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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被视为“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如“人”之概念的内涵是“能够制造生产工具”，故“人”被定义为“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动物”在生物学上是“人”所属之“属”，在“动物”之“属”下，除“人”之外，尚有其他“种”，如飞禽、走兽等。“人”之定义，实际就是“属加种差”，“人”之种与其他种之差异，在其“能够制造生产工具”，“属”加上此“种差”，即是“人”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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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人习惯于“直路答”，因其哲学体系是以“定义”为基础者。而“定义”又是建立在四个原则之上：（一）定义项之外延与被定义项之外延完全相同，（二）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被定义项，（三）定义之肯定式优先于否定式，（四）定义项中不得有含混之概念与语词。此四项原则，共同指向之目标是“定性”，即“固定本性”，在任何境遇、任何条件下均固定不变之“本性”。认定并证明任何事物均有一“固定本性”或“定性”，正是西洋哲学家“直路答”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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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认定此“定性”不存在，则“定义”这种逻辑形式，亦就不能成立。如人之“种差”无限多样，为何一定要视“能够制造生产工具”为唯一之“种差”？“能够发明符号”是否“种差”，“能够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是否“种差”，“能够无季节发情”是否“种差”？答曰：均是。“属”加每一“种差”，均可构成“人”之定义。若吾人承认“种差”之多样性，则“人”就没有唯一正确之“定义”，而只有各种不同之“定义”；在这各种不同之“定义”背后，吾人找不到一个所谓“定义”本身，找不到一个所谓“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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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就是一套不承认有唯一“种差”之思想体系，就是一套不承认“定义”这种逻辑形式之思想体系，就是一套不承认任何事物之“定性”之思想体系。它只承认“关系”与“境遇”，认为在不同“关系”下事物有不同性质，在不同“境遇”中事物有不同性质。相对于“主谓式句辞”而言，吾人可将此种思想体系叫做“函数式句辞”；相对于“定性”而言，吾人可将其叫做“随性主义”；相对于“定义”而言，吾人可将其叫做“大义主义”。综合起来，就是中土哲人贡献于人类文明之“关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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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哲人之“问答体系”，均是立于“定义”之对立面：儒家之“直路答”，是“境遇主义的直路答”，是“泛定义”者；道家之“不答”或“答不”，是不承认可给任何东西一“定义”，是“反定义”者；禅宗之“绕路答”，是“境遇主义的言他”，是“非定义”者。“泛定义”、“反定义”、“非定义”，均不承认“定义”，目标就是要打破“定性”之神话，建构一种“境遇主义”或“关系主义”之思想体系。此思想体系，正乃中土哲人贡献于人类文明之最重要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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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思维”在“绝对主义的直言”之“问答体系”之外，另行创发“境遇主义的直言”、“境遇主义的不言”与“境遇主义的言他”之三种“问答体系”，强调“大义”或“训义”，反对“定义”之狭隘性，强调无限多样之“种差”，强调“随性主义”与“关系主义”，认定万事万物在不同境遇、不同关系中其“性”不同，此套观念亦有可能在未来得到弘扬，并成为人类文化之共同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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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儒学”与“中学”之未来前景，是很乐观的。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去发掘它、“发明”它，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哪个方面去发掘它、“发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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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诸段曾参阅宋开芝、胡传胜及其他作者之相关观点，但仍不全面。除“自然观念”、“道统观念”、“道德至上观念”之三大观念外，儒学在“近代”曾出现“观念全体”之“总退却”，至今难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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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扩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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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穆勒：《功利主义》，叶建新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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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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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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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穆勒：《功利主义》，第4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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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穆勒：《功利主义》，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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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穆勒：《功利主义》，第121—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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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东荪：《道德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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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邦凡：《论推类逻辑与中国古代科学》，《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第116—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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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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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青山：《大科学思维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地理学报》1991年第3期，第360—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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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斌：《〈周易〉的大科学观》，《安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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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理毅：《论“大科学”观》，《娄底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第96—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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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松林：《大科学时代与泛概念思潮的发展》，《未来与发展》1988年第3期，第4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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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刁生富：《大科学时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7期，第5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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