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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03 这一批判主要是从礼仪制度、习俗等方面入手,政治性较强,主要还不是学理方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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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05 李大钊虽然强烈反对将孔教立为国教,但他还是肯定了孔子在封建社会中的中枢作用,而全盘否定了孔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孔子或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仍是一个热烈讨论着的问题。李大钊激烈地否定传统,是在当时切实地感觉到了儒家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压制人的独立自由民主的局面,所以矫枉必须过正,在当时条件下,还不可能对儒家的学说作公正、全面、深入的学理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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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07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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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09 其实《新青年》发表最早的反孔文章是易白沙撰写的《孔子平议》。此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刊于《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1916年2月15日),下篇刊于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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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11 易白沙认为,当春秋之世,孔子代表的儒学虽为当时显学,也只不过是九家中的一家,诸子中的一子而已。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也遭此厄运。但汉高祖刘邦却震慑于儒家之威,且鉴于秦始皇之覆辙,不再敢肆意溺乳冠,乃改弦更张开始祀孔子以太牢。汉武帝时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此后历史上尊孔越演越烈。于是“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越见退落”。易白沙指出,此种尊孔为“滑稽之尊孔也”。孔子只是此类尊孔活动的傀儡,被后世的野心家所利用。孔子不得复生,所以不能对此负责。但孔子本人仍有其不得推脱之责任。为什么呢?易白沙接着揭秘孔子为何被后世野心家利用的以下诸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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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13 第一,孔子尊君权,漫无节制,易演变为君主专制主义。所以中国言君权者,设有两种限制的力量,一是天,另一个就是法。墨家主张前者,法家则倡言后者。但孔子的君权论没有任何限制,君就是天,民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又儒家言人治,不言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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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15 第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所以容易演变成思想专制。易白沙指出,受诸子思想的影响,孔子弟子不免有所疑问,时有问难。然“孔子以先觉之圣,不为反复辨析是非,惟峻词拒绝其问。此不仅壅塞后学思想,即儒家自身学术,亦难阐发”。对于此点易白沙更举少正卯例子而批判孔子。少正卯曾讲学于鲁,孔子之门,曾三盈三虚,惟有颜回不去。孔子甚感威严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仅七天,就利用自己的权势诛杀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惶恐不安。因争教而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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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17 第三,孔子思想表述不明确,易为人所利用。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其立身行道,皆抱定一‘时’字。教授门徒,亦因时、因地而异。”韩愈就指出了孔子思想的此一特点,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其原因在于,“孔子讲学没有绝对之主张”,所以其言“节用、爱众,颇近墨家节用、兼爱之说。虽不答鬼神之问,又尝言祭鬼、祭神,颇近明鬼之说”。儒家思想明明与道家思想背趣,但孔子亦称不言之教,无为之治。孔子主张省刑,又言重罚;提倡忠君,又言不必死节。如此等等。通过上述诸端,易白沙确认,孔子“美其名曰中行,其实滑头主义耳!骑墙主义耳!……后世暴君皆口于救国保民,侮辱天下名节,皆持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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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19 第四,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是为儒门安身立命第一格言。儒家以道干政,不为当时君主所用。如此,孔子所谓的“禄在其中”的说道也就失去效用,忧贫生活也就在所难免。由于儒生既不屑耦耕,又不能捆屐织席,不能执守圉之器以待寇,不能制飞鸢车辖以取食,故儒家生机,全陷入危险之地,三月无君,也就惶惶不可终日。困于生计,儒生不得不落入民贼之牢笼。“流弊所趋,必演成哗世取宠,捐廉弃耻之风俗。”如因为尊叔孙通为圣人,“鲁诸生各得五百斤金”。于是,易白沙批判道:“彼去圣人之世犹未远也,贪鄙龌龊,以至于此,每况愈下,抑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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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21 在上篇中,易白沙是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本身的缺点出发,指出儒家思想所以为历代野心家利用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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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23 《孔子平议》下篇则从中国古代学术及当时世界学术潮流论说,以孔子和儒家来统一古之文明,那么各家各派必将群起反对。如以孔子思想来网罗现代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孔子和儒学所以不能够统一学术,是因为各家各派思想各有自己的系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纲领。所以,在此学术背景之下,“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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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25 在易白沙看来,孔子不可称为素王,是因为他的真正意愿是成为“真王”。孔子弟子包括孔子本人,及以后的孟子、荀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不但如此,孔子及儒家还具有革命思想,且频频参与谋乱之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革命思想和参与谋乱是公开的,因为“孔子的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正因为如此,孔子及其儒家不需假借什么。因为他们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后世民贼利用孔子是有悖于孔子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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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27 易白沙的批孔主要仍然是局限在中国传统思想之内,从孔子及儒家思想,从儒家思想与其他各派思想流派之间的异同出发,认为儒家思想不可能,也不应该定于一尊、一统天下。他也指出了,儒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缺点也使儒家思想频频为历代帝王所利用。从他的批孔中很难看出西方思想对批孔活动的深厚的影响,还尚未能将西方的人生论思想自觉地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所以他的批孔模式仍然是中国思想史上批孔活动的历史延续。这就使他的批孔活动在当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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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29 不过他的文章却引起了四川一位学者吴虞的重视,后者将易白沙视为“同调”,从而激发起了他自己对孔子及儒家思想传统的更为激烈,更为深入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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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31 四川学者吴虞因为读了《新青年》上易白沙的文章而于1916年12月3日写信给陈独秀。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对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统的强烈的批判性立场。他在信中说道:“读贵报《孔子平议》,谓自王充、李卓吾数君外,多抱孔子万能思想。