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87051

1702087052 物理与情理是同属于人的心思作用的。这是两者间相同的一面。但她们之间的不同却也为梁漱溟注意到。第一，如物理关注的是外在世界。知识尽管是人的知识，但却是人关于外物的知识。所以物理是关于物的理，而不是关于人的理。情理却大不一样，她们不是关于外物的，不是知识，而是涉及人行为的内在动机，是关于人的理。第二，知识的基础是人对外物的经验观察，要得到正确而客观的观察内容，观察者首先要屏除主观的好恶是非等种种感情；而情理则不一样，她关乎的是人本身，是人的整个的自己。这其中当然有理的一面，即理是法则或规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然她还有另一面，即情的一面，情理是关于人情的理，所以情理是基于感情之上的。如正义感，就是一种感情，“对于正义便欣然接受拥护，对于不合正义的便厌恶拒绝。正义感，即是正义之认识力；离开此感情，正义就不可得”。(56)他又说道：“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智，而以感情为其根本，但却不远于理智——此即所谓理性。理性不外乎人情。”(57)要注意的是，情理所谓的感情不是一己的或私的感情而是无私的或为大家认同的感情。第三，物理与情理间的区别也可以从负面得到说明。所谓负面是说，人极有可能会犯错误。从物理与情理的角度讲，人的错误就有两种。比如参加考试，学生复习工夫不够，自然会答错题。答错题是他对物理把握不好，是知识方面的错误，是学习能力上的错误。如果这一学生答不出题，于是作弊。此时他所犯的错误就不是物理方面的错误了，而是情理方面的错误。这一错误就不是能力方面的错误，而是品行方面的错误。梁漱溟认为，人的错误在很多场合下是由于理智方面的。有了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总想改正错误，这种改正之心正是出于人的情理。

1702087053

1702087054 可以看见，梁漱溟上面所说的那种情理就是他反复强调的理性。而且他进一步指认，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或情理在历史上是由儒家所提倡的。他说：“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58)他有这一看法据他自己说是受了日本学者五来欣造的影响。五来欣造认为，儒家的思想就是理性的。在他看来，儒家所尊崇的既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也不是国家权力，且也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是理性。(59)梁漱溟对此一看法极表赞同。他指出，正是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形成了这种理性精神。

1702087055

1702087056 梁漱溟认为，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的形成，周公与孔子的贡献最大。孔子以前的文化以周公为代表，周公以后的文化则以孔子为代表。他指出，在形成“周孔教化”方面，周公与孔子还是有所区别的。“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来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60)他认为：“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就在礼乐制度。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我们知道礼乐设施之眼目，盖在清明安和四字。”(61)我们知道根据梁漱溟的理解“清明安和”就是理性。可见，理性是与礼乐是相通的。礼乐制定的依据就是理性。

1702087057

1702087058 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认为，正是理性规定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特征，使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走着一条截然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化发展之路。比如说，我们看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似乎都是以宗教为其核心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则不一样。众所周知，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到底该如何来解释中国文化的这一最根本的发展趋向呢？梁漱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是因为中国文化是理性的文化。而孔子是使中国文化走上理性之路的设计者。他指出，孔子的思想与宗教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宗教总是要讲生死鬼神这一套，但孔子却偏不谈这一套东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次，一般宗教都有罪福观念及其祈祷消灾的宗教行为，但孔子却是反对请祷。孔子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第三，“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的。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时若不明白，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62)第四，儒家极其注重礼，但孔子却可以随时随地讨论修改礼。其他的宗教绝不可能随意修改制作礼仪。第五，一般宗教所奉行的教戒不是出于个人的制作，其实施的标准是外在的，是呆定的，是绝对的。但孔子教人所行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觉得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其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第六，一切宗教都有不少的神话与迷信，而中国的经书中却少有神话与迷信，这与孔子的删定应有莫大之关系。

