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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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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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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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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10—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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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贺麟：《文化的体和用》，《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352—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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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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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贺麟：《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文化与人生》，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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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方东美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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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平及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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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名珣，字东美，1899年农历二月初九生于安徽省桐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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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是清朝前期“桐城派”的发源地，其创始人方苞便是桐城人。方苞提出了以程朱理学为内核，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正统，以服务于当代政治为目的，在文章体格和作法上又有细致讲求的系统化的古文理论。此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是他所谓的“义法”。此中所说的“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论断与褒贬。“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与文辞。所谓“义法”实质是说要将文章的思想与其表达方式统一起来。所以他接着指出：“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答申谦居书》）但在这两者中，“义”又似乎显得更为重要。所说的“经术”就是儒家经典。上面引文的意思是说有必要依据儒家经典的义理来叙事论理，如此才可论说古文的“义法”。儒家的经典是文章思想的源头。方苞主要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论说古文的优劣。如他说：“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其次《公羊》、《穀梁传》，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大家之文。”（《古文约选序例》）至于唐宋八大家，在他看来尚有不够精熟之处，即这些古文大家如柳宗元、苏氏父子等人的经学根底就很差，欧阳修虽有所进步，但也显粗浅。（《答申谦居书》）他虽然很重视“义”，但也强调必须将“义”、“法”两者统合起来。但在这两者之间显然“义”或儒家思想是主要的，是文章的精神或灵魂。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知道方苞强调文章要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宗旨。可以说，方苞的上述思想为桐城派散文特色奠立了基础。在方苞与桐城派其他人物如刘大櫆、姚鼐等的努力下，桐城派逐渐成为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最为广泛的宗派，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1)综观桐城派的发展，我们可以看见方苞是最为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即儒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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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以在上面较为详细地叙述方苞的文章“义法”是因为方苞是方东美的十六世族祖。重视儒家思想的家传是方氏家族的家训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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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的十四世族祖为方以智。方以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崇祯时曾任翰林院编修，明亡后，削发为僧，决不降服清朝。出家后，改名弘智，别号愚者大师。以智博览群书、纷纶五经、统合儒释道，兼攻当时之自然学科。他努力倡“质测”贯“通几”，指出“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他此处所说的“通几”指的是哲学，而所谓的“质测”说的就是实验科学。他说的“几”是指事物的细微的变化，即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微妙的变化。“通几”就是说要研究通晓事物变化的深微根源的学问，此种学问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在解释何谓“质测”时，方以智说道：“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微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我们可知，这里所谓的“质”是指实物，而“测”指考察。“质测”是指对于事物做精细深微的考察以发现事物运动的内在的规则。他所谓的“通几”和“质测”、“不相坏”实质说的是哲学与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决不会相互妨碍。以智关于哲学与科学的这一看法是相当深刻的，独步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真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他所以能够先于当时的学界认识到科学的重要作用，是因为他与当时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他与利马窦来往密切，后者以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手段积极普及、宣传天主教义。