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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的思想,一直被排斥在时代的主流之外,其影响始终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学术圈内,如孙道升在三十年代就曾经指出:“这派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势力最小,地位最低,而知道它的人最少。”但是,自六十年代特别是1968年熊去世后,他在港台和海外的影响日益扩大,被推崇为新儒学第一代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新儒家哲学形上学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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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体用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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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认为学问可分为两类:一是科学,一是哲学。他指出,这是两门根本不同的学问。其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根本从实用或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它所凭借的工具是理智,科学所探究的是分门别类的部门知识。正是由于科学的迅猛发展,哲学的范围日益缩小。且科学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方法。哲学似乎变成了科学的奴婢,只有依附于科学才能藏身。熊十力认为,虽然科学发展势头迅猛,且其前途正不可限量,但是科学决计不可能代替哲学。因为哲学与科学有着根本的性质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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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探究的是万事万物所以存在的本体或根源。科学研究的是现象,哲学探究的是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本体或根源。因此研究现象的科学决计不可能代替研究现象根源的哲学。这样的认识导致熊十力指出,哲学研究的就是本体,因此本体论才是哲学的范围。他认为,要能够真正地得到本体,就不能凭借科学所习用的所谓理智或量智,而需凭借熊十力所谓的性智。他如斯说道:“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10)可见,熊十力儒学思想体系的根本问题,就是要以所谓的性智来得到真正的本体。寻求本体是熊十力儒学思想的主旨,所以他的一生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吾学贵在见体”。其《新唯识论》一书的核心,也就是试图解决什么是“体”的问题。他因此说道:“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一切物的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即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11)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熊十力的终极关怀就是以探究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也正是因此,“重立大本”是他的《新唯识论》的要旨。大本是与大用相互为用的,不得分割的,所以为了“重立大本”,又必须“重开大用”。由此而展开了他的“体用不二”的儒学思想体系。可以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的思想核心是“以体用不二为宗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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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首先必须要探究的是,熊十力所谓的“本体”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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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他自己是怎么来定义“本体”这一核心的概念的。他说:本体之所以为本体,有这样六种含义:“一、本体是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法尔清静本然……二、本体是绝对的,若有所对,便不名为一切行的本体了。三、本体是幽隐的,无形无相的,即是没有空间性的。四、本体是恒久的,无始无终的,即是没有时间性的。五、本体是全的,圆满无缺的,不可剖割的。六、若说本体是不变易的,便已含着变易了,若说本体是变易的,便已含着不变易了,他是很难说的。”(12)由上述的引语,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在熊十力的儒学思想体系中,本体首先是形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原。既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当然这一本原也就是圆满无缺的,是绝对的,是无形无相的,是变易和不变易的统一。从其无形无相、超时空、绝对、不变易等方面而言,本体就是无;但从其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等方面讲,本体又是有。所以,本体又是有与无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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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所谓的本体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他坚决反对将本体看做是脱离我们的心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他解释道:“哲学家谈本体者,大抵把本体当作是离我的心而外在的物事,因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由此之故,哲学家各用思考去构画一种境界,而建立为本体,纷纷不一其说。不论是唯心唯物、非心非物,种种之论,要皆以向外找东西的态度来猜度,各自虚妄安立一种本体。”(13)本体不是离我们的心而存在的,或者说本体就是我们与天地万物共同具有的本原。所以本体不在我们的心外,离却我们的心或本心便无本体。正因为如此,熊十力反反复复地强调,我们的本心即是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本心即是本体,即是万化之实体。我们在此尤须注意的是,他又经常将本心称之为天、命、道、性、心、理、仁、知、明德等。以其无声无臭、冲寂之至,名为天;以其流行不息,则名之为命;以其为万物所由之而成,名之为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生之理,名之为性;以其主乎吾身,故谓之心;以其秩然备诸众理,名之为理;以其生生不容已,名之为仁;以其照体独立,名之为知;以其含备万物,故名明德。总之,本体不仅是万物之主,而且显然也是自身之主宰,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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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上述关于本体的解读显然主要源于传统儒学思想。