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86909
1702086910
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政治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提出伦理的觉悟为最根本的觉悟，这也就是说思想之改革较政治变革更为根本，于是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里提出了科学与人权，认为这两样东西才算是西方文化的根本。
1702086911
1702086912
梁漱溟是很赞同陈独秀的看法的，指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皆不能自外的”。同时他也承认西方文化无论在精神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命方面和物质生命方面，都要远远地超过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意把西方文化归结为民主与科学两样东西。
1702086913
1702086914
但是进一步的思考却使他认为，对西方文化这一认识仍有两个很重要的不称心的东西，即：第一，这样的说法没有能够表示出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的特色。第二，民主和科学这两种精神彼此间有无相属关系，把它们算作一个精神成不成呢？梁认为，不能这样做。但是如果在表述西方文化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标举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那么梁漱溟则对西方文化这样的看法还是有问题的，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梁漱溟自觉到，他的任务是要在科学与民主背后去寻找这两样东西的共同一本的源泉。他指出，只有得到这样的源泉之后，我们才可以说对于西方文化有了根本性的认识，我们的考究也才可以说到家了。
1702086915
1702086916
梁认为，在讨论西方文化时，要求把许多说不尽的西方化归缩到一句两句话，把它表示出来，使那许多东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于我们的心目中，才算是将我们的问题答对了。
1702086917
1702086918
梁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满足与不满足罢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我们只要求这家文化的根本的意欲。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民族满足意欲的方式的不同就是很显然的一件事。
1702086919
1702086920
根据对文化的这一看法，梁漱溟认为生活的样法有三种。
1702086921
1702086922
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采取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的本来路向。
1702086923
1702086924
第二种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走两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随遇而安，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由意欲的调和罢了。
1702086925
1702086926
走第三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都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梁认为，这种路向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本性是向前要求，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主义态度都归于这种路向。
1702086927
1702086928
第一种路向是向前的要求。第二种路向是对于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转身向后去，取消问题。
1702086929
1702086930
梁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是“向前要求”的文化，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方法”、“民主异彩”都可归到这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征服自然是指在物质生活方面，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的结果；科学的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这又是向前克服对东西的态度，取怀疑态度来推测种种可疑的观念与信仰；民主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而得到的，这又是向前要求的态度。
1702086931
1702086932
总之，梁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的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所以“向前要求”是西方文化所以有的征服自然的科学异彩的“一本源泉”。
1702086933
1702086934
因此结论也就是：“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要引进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搬运、摹取他的面目，必须根本从他的路向、态度入手。但是四五十年来，大家只把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说来说去，总少提到此处。”
1702086935
1702086936
西方文化为什么能得到民主与科学，而我们却得不到呢？
1702086937
1702086938
在梁以前，也有人考察过这个问题，如梁讨论了西方、日本有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谓欧洲地理形势适宜了人们控制自然，这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因。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1702086939
1702086940
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着经济状况的变迁而变迁。
1702086941
1702086942
梁不同意这些观点。他区别了意识与精神，认为意识是很没有力量的。而精神是很有力量的，并且有完全的力量。他承认唯物史观谓意识是被决定而无力决定别的。
1702086943
1702086944
但他又进一步认为，“生产力不是什么最高的动因”，他追问道：“这所以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在哪里呢？”他答道：“还在人类的精神方向。”“原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人的物质生活的欲求，而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们不能自已的。由此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现象的变迁，都非人的意识所能自由主张自由指挥的。”
1702086945
1702086946
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以为人的精神是能决定经济现象。”
1702086947
1702086948
根据上述观点，梁认为西方社会的民主精神从来不是唯物史观能说明的，还要寻他的精神方面的原因。梁认为是欧洲人精神上有与文明不同的地方，由这个地方才产生德谟克拉西之道。
1702086949
1702086950
那么，西方社会所特有的科学与民主，是怎么为西方人所得到的呢？只能由西方人的精神方面去寻找答案。
1702086951
1702086952
在他看来，这个答案很简单，“向前要求”就是西方民主科学形成的源泉。
1702086953
1702086954
西方人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到了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到“文艺复兴”后又自觉地回归到第一条路向。
1702086955
1702086956
梁认为，西方的现代文化是自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这时候西方人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我”，而加以肯定。这就是所谓的人类觉醒。这个觉醒是理智活动的结果，有了“我”，就要为“我”而向前要求，向前要求都是因为“我”而来的，认识了他眼前的自然界，这又是理智的活动。在理智中，我与人被分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一直到今天，我与人始终是被分别开的。
1702086957
1702086958
总之，梁认为，近世西方人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这一特点促使西方人的知识的数量无人及得上，精细深奥上也无人企及。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得不可掩的事实。
[
上一页 ]
[ :1.70208690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