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我们即可清楚地看到，方以智不但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有深入细微的研究，即便对于西方的科学也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不少创见。有学者指出：方以智在“光学、色彩学方面之识见，领先牛顿六十年；其场论思想以‘墟’名‘场’，领先爱因斯坦三百年。”(2)他早年有《通雅》、《物理小识》，晚年有《药地炮庄》、《东西均》等著作流行于世。可以说，方以智的社会影响虽不及方苞但他却是明、清最为博学的思想家，也是方氏家族中思想最为深刻系统、学问最为博学贯通的族祖。从这方面说，方东美极其类似于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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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家族不但学术思想文章世代相传著称于世，且极富道德勇气，不畏权势，以道德气节表率天下。如前所述，方以智父孔昭公，崇祯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清剿流寇张献忠，攻无不克，八战皆捷，唯香油坪一战因援军接应不力而失利，下狱论死。其子方以智血书跪阕，为父鸣其怨，并愿以自身代父罪。此事感动崇祯皇帝，因此叹曰：“此亦是人子，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子孝如是，父焉能不忠？于是立即释放其父。明朝为清所灭，方以智不降服清朝，遂削发为僧。(3)方氏家族中有方以智气节者代不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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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两岁丧父，其兄长承担其启蒙教育，督责甚严。方东美三岁就诵习《诗经》，自幼聪颖过人，一经诵习就过目不忘。他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曾经这样说道：“我从小三岁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4)注重儒家思想的教育是方氏家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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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十七岁的方东美入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南京金陵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学校。我们不清楚他当时在金陵大学所学的课程。但基督教在华创办的高等学校的主要课程应该是西学，这是没有问题的。要求学生诵读《圣经》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方东美似乎没有严格地按照学校的要求在礼拜时诵读《圣经》，平时对学校的管理及教育措施也多有批评，因此引起某些教师的不满，甚至愤怒，竟在某次教授会上有教授倡议开除方东美。要开除就必须有理由。此教授的理由便是“学生方东美于礼拜时不读《圣经》而看小说”。(5)幸亏当时有赞赏方东美学术与见识的教授极力为之排忧解难，此事遂不了了之。但我们不能由方东美礼拜时不读《圣经》而看小说便得出他的主要兴趣不在西学的结论。礼拜时不读《圣经》是因为程序式的安排本就不易为一般年轻人所接受。很有可能方东美厌恶的是此种程序性安排，从现有的材料中我们看不出他对研读《圣经》的对立情绪。可以说他对西学的兴趣的形成就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这有方东美自己的回忆为证。他说：“但是进了大学后，兴趣却在西方哲学，后来所读的书和所教的书多是有关西方哲学的。”(6)一个对西方哲学有兴趣的学者不可能断然厌恶《圣经》的。因为实在可以说，基督教神学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着核心的位置。总之，进大学后，方东美的兴趣转向了西方哲学是毋庸置疑的。后来他的求学经历及早年的教学生涯也是以西学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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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在南京金陵大学到底看过哪些西方哲学典籍，现在尚不清楚，因此其学习西方哲学的心路历程我们难以求索。似乎他最早是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其兴趣是由杜威访华讲学开始。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当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1919年春杜威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得知杜威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便商请国内各教育团体共同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杜威于是在1919年的10月来到中国，开始其两年零两个月的漫长的讲学历程。1920年杜威来到了南京金陵大学讲学近一年，讲学内容为《西洋哲学史——上古部分》。杜威来金陵大学前，方东美已挑头在南京创建了“中国哲学会”，杜威来时他代表全校学生致欢迎词。他对于杜威所讲授的“西洋哲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对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却并不感冒。杜威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本人不喜欢玄虚的哲学思想，总想把学问坐实。在他眼里有两类问题，一类便是传统的思辨晦涩的所谓哲学家的问题，如形而上学家热衷的本体与现象、共相与殊相及其关系等问题，另一类便是当前的生活问题或生活境遇。杜威显然不喜欢前一类所谓的哲学家的问题，他专注关心的是后一类问题，即我们面临且迫切需要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这种实际的生活问题在杜威看来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传统的哲学家讨论的那些问题在他看来就应该是伪问题了。实验主义反对虚玄思辨的哲学，主张哲学要能解释生活，应付环境。要适应环境，应付环境，就要能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方东美注定是不会喜欢杜威过分注重实际效果的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因为他本人具有强烈而又执著的超越的形而上学的情怀，如他后来反复强调本体论，且又指出仅讲本体论不够，还得进一步讲所谓的超本体论。在形而上学家看来，杜威所讲的一切只停留在现象层面，尚未进入哲学的殿堂。方东美后来的求学历程表明，他所喜欢的是西方的生命哲学和英美的新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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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自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方东美即赴美国留学，初入威斯康辛大学，后转俄亥俄州立大学，最终又返回威斯康辛大学。前后共三年。在这短短的三年间他竟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柏格森生命哲学之评述》和博士学位论文《英美新实在论之比较研究》。方东美在美国留学时年龄刚过二十，正值年富力强好学上进之时。这时的方东美已经有了自己强烈的哲学取向。当时在美国走红的两个哲学思想流派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新实在论，而这两者也完全符合他本人的哲学情怀，所以他也就将这两者作为自己热衷研究的对象。无疑，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及其方法后来都成为了方东美本人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源。其实新实在论思潮却不能说完全符合方东美的哲学趋向。