如《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就反复多次引《孟子·尽心上》的“最亲切”的一段话“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此一思想在儒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回响,尤其是宋代以后得到极大的加强。陆九渊就反复申述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杂说》)又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语录》)明代王阳明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明确断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他说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在王阳明看来,万事万物本不在心外,于是人与天地万物当然也就浑然融为一体了,“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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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熊十力关于心为万物本体的思想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思想中心学一派关于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的看法。我们必须注意的则是,这种同构性的看法显然被排斥在科学认知之外的。熊十力所以要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强行划界,估计是他看到了科学知识实际上就是通过认知途径得到的。而认知途径的一个最为明显的方法就是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之间必须做出硬性的划界。认知活动所以能够进行的基础就是认知主体以认知客体为对象。此种强行划分虽有利于推进知识的增进,却也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的困惑。这些困惑表现在,认知活动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起来了,更为严重的则是科学注重的是那些能够为我们所感察到的现象。因此,通过科学认知活动得到的知识也便是支离破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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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学知识追求的是清晰、明确。通过上述熊十力关于本体的描述,我们很难看清熊十力所谓本体的真正含义。如果说,本体不是离我们的心而存在的,或者说本体就是我们的心与天地万物共同具有的,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样的用语并不是哲学的。熊十力的表述只是对一种道德理想或人生理想的描述。比如我们的“心”就是相当费解的。显然,这样的“心”既是我们的,那么它只能是经验性的。但是,我们都清楚,作为经验性的“心”绝对不可能具有形上学的本体的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此处所说的“心”是先验的,其结果也同样无法让我们接受,因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我们的“心”不可能具有超越经验世界的先验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出,熊十力所以要竭力反对科学的认知方式,是有其深深的用意的。具体说,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本体论不适合于以清晰的哲学语言来表述,所以他也就喜用带有某种诗意的语言描绘自己的本体论哲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熊十力竭力反对将我们的心与世界万事万物割裂的哲学思想,是有其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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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者反对上述的人与物分割的状态,指出认知活动是后于存在的。人的存在是先于认知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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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存在是先于认识的,所以从认识论的层面我们不可能揭示或彰显人的存在的本真状态,而只能必然地扭曲或肢解人的完整性,带来数不清的问题、烦恼、困境。我们必须学会从具体的人出发来看人,来研究人。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指的人的概念,而是指的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是存在于特殊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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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专指像人这样的存在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或存在不是抽象或普遍意义上的概念或范畴,而是以单称的人称代词称谓的“我是”,“你是”这样的单个的人。但是严格说来,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称代词指称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因为任何个人都可以使用“我是”、“你是”这样的人称代词。语言的危险就在于凡是可以被其指称的任何东西的特殊性都将被遮蔽,而不知不觉地带上了语言本身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要使人称代词真正能够使我们走进真实的个体,我们必须在使用人称代词同时用自己的手指向所指。这就是说,生存意义上的人或存在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存在的个体,他们具有真实性、生动性、经验性和特殊性。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具有自己才有的个体性。他们就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但这样的个体之间并不是分离或隔离开来的,而是处在一种相互渗透、普遍联系的整体之中。不仅如此,这样的个体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并且生存在自然之中,一刻也脱离不开自然。于是,海德格尔说道:此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他解释道,所谓的“在之中”并不是像水在杯子之中,或衣服在柜子之中那样的“在之中”。因为水在杯子之中固然为水,在杯子之外水也同样为水。水并不必然地在杯子之中。可见,水与杯子之间没有必然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关系。但个体的人“在世界之中”的“之中”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或关系,它具有一种生存论的性质,是一种存在的机制。说人“在世界之中存在”实质说的是人源自世界,居寓世界之中,依赖于世界,融入世界之中。(14)因此人和万物和世界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关系。人以各种方式消失在世界之中。所谓的独立的个体实质上是我们抽象思维的产物。把人从世界的整体联系中肢解出来,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对其有真正的认识或了解。