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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采取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的本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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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走两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随遇而安，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由意欲的调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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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第三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都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梁认为，这种路向违背生活本性，因为生活本性是向前要求，对于种种欲望都持禁欲主义态度都归于这种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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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路向是向前的要求。第二种路向是对于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转身向后去，取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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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是“向前要求”的文化，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方法”、“民主异彩”都可归到这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征服自然是指在物质生活方面，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的结果；科学的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这又是向前克服对东西的态度，取怀疑态度来推测种种可疑的观念与信仰；民主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而得到的，这又是向前要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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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梁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的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所以“向前要求”是西方文化所以有的征服自然的科学异彩的“一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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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论也就是：“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要引进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搬运、摹取他的面目，必须根本从他的路向、态度入手。但是四五十年来，大家只把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说来说去，总少提到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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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为什么能得到民主与科学，而我们却得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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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以前，也有人考察过这个问题，如梁讨论了西方、日本有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谓欧洲地理形势适宜了人们控制自然，这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因。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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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着经济状况的变迁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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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不同意这些观点。他区别了意识与精神，认为意识是很没有力量的。而精神是很有力量的，并且有完全的力量。他承认唯物史观谓意识是被决定而无力决定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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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又进一步认为，“生产力不是什么最高的动因”，他追问道：“这所以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在哪里呢？”他答道：“还在人类的精神方向。”“原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人的物质生活的欲求，而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们不能自已的。由此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现象的变迁，都非人的意识所能自由主张自由指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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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论是：“所以我以为人的精神是能决定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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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观点，梁认为西方社会的民主精神从来不是唯物史观能说明的，还要寻他的精神方面的原因。梁认为是欧洲人精神上有与文明不同的地方，由这个地方才产生德谟克拉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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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方社会所特有的科学与民主，是怎么为西方人所得到的呢？只能由西方人的精神方面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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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个答案很简单，“向前要求”就是西方民主科学形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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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到了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到“文艺复兴”后又自觉地回归到第一条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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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西方的现代文化是自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这时候西方人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我”，而加以肯定。这就是所谓的人类觉醒。这个觉醒是理智活动的结果，有了“我”，就要为“我”而向前要求，向前要求都是因为“我”而来的，认识了他眼前的自然界，这又是理智的活动。在理智中，我与人被分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一直到今天，我与人始终是被分别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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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梁认为，近世西方人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这一特点促使西方人的知识的数量无人及得上，精细深奥上也无人企及。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得不可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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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之根本路向，是与西方化不同路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定，梁漱溟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莫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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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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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西方化相比，中国化的面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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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西方化物质生活方面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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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也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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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处处都表现了科学与手艺的对待。西方对待事物总是要求一个客观共识的确实知识，这就是科学精神，东方文化则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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