新实在论理论的一大特色在于将现象与实在打开，与旧实在论只承认共相的实在性不同，新实在论者指出，共相是实在的，经验世界也同样有其实在性，指出他们的任务正是要努力从经验现象出发达到现象背后的实在。将现象与实在打开的实在论的致思理路应该说是完全适合于方东美的哲学趋向的。因为方东美也正是要努力使人从当下的境遇不断地向上提升超拔而达到“寥天一”的至上境界。但麻烦的是，新实在论者处理现象与实在的关系无一例外地运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这一点我们只要稍微浏览一下英国新实在论者罗素、美国实在论者蒙太古、斯皮尔丁、霍而特等人著作便可清楚知晓。显然，读过方东美著述的人也同样清楚地了解，方氏对于所谓的分析方法多有严厉的批评，认为分析哲学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哲学就死了。他对分析方法的这种苛刻的批评显然是受了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很深的影响。柏格森认为，分析的方法根本不适合运用来研究生命现象本身。为什么呢？柏格森指出，分析方法只适用于对外物做形式的没有内容的分析，且分析方法追求的是清晰固定的对象，但生命却是在时间中流动绵延，没有片刻停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柏格森指出对于生命现象的认识我们只能运用直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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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方法与分析方法是决然对立的。同样，罗素也认为这两种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本人竭尽全力在哲学研究领域倡导分析的方法，这就导致他必须全力以赴批评、推倒、颠覆柏格森的直觉方法，因此只要有机会罗素就会以柏格森的直觉方法为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他写过批评柏格森的小册子，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的前言中也不忘批评柏格森。来华讲学时，罗素有所谓的《五大讲演》，其中一讲题为《哲学问题》。在这一讲演专列一讲“唯心主义”，罗素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列为神秘的唯心主义，并对之做无情的批评。罗素对柏格森的批评引起了方东美的好奇，遂引起他研究柏格森的兴趣。其实杜威在华五大演讲中就有《世界三位哲学家》的演讲，他介绍的第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便是柏格森。杜威对柏格森哲学思想主要是比较客观的介绍，不似罗素是为了颠覆或推倒柏格森，因此后者的批评引起了方东美的注意或兴趣。于是方东美就自觉地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为其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此番对柏格森的研究使方东美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触，从此爱上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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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必须提到的是，在美国学习期间，更具体说在威斯康辛大学学习期间，方东美曾向威斯康辛大学请假，转至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系，师从雷敦教授（J. A. Leighton）钻研黑格尔哲学一年。雷敦教授当时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名家。方东美向威斯康辛大学告假显然是慎重思考后的理性选择。他之所以选择俄亥俄州立大学师从雷敦教授专研黑格尔哲学是因为黑格尔哲学中富含着他急切需要的哲学思想资源。黑格尔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体系最为庞大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这一哲学体系包含着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等。总之，他的哲学涵盖了包括自然、社会、人类所可能包括的一切。在黑格尔看来，这个宇宙中的自然、社会、生命、精神等源自一种绝对的理性。理性不是毫无差别的绝对，而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绝对。而且此种绝对不是一死的或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合一。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主体就是生命，就是发展运动，或者说就是意识，或趋向意识的过程。理性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的初期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其最终的趋向毫无疑问的就是意识自身。因此整个宇宙不过是理性自身的深化或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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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或异化并不具有绝对单一的特性，而是不断地由一种状态异化为另一种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性质的另一状态。不同状态之间的这种既有联系又有性质差异的状况，黑格尔称之为对立统一。所谓的对立统一是说，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在一个统一体中，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孤立地看其中的任何一方是毫无价值或意义的。只有将任何一方看做是统一体中的一方，或者是必须结合着对立的另一方来看，某一方面或片段才有可能具有特定的价值。黑格尔哲学思想之所以吸引方东美，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黑格尔哲学思想这一显著特征用方东美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广大和谐。广大是说黑格尔哲学是无所不包的。如果说西方哲学史上真正有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的话，那么黑格尔哲学思想便是。和谐实质上说的是将各个不同的要素或成分融合包容在一个既有差别又能彼此相容的体系之中。具体到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来说就是，仅仅滞留在某一思想体系之内，我们是决计不可能真正理解其思想实质的，因为任何思想体系之间是相通的。所以结论也就是，要研究儒家的思想，就必须将其放在一个广大的学术思想背景之下，看其与其他思想系统之间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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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思想吸引方东美的另一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黑格尔这样的理念，即在黑格尔看来，实在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而这样的运动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而是内在于实在本身，源于实在内部所蕴涵的一种冲力。实在这一运动、发展呈现为一过程。黑格尔认为，这样的运动、发展过程不是抽象的概念所能够把握的。任何事物都是漫长运动或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真正地认识它们就不能截取某一个阶段或某一个片段，而必须认识事物本身所包含的所有可能包含的矛盾，必须要揭示它所包含的全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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