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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从事于哲学研究的目的似乎并不纯粹是一种学术的事业，或者仅仅是为了求真。他在民族危机重重的年代创立自己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目的是要“以志艰危，且鸣盛世”，他是要以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确立哲学思想的基础。可见，他是有着民族文化的担当。因此他同时在追求着真和善，或者说在真和善这两者之间，他更注重的是善，所以他认为，形而上学虽然不能增加人们实际的知识，但是它却可以提高人们的境界，他的《新理学》就是要帮助人们进入天地境界，成为圣人。显而易见，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事业，而且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担当。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洪谦不关心国家的安危，而是说他是把哲学研究看做是一种纯学术的事业。而且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到，洪谦的分析哲学指向的是真，真是最高的，是唯一的。他完全赞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科学命题的意义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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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谦对冯友兰的批判固然是一个逻辑实在论者对一个新实在论者的批判，而更为根本的是，这一批判也是一个完全站在西方哲学立场的哲学家对一个中国哲学家的批判。这就涉及到维也纳学派与中国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根本态度问题了。可以说，在这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上，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就有一个取消形而上学的传统，维也纳学派只不过将其推向极端而已。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却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排除形而上学的传统，不但没有，而且还积极地维护形而上学。这是因为按照中国哲学家的看法，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形而上学。应该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某种共性，但不能否认它们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而不是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文化的核心却是哲学。西方人的终极关怀和终极托付是宗教，而中国人的安心立命之所却是哲学。准此，我们可以说，西方人具有宗教的本质，而中国人就其本质说是哲学的。把哲学看做是概念游戏是典型的西方人的说法，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哲学并不是绝对必须的。相反，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宗教倒并不是必须的，但哲学却是不可一日或缺的。这倒是应了黑格尔老人的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像一座雄伟壮观的庙中没有神像一样，空空荡荡，徒有其表，因为它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是中国人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对于形而上的执着追求源于中国人的本性。冯友兰就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人没有必要一定要具有宗教的性质，但每一个人却必须学习哲学，具有哲学的修养，他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哲学才是人的本质。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在不远的将来，哲学一定会代替宗教。显然，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哲学家的看法。其实有这样看法的不仅仅是冯友兰，熊十力也有这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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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不同，熊十力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哲学家。他维护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立场更为积极。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他说：“学问当分二途：曰科学，曰哲学。科学，根本是从实用出发，易言之，即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出发。……哲学自从科学发展以后，他底范围日益缩小。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除此之外，几乎皆是科学的领域。……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重视者不可同日而语。则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96)洪谦或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或科学，而是一种活动，它的任务就是要说明或明确科学命题的意义。总之，哲学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地，而只不过是科学的附庸，只不过是科学范围之内的一种活动。而熊十力却不这么看，他指出人的智有性智和量智的区别。“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底觉悟。”“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明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发用，而卒别于性智，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发现，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97)他认为，性智是一切智中最上的智，它要高于量智。本体是需要性智才得体认，而量智的运用形成的是知识。他于是这样说道：“哲学所以站得住者，只以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我们正以未得证体，才研究知识论。今乃立意不承有本体，而只在知识论上钻来钻去，终无结果，如何不是脱离哲学的立场？凡此种种妄见，如前哲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其谬误，实由不务反识本心。易言之，即不了万物本源，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遂至妄臆宇宙本体为离自心而外在，故乃凭量智以向外求索，及其求索不可得，犹复不已于求索，则且以意想而有所安立。学者各凭意想，聚讼不休，则又相戒勿谈本体，于是盘旋知识窠臼，而正智之途塞，人顾自迷其所以生之理。”(98)由于人们认识不到本体，所以才凭借量智向外逐物，在知识论上纠缠不休，所以才认识不清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认识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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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熊十力的这种看法，知识论的研究不是哲学内容，更不是哲学追求的目标。很显然，这样的看法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思潮是背道而驰的。从笛卡尔、洛克以后的西方哲学史的重点似乎一直是在知识论方面的研究，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所以在西方哲学中，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如果不去研究知识论，不建立自己的知识理论的体系，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见，在西方哲学中，知识理论恰恰是哲学的中心内容。而形而上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却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历史中渐渐地隐去。熊十力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他的上述思想似乎就是批评西方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冯友兰和金岳霖都在西方学习哲学多年，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更是了如指掌，但是他们似乎也没有为这种哲学发展的趋势所动，而仍然执著地坚持着形而上学的立场，花了极大的精力来创建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冯友兰认为，形而上学是“最哲学底哲学”。金岳霖也明确地指出“玄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他虽然在知识理论的研究上花了极大的工夫和时间，但他对知识理论的基本观点却是，知识理论应该是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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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述的哲学家们都毫不犹豫地坚持形而上学才是哲学的核心内容的哲学立场。在冯友兰的哲学研究生涯中，他似乎从来也没有在知识论研究的领域中下过工夫，写过文章。作为哲学家，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人生哲学的研究之中了。他的哲学就是他的“新理学”。在“新理学”中知识论是没有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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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哲学虽然受到西方哲学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现代哲学还是在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上面所作比较的意图就是要显示中西哲学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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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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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冯友兰：《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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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友兰：《新原道》，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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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冯友兰：《新知言》，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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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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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冯友兰：《新理学》，《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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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友兰：《新理学》，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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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冯友兰：《新知言》，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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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冯友兰：《新知言》，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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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冯友兰：《新原道》，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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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冯友兰：《新原道》，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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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冯友兰：《新原道》，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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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冯友兰：《新原道》，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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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冯友兰：《新知言》，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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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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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冯友兰：《新原道》，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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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冯友兰：《新原道》，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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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冯友兰：《新知言》，第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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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冯友兰：《新知言》，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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