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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后期受康德哲学影响甚大,他对于圆善问题的证明也是受康德影响,但牟宗三认为康德是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对圆善问题的证明,他本人对康德的证明并不是很满意。他在中国哲学的传统下对康德的证明提出了一定的批评,并自己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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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凡是道德的善都是以道德法则来决定的,道德法则都是无条件的命令,善是道德的目标,是实践理性的直接对象,依道德法则、无条件定然命令所行的善是纯然至善,无任何私利夹杂其中,这样得到的善是极善或纯善,但此纯善并不是圆善,圆善是指圆满的善,是道德与幸福有一致的配称关系。但是德福如何能够实现?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康德认为,德与福只能是综合的,不能是分析的,不能在现象界里肯定有德必然有福,而是应该在智思界里寻求其可能的根据,由此康德提出了“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两个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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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理解的灵魂有这样几个特征:纯一性,实体性,人格性,不灭性。因为康德认为我们现实的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心灵完全符合道德原则,到达极善的境界,但是我们又是现实的人、感性的人,不可能完全符合道德的原则,只有在一无限的生命进程中,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实现完满,德与福才能实现圆满的一致。康德还认为,德福一致是超越感性的关系,只有上帝才能保障二者的结合,上帝是具有人格性的无限存有,只有上帝可以使德与福的结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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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根据中国哲学的立场,对康德的圆善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康德把保障圆善得以实现的无限而绝对的智心人格化为上帝,这是“理性外的情识作用,或者说是依附于理性的一种超越的情识”,他指出,圆善所以可能之根据放在这样一个起于情识决定而有虚幻性的上帝上就是一大歧出,牟宗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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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则之确立是理性的,意志之自律亦是理性的,要求圆善亦是理性的,要求一绝对而无限的智心之体证与确立亦是理性的。惟对于绝对而无限的智心人格化之而为一绝对而无限的个体存有则是非理性的,是情识决定,非理性决定。在此,中国儒释道三教之传统有其圆熟处。我们依此传统可期望有一“彻头彻尾是理性决定”的说明模式。(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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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对于问题的理解往往是由于哲学前提和预设的不同,牟宗三的哲学背景和哲学立场显然是中国式的,他显然无法接受“上帝”这样一个观念,他认为上帝是虚幻的,由上帝来保证圆善的实现是一种感情、情识的作用,不是理性的作用,他希望把圆善的根据从上帝那里拉回到人的道德本心处,他认为道德本心也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的“道德主体”,在《圆善论》中,牟宗三更习惯把它称为“无限智心”。无限智心是内在于人的道德本心,同时也是超越的、无限的天道实体,以无限智心来说明圆善可能之根据是唯一必然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圆教之途径,圆教成而圆善明,圆善明而实践的智慧学得以成立,哲学的思考到此而止,牟宗三把圆善看做哲学的最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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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认为,无限智心一观念,儒释道三教都有,对儒家而言,是本心或良知;依道家而言,是道心或玄智;依佛家言,是般若智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这些都没有对象化为人格神,这些对于实践理性来说,都不涉及思辨理性之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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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儒家的无限智心,牟宗三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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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无限的智心由孔子之“仁”而开示。仁所以能被引发成无限的智心是由于孔子所意谓的仁之独特的基本品格而然。孔子之言仁主要地是由不安、不忍、愤悱不容己之指点来开启人之真实德性生命。中间经过孟子之即心说性,中庸易传之神光透发——主观面的德性生命与客观面的天命不已之道体之合一,下届宋明儒明道之识仁与一本,象山之善绍孟子而重言本心,以及阳明之致良知——四有与四无并进,刘蕺山之慎独——心宗与性宗之合一:经过这一切反复阐明,无限的智心一概念遂完全确立而不动摇,而且完全由实践理性而悟入,绝不涉及思辨理性之辩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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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在这里讲的无限智心,就是他一直在论述的“道德主体”概念,他从五十年代起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念,就一直沿着这样的思路不断发展,道德主体的表述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心体、性体、知体明觉,以及在《圆善论》里常用的“无限智心”,说到底,此道德主体既是人的道德的根据,又是超越的天道实体。