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说,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像孙悟空一样,本领再大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庄子的话说得更准确,人与万物、与天地是并生的,是为一的。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是说,世界是人的存在的最为基本的方式,是存在的本质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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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他人、人与万物、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同构性关系却一直以来为我们尤其是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所完全忽视。但这一点却历史地成为了中国哲学关注的焦点。如《周易》的乾卦的《文言传》对人与他人、万物、天地之间的这种关系有着传神的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北宋初年的张载更为明确地点出了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这种同构性的关系。他提出了“合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命题,认为自己的本性是与一切人一切物相同的,所以应该泛爱一切人一切物。在其《西铭》中,张载申论道:天可以称为父,地可以称为母。我是渺小的,和万物一样,生存于天地之间。所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就构成我的身体,气的本性即作为天地之间的统帅的,就是我的本性。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从现象上看,人的形体似乎是独立的,为自己所有。但实质上,人是属于天地的,与天地具有同构性;人是属于全人类的,与全人类具有同构性。之后,二程也反复申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此种同构性,指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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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注重个体的自我与他人、与万物、与自然的同构性时,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忽视个体的个性。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张载等人关于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万物同构性理论,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缺乏对个体自我的重视。存在主义哲学经过了主客二分的理论刺激,所以能够更深入地讨论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理论来处理、分析身、心之间可能具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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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此在是“与他人共在”的,他人是此在的自我的另一半。同样自我也是他人的“自我”的另一半。可以说自我与他人处在交互渗透的整体性的关系之中。由于此处所说的此在或自我是具有真实性、经验性和生动性的个体,因此他人是此在的自我的一半,或自我也是他人的“自我”的一半的说法,严格说来蕴涵着这样的思想即此在或自我必须是身心完整的统一体,而不是笛卡儿所说的纯粹的精神的或心灵的存在。这种纯粹的精神的或心灵的存在并不具有现实性、生动性和实践性。自我或此在与他人的共在必须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因为自我或此在与他人或与世界的共在的联系既具有思想性的或精神性的性质,也同时具有现实的物质性。此处所说的此在现实的物质性的含义是指此在或自我必须是身、心统一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才是真实的、生动的、完整的,他在空间中占有位置,在时间中有连续性。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现实地借助于身体、知觉、行动与他人、与世界共在,或“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正如生存论哲学家R. D. 莱恩在其生存论哲学名著《分裂的自我》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也许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在时间上连续的人。作为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切身进入世界,与他人相处。世界和他人在他的经验中也同样真实、生动、完整和连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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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在此必须注意的则是,存在主义者讨论人与自然等的论域是不同于熊十力的。前者是在主客二分模式的基础上强调存在先于认知。而熊十力则是在传统儒学思想体系内分析讨论体用关系。其实熊十力所谓的体用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体用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所谓的体用确实有现象与实在二分。既然已经打开,那么就有必要讨论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必要。但是在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中,他所谓的体与用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关系。且他所谓的体用论也并不是西方所谓本体论意义上的体用论。或者更具体说,由于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区分了现象与实在,所以熊十力所谓的体用实则上就是一个东西的两个称谓。如他对所谓体的六个意义的解析。在我看来,其中的所谓仁、明德、心等根本就是具体的德目,本不就属于“体”的范畴。把这些不是体的东西硬说成是体,当然这样的体与用也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说体就是用,或用就是体,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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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十力看来,本体既是万物之主,所以也就是自身之主宰。这就是说,在熊十力看来,物与心不是两橛化的,彼此不相关的。本体是天地万物与人自身所共有的。但在熊十力的儒学思想体系中,物化的本体说是他极力反对的。他所要的是化物而为物所化的本体理论,所以作为万物与人自身主宰的本体,主要的是我们的本心。他说道:“我们应该承认,万物都是我心所感通的,万有都是我心所涵摄的,故一言乎心,即知有境,一言乎境,知不离心。我人的生命是整个的,若以为宇宙是外在的,而把他宇宙和自己分离开来,那便把浑一的生命加以割裂。”(17)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熊十力所谓的生命本体论的真正基础是自身的心,而不是外在的事事物物。“唯吾人的本心,才是吾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18)熊十力的这一思想理路就是从人的本心出发来规定天地万物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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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熊十力的本体论思想的基础是人的本心,所以他才坚决地反对向外去追求什么本体,也积极地反对运用科学的方法或工具去追求或把握本体。