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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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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细究“现代儒学”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具有极为明确含义的概念,与所谓的“新儒家”概念有着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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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特定的含义,其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新儒家”主要是指这些代表人物的儒学思想。其间虽也有种种区别,但他们的思想却也有“一以贯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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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儒学”这一概念所表达唯一意思就是儒学在现代或在现代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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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现代”和“儒学”都是含义极为复杂的概念,尤其是“现代”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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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现代”一般与近代、当代相区别。如果将1840年至1915年这一段历史称之为近代的话,那么从1915年至1949年这一段历史就叫做现代。而1950年至今则被称之为当代。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这样的历史断代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显而易见,这三段历史及其间的思想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特别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更是如此。但是本书所谓的“现代”儒学却指称1915年以迄当今的儒学思想。如果我们把现代儒学局限在1915年至1949年,那么港台地区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就难以处置与安排。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港台地区的儒学发展是大陆地区1949年前儒学思想的延伸和演变。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就反复申明自己传承的就是熊十力的衣钵。因此,为了完整地体现和研究中国现代儒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放大现代的含义也就是势所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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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儒学”中“现代”不只是一个历史的分期,更是对此段历史时期性质的断定。所以,此处所谓的“现代”也就进一步有了“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含义。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曾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种种要素。比如陈独秀就是以包含着人的独立、自由、平等、法制、科学、民主等在内的一种新人生论来评判传统儒学思想的。陈独秀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批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尤其是他竟然天真地认为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可以有“存其一必废其一”的关系。但是在此时此地,我们又不得不说,他对现代社会性质的理解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即现代社会必须是法制的、民主的、独立的、自由的、科学的等。如缺少了某些环节,就不能够说这样的社会是现代社会。他以现代性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批评给儒学的现代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一课题就是,如何将现代性与传统的儒学思想结合起来以促进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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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梁漱溟就接过了这样的话题。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主题就是回答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科学、民主、法制等社会要素。他的答案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发展走的是不同路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民主与科学。后来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他的某些看法虽有改变,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主精神,却没有民主制度,但其总的思路也还是试图将现代性的思考与儒家思想的传统结合起来。贺麟“儒学思想的新开展”的课题大体上也是循着同样的思路。后来的新儒家的各位也走着所谓的“返本开新”或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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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何努力将传统儒学思想与现代性结合,或如何努力将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文化某些要素融合起来,使儒学思想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是现代儒学致思的方向。这里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问题。如果加以细究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别,或者将传统与现代区分开来只有在我们的思维或概念世界中才有可能。于是,我们就有了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完全是因为我们将时间空间化了的结果,以为传统儒学已经离我们相当的遥远。这种将时间空间化的思维方法用来研究自然界尚且会出现不少错误,以这样的方法来研究生命及其思想的发展历史,更是问题层出不穷。由于将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了起来,为了表达我们对儒学思想的殷切深厚的感情,我们因此极力向传统儒学靠近。殊不知,此种认知思路似乎对传统表现出了某种深厚的感情,然而实际上却反而疏远了传统,把传统看做好像是某种与我们没有血肉相连的东西。其实,传统并没有离我们而去,传统就在现代之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传统逐渐地融化在现代的社会与我们的生命之中。可以说,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现代,因此任何现代社会都是传统的延伸。但必须注意的是,现代社会并不只是传统的完全的克隆或复制,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衍变。我们不应该在现代社会之外去寻找所谓的传统,传统就在现代社会之内。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立足当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蕴涵着传统的现代,而不是完全地脱离或超越现代去寻找传统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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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大体上是沿着上述的思路来研究现代儒学的发展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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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七章《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是由张健捷撰写的,第八章《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是由王怡心撰写的,第九章《钱穆的儒学思想》是由王晓黎撰写的,第十章《徐复观的儒学思想》是由刘爱军撰写的。第一章至第六章是由我本人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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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书是集体撰写的,虽经由我统稿,但我还是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尊重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文章体例,没有强求统一,而是保留各自的撰写体例,以显示每位作者的研究和撰写的风格和特色。比如有的篇章对研究对象作了相当详细的生平与思想发展的介绍,有的就没有。在这一点上之所以没有强求统一,是因为通行的思想史的研究著作对于研究对象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本书认为此种体例没有必要硬性效仿。比如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虽然不能说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其知名度极高,所以也就大可不必花费相当篇幅去介绍他的生平,而是开门见山直接研究他的儒学思想。至于其他的学者,本书还是花了一点篇幅做生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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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本人撰写的几章,也由于写作时间的不一,所以在风格及撰写体例上也颇显得前后不一致,但由于时间实在是紧迫、更由于能力所限,本书一定存在着不少问题,希望读者不吝指正,多提意见,留待以后充实、改正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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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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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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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大学静园四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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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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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新人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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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包括着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这两大内容。文学革命是以白话文运动为主,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和意义。而思想革命的内容是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人生论,可以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终极目标。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种新人生论最着力、也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领袖人物便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在于以转变人的基本思想来促进文化改革,特别是道德改革。如果没有牢固的文化基础,社会和政治改革便不能成功,也不能持久。这就是所谓的思想文化改革必须优先的信念。因此新文化运动最迫切、最根本的变化乃是“根本思想”的转变,而根本思想是指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或人生价值论。从知识分子着眼,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全面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生活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他们的基本信念是,思想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而实现思想变革的最好途经是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念,即改变人的世界观,提倡一种新的人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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