实际上,在牟宗三看来,之所以用无限智心取代上帝,是因为他一直坚持“超越而内在”的理路,在他看来上帝是外在于人的,虽然上帝是超越的,但是“超越而外在”,牟宗三希望圆善的最终完成不是通过外在的力量来保证的,而是通过内在的力量、通过自己来保证。但牟宗三接着又指出,无限智心虽然可以开德福一致之机,但仅仅说无限智心之确立还不能使我们明彻德福一致的真实可能性,我们必须通过无限智心来讲圆教才能彻底讲明圆善问题,圆教成而圆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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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圆教就是圆满之教,是“如理而实说之教,凡所说者皆无一毫虚歉处”。牟宗三认为的圆教有三种,即佛家的圆教、道教的圆教、儒家的圆教。与之相对应,圆善的解决也有三条途径,即佛家圆教下的解决、道家圆教下的解决、儒家圆教下的解决。牟宗三认为儒家的圆教与佛道两家的圆教不同,佛家的圆教是由“解心无染”入,道家的圆教是由“无为无执”入,儒家的圆教则是从道德意识入手,有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道德创造之纵贯的骨干。此纵贯系统自孔子开始,孔子的“践仁知天”已略含此规模,到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相应于孔子原有之规模已充分展现;《中庸》言慎独、《易传》言乾坤并建、尊乾法坤都是相应于孔子原有规模而言。到了宋明儒,对于此纵贯系统更有发展,周敦颐默契妙道,明实践工夫之切要,虽然是开端另说,但并未违背孔子原有之规模;张横渠喜言太和太虚,又多滞词,但并不违背孔子之原义;至程明道言一本论,才真正相对于孔孟圆盈之教的规模;程伊川与朱子从《大学》讲格物穷理,走出了孔子的规模,是此系统之歧出,牟宗三称之为“顺取之路”,与“逆觉体证”相对反。陆象山直接承孟子而来,扭转朱子之歧出,符合孔孟原有之规模;王阳明顺心、意、知、物讲良知,是对儒学的大贡献,但他“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尚不是究竟圆教,而只是圆教之事前的预备规模,直到王龙溪提出“四无说”,圆教的规模才成立,所谓“四无”就是“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所谓四无,就是说心、意、知、物四者混化为一,“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牟宗三认为,只有到此境界才是圆教,只有在此圆教中,德福一致的圆善才真正的可能,他说:“因为在此神感神应中,心意知物是一事。吾人之依心意知物之自律天理而行即是德,而明觉之感应为物,物随心转,亦在天理中呈现,故物边顺心即是福。此亦可说德与福浑是一事。”(76)在牟宗三看来,只要达到了圆善的境界,则迹本圆融,物随心转,一切存在状态随心而转,事事如意而无所谓不如意,这便是福。如此德与福便通过一种诡谲的方式相即,即德福成为一事。牟宗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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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智心能落实而为人所体现,体现之至于圆极,则为圆圣。在圆圣理境中,其实义完全得见:既可依其自律而定吾人之天理,又可依其创生遍润之作用而使万物(自然)有存在,因而德福一致之实义(真实可能)亦可得见:圆圣依无限智心之自律天理而行即是德,此为目的王国;无限智心于神感神应中润物、生物,使物之存在随心转,此即是福,此为自然王国(此自然是物自身层之自然,非现象层之自然,康德亦说上帝创造自然是创造物自身之自然,不创造现象义的自然)。两王国“同体相即”即为圆善。圆教使圆善为可能;圆圣体现之使圆善为真实的可能。(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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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善论》是牟宗三最后的一部著作,也标志着他哲学发展的终结,他认为圆善的境界是哲学发展的最高境界,达到了圆善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圣、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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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对于圆善问题的研究也是他会通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样本,他将孟子哲学、康德哲学进行比较,从不同的向度对圆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最终又回归到儒家的圆教系统,由圆教证明圆善。但牟宗三的证明还是有一定问题,他更多强调的是境界形态的圆满,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所以他往往受到质疑: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德福不能一致,牟宗三对此只能说这是物自身层的实现而非现象界的实现,但是现象界恰恰也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的世界,如果在现实的层面不能给予充分的证明,那么牟宗三对于圆善的证明就不能不让我们考虑甚至质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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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节 贡献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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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一词来自《周易·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近代以来,这个词就用来翻译西方的metaphysics。metaphysics直译是物理学之后,也就是物体、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者可称为本体,从metaphysics字面可以看出,西方的形而上学是以知识为入路的一门学问,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与之有很大不同,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讲,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由此展开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78)虽然入路不同,但现代中国哲学家们都认为中国还是有形上学,比如冯友兰就认为形上学是哲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在于提升人的境界。