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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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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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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贺麟：《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文化与人生》，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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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贺麟：《文化的体和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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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贺麟：《文化的体和用》，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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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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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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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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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10—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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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贺麟：《文化的体和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35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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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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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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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方东美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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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平及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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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名珣，字东美，1899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安徽省桐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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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是清朝前期“桐城派”的发源地，其创始人方苞便是桐城人。方苞提出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正统，以服务于当代政治为目的，在文章体格和作法上又有细致讲求的系统化的古文理论。此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是他所谓的“义法”。此中所说的“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论断与褒贬。“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与文辞。所谓“义法”实质是说要将文章的思想与其表达方式统一起来。所以他接着指出：“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但在这两者中，“义”又似乎显得更为重要。所说的“经术”就是儒家经典。上面引文的意思是说有必要依据儒家经典的义理来叙事论理，如此才可论说古文的“义法”。儒家的经典是文章思想的源头。方苞主要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论说古文的优劣。如他说：“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穀梁传》，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之文。”（《古文约选序例》）至于唐宋八大家，在他看来尚有不够精熟之处，即这些古文大家如柳宗元、苏氏父子等人的经学根底就很差，欧阳修虽有所进步，但也显粗浅。（《答申谦居书》）他虽然很重视“义”，但也强调必须将“义”、“法”两者统合起来。但在这两者之间显然“义”或儒家思想是主要的，是文章的精神或灵魂。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知道方苞强调文章要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宗旨。可以说，方苞的上述思想为桐城派散文特色奠立了基础。在方苞与桐城派其他人物如刘大櫆、姚鼐等的努力下，桐城派逐渐成为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最为广泛的宗派，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1)综观桐城派的发展，我们可以看见方苞是最为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即儒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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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以在上面较为详细地叙述方苞的文章“义法”是因为方苞是方东美的十六世族祖。重视儒家思想的家传是方氏家族的家训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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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的十四世族祖为方以智。方以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崇祯时曾任翰林院编修，明亡后，削发为僧，决不降服清朝。出家后，改名弘智，别号愚者大师。以智博览群书、纷纶五经、统合儒释道，兼攻当时之自然学科。他努力倡“质测”贯“通几”，指出“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他此处所说的“通几”指的是哲学，而所谓的“质测”说的就是实验科学。他说的“几”是指事物的细微的变化，即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微妙的变化。“通几”就是说要研究通晓事物变化的深微根源的学问，此种学问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在解释何谓“质测”时，方以智说道：“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微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我们可知，这里所谓的“质”是指实物，而“测”指考察。“质测”是指对于事物做精细深微的考察以发现事物运动的内在的规则。他所谓的“通几”和“质测”、“不相坏”实质说的是哲学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决不会相互妨碍。以智关于哲学与科学的这一看法是相当深刻的，独步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真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他所以能够先于当时的学界认识到科学的重要作用，是因为他与当时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他与利马窦来往密切，后者以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手段积极普及、宣传天主教义。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到，方以智不但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有深入细微的研究，即便对于西方的科学也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不少创见。有学者指出：方以智在“光学、色彩学方面之识见，领先牛顿六十年；其场论思想以‘墟’名‘场’，领先爱因斯坦三百年。”(2)他早年有《通雅》、《物理小识》，晚年有《药地炮庄》、《东西均》等著作流行于世。可以说，方以智的社会影响虽不及方苞但他却是明、清最为博学的思想家，也是方氏家族中思想最为深刻系统、学问最为博学贯通的族祖。从这方面说，方东美极其类似于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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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家族不但学术思想文章世代相传著称于世，且极富道德勇气，不畏权势，以道德气节表率天下。如前所述，方以智父孔昭公，崇祯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清剿流寇张献忠，攻无不克，八战皆捷，唯香油坪一战因援军接应不力而失利，下狱论死。其子方以智血书跪阕，为父鸣其怨，并愿以自身代父罪。此事感动崇祯皇帝，因此叹曰：“此亦是人子，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子孝如是，父焉能不忠？于是立即释放其父。明朝为清所灭，方以智不降服清朝，遂削发为僧。(3)方氏家族中有方以智气节者代不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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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两岁丧父，其兄长承担其启蒙教育，督责甚严。方东美三岁就诵习《诗经》，自幼聪颖过人，一经诵习就过目不忘。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曾经这样说道：“我从小三岁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4)注重儒家思想的教育是方氏家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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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十七岁的方东美入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南京金陵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学校。我们不清楚他当时在金陵大学所学的课程。但基督教在华创办的高等学校的主要课程应该是西学，这是没有问题的。要求学生诵读《圣经》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方东美似乎没有严格地按照学校的要求在礼拜时诵读《圣经》，平时对学校的管理及教育措施也多有批评，因此引起某些教师的不满，甚至愤怒，竟在某次教授会上有教授倡议开除方东美。要开除就必须有理由。此教授的理由便是“学生方东美于礼拜时不读《圣经》而看小说”。(5)幸亏当时有赞赏方东美学术与见识的教授极力为之排忧解难，此事遂不了了之。但我们不能由方东美礼拜时不读《圣经》而看小说便得出他的主要兴趣不在西学的结论。礼拜时不读《圣经》是因为程序式的安排本就不易为一般年轻人所接受。很有可能方东美厌恶的是此种程序性安排，从现有的材料中我们看不出他对研读《圣经》的对立情绪。可以说他对西学的兴趣的形成就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这有方东美自己的回忆为证。他说：“但是进了大学后，兴趣却在西方哲学，后来所读的书和所教的书多是有关西方哲学的。”(6)一个对西方哲学有兴趣的学者不可能断然厌恶《圣经》的。因为实在可以说，基督教神学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着核心的位置。总之，进大学后，方东美的兴趣转向了西方哲学是毋庸置疑的。后来他的求学经历及早年的教学生涯也是以西学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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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在南京金陵大学到底看过哪些西方哲学典籍，现在尚不清楚，因此其学习西方哲学的心路历程我们难以求索。似乎他最早是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其兴趣是由杜威访华讲学开始。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当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1919年春杜威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得知杜威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便商请国内各教育团体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杜威于是在1919年的10月来到中国，开始其两年零两个月的漫长的讲学历程。1920年杜威来到了南京金陵大学讲学近一年，讲学内容为《西洋哲学史——上古部分》。杜威来金陵大学前，方东美已挑头在南京创建了“中国哲学会”，杜威来时他代表全校学生致欢迎词。他对于杜威所讲授的“西洋哲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对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却并不感冒。杜威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本人不喜欢玄虚的哲学思想，总想把学问坐实。在他眼里有两类问题，一类便是传统的思辨晦涩的所谓哲学家的问题，如形而上学家热衷的本体与现象、共相与殊相及其关系等问题，另一类便是当前的生活问题或生活境遇。杜威显然不喜欢前一类所谓的哲学家的问题，他专注关心的是后一类问题，即我们面临且迫切需要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这种实际的生活问题在杜威看来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传统的哲学家讨论的那些问题在他看来就应该是伪问题了。实验主义反对虚玄思辨的哲学，主张哲学要能解释生活，应付环境。要适应环境，应付环境，就要能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方东美注定是不会喜欢杜威过分注重实际效果的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因为他本人具有强烈而又执著的超越的形而上学的情怀，如他后来反复强调本体论，且又指出仅讲本体论不够，还得进一步讲所谓的超本体论。在形而上学家看来，杜威所讲的一切只停留在现象层面，尚未进入哲学的殿堂。方东美后来的求学历程表明，他所喜欢的是西方的生命哲学和英美的新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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