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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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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57—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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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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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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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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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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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一卷，第二章；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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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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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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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钱穆此文收入《古史辩》第三册上编，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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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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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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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理论渊源及其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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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张申府先生治西方哲学，后长期追随当代新儒家的开山熊十力先生，为熊氏在港台的三大弟子之一。他曾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1949年后，在港台两地多所大学任哲学教授、导师，讲授逻辑、知识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牟宗三一生笔耕不辍，有数百万言的作品传世，而且他的思想深刻、敏锐，堪称当代新儒家学者中最富原创力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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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在北大读书期间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他遇到了熊十力，他自己也认为认识熊十力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熊十力开启了他哲学的慧命，他说：“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邀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接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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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熊十力在精神气质上极大地影响了牟宗三，开启了牟宗三的精神慧命，那么客观的外在环境是牟宗三成为新儒家更重要的原因。尤其是1949年他到了台湾，对故土和中华文化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和更深沉的热爱后，他走出了纯粹的架构的思辨，关注政治、关注历史。促使他产生这种改变的动力正是一股“客观的悲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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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要的关节，使我常常被拖到“存在的”现实上，亦使我常常正视这“存在的”现实，而体会另一种义理。这便是从外在化提升起来而向内转以正视生命。这另一种义理就是关于生命的学问。不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上，是不能接触这种学问的。存在的领域，一是个人的，一是民族的。这都是生命的事。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从自然到生命，既须内转，又须向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由“存在的”现实而契悟关于生命的学问……人类的生命史是可悲的，亦是可喜的。何以会如此？这不能只看生命本身，这须透到那润泽生命的德性，那表现德性或不表现德性的心灵。这里便有学问可讲。这里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猎追逐而得解放，是由于熊先生的教诲。这里开启了一种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而中土圣哲，则愿叫做“慧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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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引用牟宗三这么一大段文字，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理解牟宗三哲学思想的转变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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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段文字来自《五十自述》，我们前面说过，《五十自述》写于1956—1957年间，虽然这部自述是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作者写作时的心态不能被忽略。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不可能回忆起多年以前的全部想法，我们的记忆实际上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我们现在的兴趣、爱好、心态和思考的问题对我们的回忆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回忆更多的体现的是回忆时的心态，而并非回忆的内容本身。我们做这样的分析是说，与其说《五十自述》是牟宗三在回忆自己的成长，不如说他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态度、想法和观点。所以解读《五十自述》对于我们理解牟宗三在五十年代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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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段文字向我们揭示了牟宗三为什么由“架构的思辨”走向了“客观的悲情”，以及“客观的悲情”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所谓“存在的”实际上也就是指现实的生活，虽然哲学家的思想是空灵的、超越的，比如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作《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作《知识论》、牟宗三写作《认识心之批判》，但他们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们生活在那个离乱的年代中，和中国人民共同承受着民族的苦难，他们在生活上所遭受的艰苦、困顿，精神上、心灵上所遭受的震撼与刺激是我们这些和平年代中成长的一代很难体会到的，他们对于自身、对于家国、对于民族自然有一种悲悯之情，这就是牟宗三所说的“客观的悲情”。这种悲情促使牟宗三走出“架构的思辨”的象牙塔，走出纯粹知识论的建构，走出了“非存在”的领域，关注现实，关注存在，关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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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人的生命就像一根脆弱的芦苇。对于生活在兵荒马乱年代的人们，这种体验可能会更加深刻。在这种个人生命存在受到威胁，民族也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人也许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种渺小感、恐惧感和无依感。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越需要精神上的方向、依靠和指归，就好像寻到了“根”的感觉。对于牟宗三先生来讲，他寻到了这个“根”，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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