愿从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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