1702087059

1702087060 孔子之与宗教间的上述区别清楚地表明，孔子时时处处在启迪人的理性，使得中国人的头脑中少了许多的障蔽，避免了宗教的通病——迷信与独断。因此梁漱溟极力赞扬孔子的理性精神，指出：“他总是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养成你自己的辨别力。尤其要当心你自己容易错误，而勿甘心于错误。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人类便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罢！”(63)又说：“宗教是一怪东西。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使人在此得相联通，同时却又使人在彼隔阂起来。上说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尽出于宗教迷信，至少亦与宗教有关。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统一，民族所以难于融合，至今欧洲卒必分若干单位而不止者，正为他们当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而中国的好处，就在早早脱开宗教，创辟其非宗教的文化。所以论人口，我与欧洲相埒，且他们经济进步而我未能，他们交通发达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们在生活关系上自又大为疏远，地面又显得格外辽阔，却是他们所不可得之融合统一，我先得到。此即中国文化虽未能以理智制胜于物，独能以理性互通于人，他们尽管身近而心不近，我们虽则身远而心不远。”(64)

1702087061

1702087062 由于孔子的理性精神的启迪，中国文化遂走上了道德代宗教的路子。道德为理性之事，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自律。人生行为的是非曲直标准不在外，就在人的内心的情感之中。

1702087063

1702087064 中国文化因此由理性而走上道德代宗教的路子。但直接以道德代宗教是不行的，必须取径于礼，应该有一整套的礼乐制度来规范人的言行。

1702087065

1702087066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是从理性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性的。经过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十四个重要的特征，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总不外理性早熟一个问题。

1702087067

1702087068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列的第一个特征是说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梁漱溟指出，中国的“无兵文化”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特征“不像国家”而来。中国之所以不像个国家是因为她融国家于社会。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人是集团生活见长，从集团生活便逐渐走向了国家，而中国则始终未走上国家但却总能够长久存在不被淘汰。还有更深层的第二个原因，即因为理性早熟，周孔教化主导的中国文化使传统的宗法制度转向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组织或伦理社会，以伦理本位代替了家族本位。《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还进一步论述了为什么西方社会产生了民主制度，而中国没有民主制度的原因。这仍然是由于西方社会由强大的集团生活走向了国家制度，而中国则由于不像国家，没有强大的集团生活的缘故（详见《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二章）。

1702087069

1702087070 西洋社会走宗教法律之路。梁漱溟认为，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的维护依靠的就是法律。在他看来，宗教与法律是紧密相连的。而中国走的是道德礼俗之路。道德要以自觉自律为其本，而礼俗是在社会中逐渐地演化而成，非由某种强力由外强加的。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之迥出寻常者，即在其有见于人心之清明正直，而信赖人自己。……是倚乎自力，而非如西洋之必倚乎他力。我所云理性早启者，正指此点。……唯理性为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真根据”。(65)对于什么是“自觉自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也从“理性”的角度予以解释。“云何为自觉自律？好好恶恶而心中了了，是曰自觉；基于自觉而行吾所好，别无所为，是曰自律。”梁漱溟指出，理性，即指自觉自律之条理天成而言。(66)

1702087071

1702087072 现代科学是在西方社会中孕育与发展、繁荣起来的，为什么科学出现在西方而未能在中国出现，其故何在？这是现代中国人经常思考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可以给出种种不同的解答。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梁漱溟当然也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既然他认为理性是中国文化所有一切特征的源泉，所以他自然也是站在理性的视角来解读中国为何没有能够形成现代科学。他指出：“科学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是理智，而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则是理性。道德与科学不冲突，理性与理智更无悖，然理性早熟却掩蔽了理智而不得申。”(67)

1702087073

1702087074 如前所说，中国文化不是以知识擅长，不是以经济擅长，亦非以政治军事擅长，在历史上经历过极多的变故，分分合合，虽有时亡于异族的野蛮武力，但总能复兴。对周边民族不是以武力相慑，而往往以文化取胜。中国自分而合，化异为同，吸纳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成就了中国文化统一的伟大局面且绵延了数千年之久。那么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由于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以对这一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梁漱溟考察了几位学者的看法，但深感不满。他认为，中国文化统一的伟业的形成应该有如下的原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统一的重要的力量，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虽然语音有别，但文字却是相同的。语言为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工具，且更为重要的是圣贤经典都是以汉字流传下来的，如此等等，所以汉字在中国文化统一的伟业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但梁漱溟指出，文字不过是承载文化的工具，文化的核心不应该在文字。而且语言文字虽然是人类生命相联相通的工具，有了此一工具，但人类的生命却未见得就能够相通。因此，他认为，文化的统一“首在其人生态度礼俗信念，次则在其生活上经验方法技术，并不在文字上”。(68)他认为，要探询中国文化之能够成就统一伟业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中国人的“宽宏仁让，与人相处易得融合”的一面。其次是中国人“开明通达，没有什么迷信固执”。(69)迷信固执就不易与人相处，且容易起争端甚或战争。中国人的仁厚宽容与开明通达而不迷信固执表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正当适中。什么是正当适中呢？梁漱溟解释道：所谓正当适中是既不落于禁欲，也不落于恣欲。禁欲违反身体，恣欲则不免陷在身体中。所以禁欲与恣欲总不免偏于极端。而中国人却“得乎人类生命之和谐而与大自然相融合，是即正当人生仁厚有容，开明无执，皆不过其表现于外者。非宗教的文化之出现于中国古代，正为其时有人体现了此种人生，体验了此种人生——这就是所谓圣人，他本乎此种人生以领导人，就有所谓周孔教化。异族之同化，即与我一同向往于此种人生，文化之统一，即统一于此种人生之向往”。(70)我们看到，仁厚宽容，开明通达、没有迷信固执的人生态度最近情最入理，当然也就最正当适中。中国人的此种人生态度就是理性指导下形成的人生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漱溟指出，是理性成就了中国文化统一的伟业。

