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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291 由于贺麟把儒家思想的诗教、礼教和理学约归为伦理道德这一核心，而儒家思想的不足在于“狭义道德意义的束缚”。我们竟需要以西洋的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儒家思想实在是因为儒家思想“究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如他说：“儒家的礼教本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而究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44)“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就是说儒家的哲学思想实质上是人伦道德的哲学，而不是宗教或者说不是“真正的宗教”。他又说：“宇宙可分为神、人、物三界。中国人历来对于物的研究不大注意，已经缺了一面，而中国又向来缺乏真正的宗教，对于神亦不大理会，因此又缺了一面。西洋则基督教盛行，而基督教有一要义，就是说‘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语借自《中庸》。但柏拉图亦曾说过类似的话。认为对于神、圣的对象若没有知识，则对于人事方面亦无法了解。‘天’是人的根本，是无限、无对的，而人则属有限、有对，‘天’或‘神’是永恒，人则是暂时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平行的横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则是上下的纵的关系。我们要真正了解人，了解人的地位，人的意义，只知道人与人的横的关系是不够的，要了解人对天，人对神、或永恒之理的关系，才能完全。”(45)“以人伦道德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不能说一点都不关心人与天的关系，但其关注中心却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横向的关系，所以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至少不是他所说的“真正的宗教”。在贺麟看来，人伦道德是用，所以道德自身需要有体来支撑。若没有体的支撑，道德信念会出现危机。那么什么是道德的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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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293 他认为，道德的体是宗教。进而他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为什么宗教是体，而道德是用呢？贺麟指出：“宗教与道德皆同为善的价值之表现。但宗教所追求者为神圣之善，道德所追求者为人本之善，宗教以调整人与天的关系为目的，道德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目的。在此意义下，我们不能不说，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46)他认为宗教能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宗教有精诚信仰、坚贞不二的精神；宗教有博爱慈悲、服务人类的精神；宗教有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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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295 贺麟关于新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思想的核心在于要使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扩充提高而深刻化。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由道德进而为宗教，或者说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一宗教的基础。这一宗教基础就是基督教。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他的《五伦观念的新探讨》一文中看见这一思想倾向。他指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以宗法血缘为其基础的，是一种家族宗法式的等差之爱。贺麟认为，我们须以基督教的普世伦理来补充儒家的等差之爱。他实质上是站在基督教的普世伦理的基础上委婉地批评了儒家的等差之爱。他这样说道：“所谓普爱者，即视此仁爱之心如温煦的阳光，以仁心普爱一切，犹如日光之普照，春风之普被，春雨之普润，打破基于世间地位的小己的人我之别、亲疏之分。此种普爱，一方面可以扶助善人，鼓舞善人，一方面可以感化恶人于无形。普爱观念的最极端的表现，见于耶稣‘无敌恶’，‘爱仇敌’的教训。盖如果你既然抱感化恶人的襟怀，你又何必处于与恶相敌对的地位呢？你既与恶人站在你死我活的敌对地位，你如何能感化敌人呢？必定要超然处于小己的利害、世俗善恶计较之外，才可以感化恶人。能感化恶人才能转化恶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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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297 由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贺麟高度赞扬了基督教，认为宗教是道德的体，基督教创造了灿烂伟大的西方近代文明，可以说，他是完全地无条件地接受了基督教的思想。他所说的儒家思想的宗教化实质是说儒家思想的基督教化。他深怕有人误解他的以基督教精神来充实和补充儒家思想的立场，以为他是在中国传道或布教，所以他声明自己“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确实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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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299 他虽明言要“儒化西洋文化”，要“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但由于他把宗教或基督教看做是体，而道德是用，又由于他把儒家思想定位为伦理道德思想，所以儒家思想也就从他所说的“体”的位置下降到了“用”的位置。儒家思想新开展课题的主旨是要使“人伦道德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提升为宗教或基督教。用他本人的话讲就是要“从宗教的精诚的信仰中去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与力量，由知人进而知天，由希贤、希圣进而希天，亦即是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由宗教以充实道德”。(49)宗教高于道德。这就蕴涵着这样的思想，即基督教要高于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仅仅是用，而基督教才是体。如果说“西洋文明中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应有尽有”，如果说我们以基督教之体充实儒家思想后，那么有了基督教为体的儒家思想也会在中国的未来创造出灿烂伟大的现代文化。可见，贺麟本人是有强烈的统合融会儒家与耶教的思想。他的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思路有着强烈的基督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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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01 他高度地赞扬基督教的伟大和崇高，力主儒家思想的宗教化，但他本人从来也没有想成为基督教信徒。个中原因恐怕在于，虽然他从哲学和文化的视角看出宗教是体，道德是用，但他毕竟还是站在儒家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来自觉地吸收和利用基督教中有利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资源，而不是站在宗教的或基督教的立场使儒家思想基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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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03 从上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贺麟的文化体用观显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其讨论文化的起点无疑要高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于文化问题建构了比较系统的哲学理论，有一个清晰的形而上的构架。