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诗(题为《中夜不寐偶成》,载《饮冰室诗话》),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斯、穆勒·约翰、斯宾塞、久保田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刑法,比较对勘。十年来,粗有所见。拙撰《辛亥杂诗》(见《甲寅》七期)、《李卓吾别传》(见《进步》九卷三、四期),略有发挥。此外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诸篇,其主张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暇当依次录上,以求印证。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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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33 接读吴虞来信后,陈独秀回信称吴虞为“蜀中名宿”,并希望吴虞能够将其批儒的文章“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对于吴虞的观点,陈独秀深表赞同,他申说道:“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赞仰弗及,我劳如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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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35 遵陈独秀瞩,吴虞将其所写若干篇批孔文章悉数寄奉陈独秀。这些文章即是吴虞在给陈独秀信中所提及的那些文章。于是,自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文章后,《新青年》第三卷第一、二、三、四、五号连续六期发表了吴虞的《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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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37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刊物,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尤其是在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新青年》连续发表吴虞批判儒家、孔子的文章,推动了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运动,使批判儒家、孔子的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吴虞本人也因此突然名噪一时,成为了当时几乎与陈独秀齐名的两名批孔“健将”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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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39 1916年至1919年间的《新青年》是当时深入、系统批判儒家思想、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阵地。《新青年》的批孔、批儒家思想的文章使儒家思想传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1919年,《新青年》又掀起了一波新的批孔浪潮,当年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借狂人之口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做了全面而彻底的否定。他在小说中以狂人的身份说道:“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7)仁义道德就是用来吃人的,中国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人与人互相吃,“我未必无意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狂人日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的小说。将仁义道德看成是具有“吃人”的性质确实是鲁迅的创造。鲁迅以辛辣、幽默和夸张的笔调对儒家思想的无情而彻底的批判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实,鲁迅的抨击对象已不局限在儒家思想,而是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看做是“吃人”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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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41 受《狂人日记》的影响,吴虞遂产生了灵感,于是奋笔写下《吃人与礼教》的文章,对儒家思想作进一步的抨击。吴虞此文,并不是学理的分析和批判,而是列举历史事实,表明鲁迅所谓的仁义道德是吃人的说法自有其历史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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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43 他举的第一个历史事实是关于春秋时齐桓公的。周襄王祭文王、武王之后,拿祭肉分给齐桓公,并说“齐侯年老了,就不必下拜了”,就免了那套君臣之礼了吧。齐桓公感觉如此行事恐怕不行,就退而与管子商量。管子说:“如果照着周襄王的吩咐去做,不行旧礼,就变成了君不君、臣不臣,那会酿成大乱。”于是,齐桓公出而说道:“天子如天,鉴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不敢不拜。”看来,齐桓公是很讲究礼教的,接受那么一小块祭肉还尚且不能如此苟且,要严格按照君君臣臣的纲常名教行事。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位齐桓公却是货真价实的吃人肉的。他曾对易牙说道:“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易牙赶忙回家蒸其婴儿呈给齐桓公吃。所以,你看齐桓公表面上讲礼教,口口声声说要“诛不孝,无以妾为妻,敬老爱幼”等道德仁义的门面话,实际上却是吃人肉的。第二个历史故事是关于汉高帝刘邦的。当项羽要挟说要杀他父亲的时候,他却无耻地说:“如果你杀了我父亲,那就别忘了分一杯肉羹给我吃。”但当他当上皇帝之后,却重礼教,讲纲常,祭祀孔子。从这样两个故事,吴虞总结道:“原来我们中国吃人肉的风气,都是霸主之首、开国之君提倡下来的。你看高帝一面讲礼教,一面吃人肉,这类崇儒重道的礼教家,可怕不可怕呢?”(18)第三个故事讲的是汉朝臧洪与唐朝张巡的事。太守张超请臧洪做郡功曹。后来曹操围张超于雍丘,臧洪认为自己的兵力不够,想从袁绍请兵。袁绍不答应,张超兵败,家族灭绝。臧洪由是与袁绍结怨。于是,袁绍兴兵包围了臧洪,城中粮绝,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吴虞指出,臧洪不过是张超的功曹,张超也不过是臧洪的郡将,按三纲的道理说起来,也没有该死的名义。如果臧洪真有知遇之感,可以自己慷慨捐躯,一死了之,也就完了。“怎么自己想做义士,想身传图像,名垂后世,却把他人的生命拿来供自己的牺牲,杀死爱妾,以享兵将,把人当成狗屠呢?这样蹂躏人道,蔑视人格的东西,史家反称他为‘壮烈’,同人反亲慕他为‘忠义’,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了。”(19)至于唐朝的那个张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着三军杀其爱妾,以食军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越是自命忠义的人,吃人的胆子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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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45 以上三个历史故事使吴虞得出如下的看法:“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就是现在的人,或者也有没做过吃人的事,但他们想吃人,想咬你几口出气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干净净!……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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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47 吴虞就这样将仁义道德或礼教与吃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此,“吃人的礼教”的说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就不胫而走,其影响甚至扩展至海外,成为了鼓励年轻人积极投身批判儒家思想、孔子思想运动的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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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49 胡适曾如斯评价吴虞在“打倒孔家店”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说道:“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21)他称道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到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得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22)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看来,吴虞在批判儒家、孔子的文化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功不可没。所以胡适称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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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6451 在吴虞看来,封建礼教是与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教的吃人本质实质上讲的就是礼教的专制本质。吴虞指出,孔子的礼教在历史上演变成为了政治专制主义,两者是密切不可分的。而中国所以走上这类政治专制主义是与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这样的认识导引吴虞对孔家店的抨击集中在孔教与专制主义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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