1702087075

1702087076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在梁漱溟看来，正是由于孔子的设计和弘扬，中国文化才因此走上了理性之路。而正是理性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一切特征。中国文化的长处在斯，其短处也在斯。梁漱溟这一解读的基本立场是认为，人类的本能、理智和理性应该是循序渐进的，由本能而理智再进而为理性，而中国文化却不，她是直接地由本能而进入了理性，因此步骤显得凌乱，秩序因此出错。而所以步骤出错显然是因为孔子的伟大聪明，过早地引导中国文化走向了理性之路。

1702087077

1702087078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的欠缺（理性无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欠缺。……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其实不外‘文化早熟’之总结果。”(71)

1702087079

1702087080 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看做是理性的，并从理性的角度审读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应该说是正确的，是有见地的，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秘密，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说孔子热爱理性、赞美理性是完全有根据的。

1702087081

1702087082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梁漱溟曾从直觉的视角研究中国文化，在那时他的理论视野中似乎只有直觉与理智，他虽然也偶尔谈及感觉，但感觉在他看来或许与人的内里生命并无任何关系。而当时的他因一度沉湎于克鲁泡特金、柏格森的本能之说，因此还未曾认识到理性及其作用。然不久他就意识到自己过分注重本能说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与迷惑，他也就马上抛弃了本能说，而采用“理性”来解读中国文化。关于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第十四章中说道：“二十七年前我亦还不认识理性，同意克鲁泡特金道德出于本能之说，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智，灵性三分法。及至有悟于理性、理智之必须分开，而后恍然罗素之三分法为不易之论。——罗素所云灵性相当于我所谓理性。”(72)此段回忆向我们表明，梁漱溟关于理性的说法虽有来自于他对儒家思想或中国文化的独特悟解的部分，但无可否认的是罗素的相关思想也给予了他极大的启迪。他在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已注意到了罗素的这一思想，只是未曾深究就拒斥了罗素的思想。他之接触罗素思想主要是受了张申府的影响。张申府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便被罗素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吸引，凡是罗素已出版的著作均读了个差不多。由于景仰罗素，他总是及时地将罗素的书热情地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分享。作为朋友的梁漱溟自然也是张申府介绍罗素思想的对象。但梁漱溟却很难接受罗素的思想，而一味地钟情于柏格森、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直到运用柏格森、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关系遇到困难之后，他才深刻地感受到有关本能或直觉的理论在解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时候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到了这个时候，梁漱溟才大彻大悟到罗素的三分法是“不易之论”。

1702087083

1702087084 罗素关于本能、理智和灵性的三分法提出甚早。他是在1915年所写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提出上述的三分法。他这本书的总的理论构想是要揭示出关于社会发展的深层的动力。经过细致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后，他认为人的活动大概有三个来源，它们分别是：本能、理智和灵性。