这是为胡适等学者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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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05 显然，贺麟并不满足于在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抽象地谈论文化，他还进一步将自己的文化哲学理论落实为具有操作性的原则和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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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07 如他指出了规定各文化部门的三条原则：一、体用不可分割，体必有其体之用，用也必然是体的用；西学有西学之体，也必然有自己的用。同理，中学有中学之体，中学之体也有着自己的用。二、体和用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体的表现，体不会成为用，用也不会成为体。三、文化的各部门之间有其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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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09 根据上述的文化的理论和原则，贺麟更进一步讨论了我们学习西洋文化应取的态度。他认为这样的文化讨论的指针有三条。我想，对于我们现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以下两条。第一，他指出，研究和学习西洋文化，应“得其体用之全，须见其集大成之处。必定对于一部门文化能见其全体，能得其整套，才算得对那种文化有深刻的了解。”(50)此项方针显然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化界研究西洋文化的现状而发的。贺麟认为，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有严重的问题的，即求用而不求体，重表面而轻本质，留情形而下之事物，而不知寄意于形而上的理则，只知分而不知全，提倡此便反对彼。此种批评在现时还有巨大的意义，因为食洋不化仍然是我们讨论中西文化中经常会遇到的现象。第二，因为体用之关系不容颠倒，所以贺麟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说不通。所以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就必须兼顾体和用，不能割裂零售；此一看法落实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上就是要强调“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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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11 我们可以看到，贺麟的文化体用观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其他学者的文化理论相比来得更为系统，更具有文化哲学的深度。而且他的理论也特别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既能坐而论道，也能起而能行。他指出，研究学习西方文化，对于其体和用的全套，要源源本本加以深刻透彻的掌握和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创造性地建设适合现代性需要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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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13 贺麟有关文化体用观的核心似乎在他关于西方文化的体的看法。胡适、陈独秀等人认为，西方文化之体无疑就是民主和科学。贺麟却指出，这样的看法大可商榷。因为他不认为民主和科学是西方文化之体，它们只是西方文化的用。西方文化的体是基督教。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精华都已蕴涵在基督教之中了。因此，学习西方文化的途径现在就变得更为清晰了，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创造了近代以来西方灿烂文明的基督教学到手，以使儒学思想狭隘化了的伦理思想上升为宗教。问题是变得简单明了了。但贺麟的这些看法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文化体用观实质上还是一种西化论的立场。其次，儒学和基督教之间能否找到一种中介或结合点，使此两者融会统合在一起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如利马窦等人也有将此两者整合在一起的企图，然终以失败告终。传教士的失败并不必然地说明，此路走不通。现在贺麟坚决要重走这条路，那么他必须要有新的思路。但可惜，他本人在其关于中西文化观思想中也并没有告诉我们此路到底该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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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15 贺麟认为，儒家思想是最古最旧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要得到最新与最旧的统一，古代与现代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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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17 通过对五十年来的哲学发展的考察，贺麟认定新儒家思想或儒家思想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化的输入“皆足以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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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19 贺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他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推翻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驱。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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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21 西方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又一大动力。贺麟认为：“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如不能经过此考验，渡过此关头，它就会消亡、沉沦而永不能翻身。”(52)贺麟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能否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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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23 虽然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但是贺麟认为，我们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因为“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没有基督教的科学，更不会有佛化或儒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亦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53)所以，科学化儒家思想决不是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儒家思想新开展须另辟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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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25 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应从儒家思想内部来寻找。