他认为科学所凭借的根据——理智是一种向外追逐的根据。他把理智称之为量智,认为量智只能运用于认识物质的宇宙,而绝对不可能用来实证本体。因此,在他看来,量智或理智的效用是有限度的。量智或理智只是科学的工具,只是建立关于外在事物的知识论的工具。熊十力认为,研究知识论是科学的任务,而与哲学根本就没有关系,所以关于知识论的研究决不应该放在哲学的领域之内。哲学之为哲学,或者说哲学之所以能够在科学的步步紧逼之前始终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就是哲学有着自始至终属于自己的地盘。这一地盘,熊十力认为就是本体论。本体论是科学所不能够夺取的。因此,在他看来,哲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本体论。当然,为了加强哲学之研究,我们会经常注重知识论的研究。但我们在此必须要注意的是,对知识论的研究并不是哲学研究的目的,而只不过是作为本体论研究的方法或手段。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熊十力说道:“我们正以未得证体,才研究知识论。今乃立意不承认有本体论,而只在知识论上转来转去,终无结果,如何不是脱离哲学的立场?凡此种种妄见,如前哲所谓‘道在迩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其谬误,实由不务反识本心。易言之即不料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遂至妄臆宇宙本体为离自心而外在,故乃凭量智以向外求索,及其求索不可得,犹复不已于求索,则且以意想而有所安立。学者各凭意想,居讼不休,则又相戒勿谈本体,于是盘旋知识窠臼,而正智之途塞,人顾自迷其所以生之理。古德有骑驴觅驴之喻,盖言其不悟自所本有,而妄向外求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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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熊十力所反复批评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可以“认识论转向”的说法概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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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向开始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英国哲学家洛克等人。这些哲学家所研究的是知识论,而不再是本体论等问题。他们认为,本体论所涉及的那些问题,如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如果我们不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角度去研究,那么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结论必将是任意的武断的。于是,上述的那些问题必须放置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加以审视。从此,在哲学领域内,本体论不再是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其核心地位完全转让给了知识论或认识论。现在,哲学家关注的重点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能否成立应该在认识论或知识论领域内寻找答案。这一哲学发展趋势引领着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方向。正是在此共识的导引下,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研究也就成为了西方哲学界主流。那些仍然热衷于传统本体论研究的哲学家逐渐地边缘化。又由于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方法论的逐步走向完善和系统化,不少哲学家自觉地运用科学方法论,尤其是所谓的逻辑分析方法来处理哲学问题,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出现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潮在哲学领域内成为了左右西方哲学界的核心力量。逻辑实证主义者指出,命题的意义存在于命题的证实方式之中。如果一个命题可以通过经验事实加以证实或否正,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是有意义的。运用这样的证实标准,其结果必然是传统本体论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些命题根本不可能通过经验事实加以证实。所以结论也就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拒斥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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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虽然在中国现代哲学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却微乎其微。中国现代哲学家,如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对西方哲学界的这一发展趋势很不感冒。他们都冒西方哲学之大不韪,坚决主张,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而不是人生论或知识论才应该是中国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他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冯友兰在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方面颇有建树,但却从不关注认识论或知识论,没有在这一领域内留下任何研究成果。熊十力虽有心建立自己的量论,但也终未有此方面的专著问世。与冯友兰、熊十力不同,金岳霖在知识论的研究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厚重的《知识论》专著。但他本人却指出,玄学或本体论是知识论的基础,而不是相反。知识论所要研究的正是本体论所设立的共相世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努力,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建构才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特色。我们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哲学的主体或主流并不是知识论或认识论而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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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此指出的则是,金岳霖、冯友兰虽然将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看做哲学的主体,但他们两人还是认为知识论研究应该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与他们不同,熊十力则断然指出,只有本体论才是哲学的核心,或者说哲学就是本体论。站在这样的哲学立场来看知识论,那么他也就不得不将知识论或认识论排除在哲学之外了。这也就难怪熊十力虽有心愿要建立自己的量论,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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