1702087085

1702087086 《社会改造原理》一书认为，“本能的生活包括一切人与低等动物所共有的东西，一切关于保全自己和繁殖下代以及从这些演生出来的愿望和冲动”。(73)而“思想生活是追求知识的生活，从只是天真的好奇心起一直到思想的伟大努力。……思想生活所包含的思想是全部或局部与个人无关的，就是说它注意于事物的本身，而不单是因为它们跟我们的本能生活有关系”。(74)与本能生活和理智生活不同的“精神生活围绕着无个人关系的感情”。(75)在罗素看来精神生活主要是一种感情，然这种感情是无私的感情。当你看到了别人的忧愁和喜悦时就像自己在感受自己的忧愁与喜悦。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这就是一种无私的感情。我们看梁漱溟的对于理性的解释便知道，他对于理性的理解是与罗素的大致相同的，即都认为理性或灵性就是一种无私的感情。当然梁漱溟在挖掘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丰富了关于理性或灵性的内涵。

1702087087

1702087088 梁漱溟与罗素在关于理性或灵性看法上的相似还进一步地表现在，他们都认为理智是与个人的情感无关的，理智只是一种运用的工具。所不同的是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直觉类似于理智也只是一种工具。但罗素似乎并不如此看，他指出直觉应该就是一种生活，在未开化的人的生活中本能占据着很高的位置，他们的生活就是听凭着本能或冲动的驱使。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中间，尽管理智或思想得到了开化，但生活的原动力还仍然是冲动和愿望。所以在罗素看来，本能或者说冲动与欲望并不就是生活的工具，它们本身即是生活或生命。

1702087089

1702087090 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性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长于理智、短于理性。梁漱溟的此种说法实质是认为，理性可以直接从本能跨过理智而得到长足的进展。这种说法暗含的前提是，理性与理智根本就是不相干的。但是罗素并不是这样看的。他指出，本能、理智与理性虽然是有所区别，但它们之间也很难有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三者之间很少有人能够相当智慧地使其处于和谐一致的关系，所以它们相互之间难免有龃龉不和，但是对于一个完整的生活而言，本能、理智和灵性都是重要的。它们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不足，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更为重要。它们的关系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这三者必须同时生长方有益于生活。正是有鉴于此，罗素说道：“在我们所要寻求的生活里，这三者应该在互相协调之中得到发展，而且密切地融合在一个单一而和谐的整体之中。”(76)那么这三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702087091

1702087092 罗素指出，本能是生活力的来源，但如果听任本能驱使，那么我们就无法控制自己，一如树木在疯狂的生长。因此必须有理智为其设置范围，确立目标。“本能或多或少地盲目地趋向于纯粹生物方面的目标，而思想使我们能够批判地判断这些目标。”(77)根据这样的说法，我们清楚地看到，本能与理智之间有着互相钳制的作用，因此两者之间“有着一种不易调停的斗争”。这两者都应该受灵性生活的教导。举爱国主义为例，我们可以看清本能、理智和灵性在其中分别能够起到的作用。罗素认为，爱国主义是由好几种本能的感觉和冲动混合而生成的。完全基于本能的爱国主义使人产生一种对自己国家的爱好，而对他国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显然这样的爱国主义是狭隘的，是有害的。理智却能够根据冷静的思考和现有的知识系统指示我们说偏爱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理智能够削弱狭隘的爱国主义，但是却不能够加强我们对于全人类的爱。要提升我们的爱国主义必须要经由灵性生活，把从本能生活中产生的爱国主义加以扩充和普遍化，使其成为对整个人类的爱。因此在罗素看来，本能生活、理智生活和灵性生活三者是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虽然本能与理智之间有着紧张的关系，但在灵性的指导之下却可以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要过上完整的和谐的生活必须要在此三者之间构造和谐一致的关系。到底能不能搭建起这样的关系，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但在理论上说，罗素认为这三者应该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

1702087093

1702087094 而梁漱溟却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尤其是当他拿理智和理性来分别研究中西文化的时候，在他的思想里理智和理性或灵性应该是而且在事实上是可以分而治之的。具体说就是，西洋文化理智见长，中国文化理性见长。用理性来解读中国文化本无可厚非，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梁漱溟也努力做到了自圆其说，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在理论上，尤其是关于理性的理论及其阐述方法，关于本能、理智及理性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论，梁漱溟却没有能够构筑成系统深入的理论体系。

1702087095

1702087096 我们也看到，梁漱溟关于理性的思想是受到了罗素的启发。《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所谓的灵性生活的英语是spirituallife，罗素的看法是spirituallife是宗教的生活。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却以理性指示一种非理智的生活。

1702087097

1702087098

1702087099

1702087100

[ 上一页 ]  [ :1.70208705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