贺麟认为：“儒家思想本来包含有三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54)按照这种理解，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合体。根据这种思路，贺麟指出：“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55)具体而言之，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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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27 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儒家的理学为中国的正宗哲学，所以也应该以西洋的正宗哲学发挥中国的正宗哲学。贺麟将中西正宗哲学融会弥合的可能性寄托于心学的“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理论。他指出，中西哲学的会合贯通“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解除民族文化的新危机，是即新儒家思想发展所必循的途径”。(56)沿着这条途径，可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这样既可奠定道德可能的理论基础，又可奠定科学可能的理论基础。这一儒家思想新开展的路向即是以贺麟所谓的“学治”来补充德治主义。如此融会贯通，既可使道德立基于学术，又可由纯学术导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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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29 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在贺麟看来，基督教“有精诚信仰、坚贞不二的精神”，有“博爱慈悲、服务人类的精神”，有“襟怀广大、超脱尘世的精神”。他认为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他说：“若非宗教的知‘天’与科学的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洋文化。”(57)因此要形成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必须吸纳接受基督教的上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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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31 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贺麟认为，建筑、雕刻、绘画、小说、戏剧，“具有无尽藏的美的价值”，与“诗歌、音乐皆系同一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的表现”。儒家本来就特别注重诗教、乐教，但因乐经佚失，乐教中衰，诗教亦式微，而且对其他艺术亦殊少注重与发扬。所以，贺麟认为：“今后新儒家的兴起，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的兴起，应该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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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33 总之，贺麟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59)据此，他反对种种指责儒家轻视艺术、缺乏宗教思想和宗教精神、不探究哲学的说法，他认为：“凡此种种说法，皆所以企图将儒家褊狭化、浅薄化、孤隘化，不惟有失儒家的真精神，使儒家内容贫乏狭隘，且将使儒家思想无法吸收西洋的艺术、宗教、哲学以充实其自身，因而亦将不能应付现代的新文化局势。”(60)贺麟认为，循此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方向开展，则儒家的狭义的人伦道德方面的思想，均可扩充提高而深刻化。具体而言之，就是从艺术陶养中去求具体美化得到的，所谓兴于诗，游于艺，成于乐是也。从宗教的精诚信仰中去充实道德实践的勇气与力量，由知人进而知天，由希贤、希圣进而希天，亦即是由道德进而为宗教，用宗教以充实道德。从哲学的探讨中，以为道德行为奠定理论基础，即所谓由学问思辨而笃行，由格物致知而诚正、修齐是也。而且“经过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新儒家思想不惟可以减少狭义道德意义的束缚，且反可以提高科学兴趣，而奠定新科学思想的精神基础”。(61)儒家思想的一些重要概念，在贺麟看来，都可以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思路进行重新诠释。如儒家思想的中心概念“仁”，如从诗教或艺术方面看来，“仁即温柔敦厚的诗教，仁亦诗三百篇之宗旨，所谓‘思无邪’是也”，“‘思无邪’或‘无邪思’，即纯爱真情，乃诗教的泉源，亦即是仁”。(62)从宗教观点来看，则“仁即是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忱”，“‘求仁’不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养，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63)从哲学看来，“仁为仁体。仁为天地之心，仁为天地生生不已之生机，仁为自然万物的本性。仁为万物一体、生意一般的有机关系和神契境界。简言之，哲学上可以说是有仁的宇宙观，仁的本体论。离仁而言本体，离仁而言宇宙，非陷于死气沉沉的机械论，即流于漆黑一团的虚无论”。(64)对于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概念“诚”，贺麟也按上述的方法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认为，诚的哲学意味比较多。诚即“是指真实无妄之理或道而言”，“所谓诚，即是指实理、实体、实在或本体而言”。(65)从宗教方面着眼，“诚亦是儒家思想中最富于宗教意味的字眼”，“诚即是宗教上的信仰”。(66)就艺术方面说，“思无邪或无邪思的诗教即是诚”，“诚亦即是诚挚诚真的感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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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8335 上面，贺麟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可能性条件、新开展的具体途径、新开展的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其关于新儒家思想开展的路向。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贺麟重建儒家思想的路向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新儒家思想体系相比较，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他尤其重视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理论角度来为新儒家融会贯通起来以重建儒家思想体系。他力图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融会贯通起来以重建儒家思想体系。他贯通中西哲学的特点在于“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他这种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一方面要固守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概念，一方面又要接纳西学的内容。他对于“仁”和“诚”这两个概念的新诠释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新的尝试，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诠释中确实存在着拼凑的痕迹，而达不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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