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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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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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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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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美〕基辛：《文化·社会·个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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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美〕基辛：《文化·社会·个人》，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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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梁漱溟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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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由佛入儒、儒佛并重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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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2—1988），父济，字巨川，在清王朝内阁任职，民国七年（1918），旧历十月十日，在其六十寿辰前三天的凌晨，一人出门，在积水潭投水，殉清而死，临死前撰文《敬告世人书》。梁父殉清而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此事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过文章讨论此事。社会上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殉清不足道，但以身殉道的精神，不应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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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从小受过传统教育，也进过新式学堂，终其一生未进过大学，也未出洋留学，只是个中学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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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他的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可以说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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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个性极强，思想行为却极其认真，他总想在思想上、在个人的生命上要有个安顿之处，乃能生活下去，不似一般人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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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由于受功利主义的影响，梁漱溟认为，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就是在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的过程中度过的。于是问题也就在究竟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他反复思索后得出的看法是，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即在主观欲望的满足与不满足。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人生的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有限的人生根本不可能满足此无限的欲望。这样的思考引导他得出如下的看法：人生基本是苦的。既然生命的苦与乐都出在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所以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否定人生。当时的梁漱溟指出，其余的思想流派纷纷向外追逐以求解决人生问题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只有佛家是正确的。因此其思想自然折向佛家一路。他是经过自己的百般计较、苦苦思索才寻到了这一看法，然后再去寻觅佛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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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读佛学书大致有两个时期：一是十四五岁，辛亥革命之前。一是民国以后不当记者，在进北大之前，在家闲居二年多，专攻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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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读佛学的结果：第一，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他订婚，并从十九岁开始吃素，一度想出家为僧。第二，通过自学佛学书籍，大大增进了自学的能力。他原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以后教书，做学问，办教育，靠的都是自学而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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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梁年仅二十四岁，受蔡元培邀请，在北大哲学门教印度哲学。蔡邀梁是因为1916年冬蔡从欧洲回国接任北大校长时，梁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蔡抵京后，梁经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介绍，带着这篇文章，慕名去见蔡先生。当梁拿出文章时，蔡即说他经过上海时就看过了，并说了要请梁到北大教书的话。由于梁当时是司法总长的秘书，分不开身让别人代课，所以，当年的暑假后才到校接替。就这样，从1917年至1924年，梁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北大的这七年对梁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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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增长了梁内心的争名好胜之心，当时的北大名流云集，所以梁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改变了梁笃信佛学，一心想出家生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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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面教书，一面自学、研究，在学识上成熟了，开始具备了自己独有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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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与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的交往，梁感受到当时思想界一流学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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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离开北大的原因是，他对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梁办学的动机是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所谓自己求友，即一学校之校长和教职员应当是一班同志向、同气类，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是一种官样职务关系。所谓与青年为友，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而是指学生的整个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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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践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决定离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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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梁是一个学者、思想家，离开北大后，梁则主要是一个活动家。离开北大后的七年里，他由河南村治学院至山东乡村建设研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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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上讲，梁初信佛，后由佛入儒。此种思想的转变明显地发生于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间。如上所说，梁漱溟来北大之前是笃信佛学的，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及其被蔡元培邀请来北大任教也是由于其在佛学方面的见识。但应邀来北大之时梁漱溟本人的思想应该说已有了较大的转变，即其时梁漱溟并不仅仅站在佛学的立场上，而是自觉到有向社会讲明孔子思想的“责任”，认为佛学和儒家思想是自己思想的趋向。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极其认真的人，是一个爱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的人，不似一般人的随和应顺。因此他来北大是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会考虑作为北大老师应该具有的职责。蔡元培请梁漱溟来北大是因为他读过梁氏的《究元决疑论》，认为梁氏对佛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约他来讲印度佛学。但梁认为自己在学术上的职责不仅仅在于讲明佛学，同时也得向社会传播儒家孔子的思想。此一想法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及北大校园内盛行着崇尚西洋思想、反对东方文化的思潮。那时北大的教授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梁漱溟“日夕与之相处，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问题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决的道路不可”。(1)这是梁漱溟来北大之前和之后所感觉到的思想上的压力。在此严重压力之下，产生了一种愿望，就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2)由于当时他并未对东西文化的问题形成系统的想法，所以来北大当初只是向蔡元培表达自己的此番抱负。于是，他对蔡元培说：“我的意思，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作学术一方的事情，就不能随便做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所以他第一天到北大就来到蔡元培的办公室，想探明蔡元培及学校对于孔子持什么样的态度。“蔡先生沉吟的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则进一步说道：“我不仅是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而我这种发挥是经过斟酌解决的，非盲目的。”在另一场合，遇到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时，梁漱溟又对他重复了自己来北大的旨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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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且持守自己思想的一贯性，并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思想的人，他所以在进北大的前后思想有如上的变化，是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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