牟宗三也是承认中国有形上学的,他甚至认为宋明理学就是真正的“道德的形上学”,在《心体与性体》中,他做了严格的界定,区分了“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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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括本体论与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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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牟宗三所理解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以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要内容,以道德为入路,而且在他看来,只有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才达到了“把那道德之当然渗透至充其极而达至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之境”,也就是成就了“道德的形上学”。但宋明儒学本没有“道德的形上学”这样的讲法,这是牟宗三对宋明儒学的理解和概括,同时也是牟宗三哲学的内容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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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形上学”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可以概括牟宗三哲学的系统,如果让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牟宗三哲学的总体特征,可能没有比“道德的形上学”更准确的了。1987年,香港大学颁赠牟宗三荣誉文学博士,港大教授F. C. Moore在致辞中说道:“牟教授由儒家的心性之学作起点,建立起一套形上学的思想,他名之曰‘道德的形上学’,亦可以说,他为一超越义的形上学系统供给一道德的证明。”(79)本文所用的“道德的形上学”即是指牟宗三先生建立的一套哲学系统,其中既包括本体论、宇宙论,也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是牟宗三哲学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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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序言里,牟宗三说到,他试图使“中国哲学能哲学地建立起来”,这句话就表明了他既承认有中国哲学,同时又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十分符合现代学术的需要,需要“重建”。至于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李明辉教授有一总结:“在西方现代的学术讨论当中,‘重建’一词有两种意涵,即‘恢复’和‘重组’。以中国哲学之‘重建’来说,第一个意涵意指:重寻中国哲学之原貌,恢复其原有意义;第二个意涵则意谓:透过重新诠释,将中国哲学之原有成素重新组合,从而赋予它新的意义,激发其新的潜在动力。”(80)这段话概括了牟宗三哲学对中国哲学的两大贡献,即继承和发展,仅以“道德主体”思想而言,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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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概念首先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他生活在一个“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时代,西方一些学者声称要把中国文化陈列在博物馆凭吊,在这样大的时代之下,牟宗三同唐君毅、徐复观等诸位先生所怀有的是当代儒者的担当意识。很多学者批评牟宗三的哲学走向了书斋,成为纯粹学院式的建构,这实际上是没有看到牟宗三哲学深沉、厚重、博大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牟宗三哲学不仅仅是一套形而上的建构,他更宏大的志向和理想在于希望中国能由“学术生命之畅通”转至“文化生命之顺适”、“民族生命之健旺”,这是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主体”乃至整个牟宗三哲学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更深切体会到牟宗三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悲情意识。通过本文的介绍、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基本的价值理念上,牟宗三是认同中国传统哲学的,他甚至直接把儒学称为“儒教”,就是希望传统儒学能继续走在新的时代,起到教化民众的功用。对于肯定传统、继承文化的理想,牟宗三的学生王邦雄教授说过一段话,代表了新儒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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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当代中国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在哪里?这“世界”是特殊的定义,是指我们精神的宇宙、价值的天地、心灵的世界,来自于文化传统与哲学宗教的世界。当代新儒家就是为我们将失落已久的世界重新的找回来。中国的世界在哪里?我觉得人的生命都要通过文化传统来看它,才能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也才能跟过去接续起来,不再是孤零零的现在,而是过去的绵延。这个接续让自己的生命茁壮起来,不再是只站在当前的某一点,而是整个历史传统的成长过程直接与生命通贯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当前应有的方向,去开展未来的生命。(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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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人物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现实的存在,他们更希望从历史的维度、超越的维度去看人的精神、价值和心灵,这也是牟宗三的“道德主体”思想关注之所在,所以他的“道德主体”一方面继承了历史、文化意识,一方面开启了超越的价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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