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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的理解，西方近代以来有诸多的先哲曾提出多种理论予以阐述。从霍布士，洛克，卢梭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唐君毅都不能同意。唯独服膺德国大哲黑格尔。他谈到自己对国家的理解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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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所言与黑氏所言，表面或有异同，可留待他人之评论。然在精神上则实仍与黑氏所言，并无大差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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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的国家学说对黑格尔的继承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国家的存在有理性上的必然性，为完成理性自我道德意志的客观精神之化身。第二，家事实上的建立，也是至善而纯洁的客观精神的表现，是为本原清净论。第三，家为涵盖个人的精神实体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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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唐君毅对国家的解释又有更进于黑格尔的方面。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建立在这样一个形而上学前提上，即：全体中的实在性或优越性比部分中的要多。这是因为，一个全体中的部分要受全体和其他部分的影响，一脱离全体和其他部分，部分就会改变自身的性质。因而除全体之外没有完全真的和实在的东西。所以作为全体的国家和作为部分的个人的关系，是全体大于个人，个人服从全体的关系。个人离开国家，就像眼睛离开了身体一样不再具有价值。黑格尔曾说，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国家是理性自由的体现，这自由在客观的形式中实现并认识自己。国家是人的意志及其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的理念。在其《法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进一步说，国家是道德理念的现实——即作为显现可见的、自己明白的实体性意志的道德精神；这道德精神思索自身并知道自身，在它所知的限度内完成它所知的。国家是自在、向自的理性者。人的精神现实性就在于人的本质——理性，而人所具有的全部精神现实性，都是通过国家而获得的。(60)唐君毅认为黑格尔偏重说明国家包含个人，对于个人的超越的理性自我的涵盖性在本源上未能认清，使人易生国家偏离个人而另有实在性和意志之感。遂运用其理性自我的统一原理，将黑格尔的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性根据作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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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认为，国家观念与普遍的自我人格意识仍发自我们的理性自我，而依理性之推扩而成。故此理性自我可称作超越的理性自我。而国家之如为普遍的自我人格而有意志，仍毕竟依此超越的理性自我之超越意识而立。国家的存在，仍毕竟只由人超越的理性自我之超越意识所肯定，而为自此超越意识出发的理性活动求客观化之意志或道德意志所支持。就是说，作为国家之根据的超越的理性自我，不能离个人真正的理性自我而存在，而作为现实中的个人的理性自我之所以能支持超越时空的国家存在，是因为理性自我的本质，纯粹理性是普遍的，理性自我客观化自身的理性行动或道德意志，本质上是超越时空，纵贯时空，贯通过去未来所有人的真正理性行动和道德意志的。而这样一种理性自我，实际上已经了融合了中国儒家哲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心”的思想于其中。陆九渊曾反复强调心的普遍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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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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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作为个体的心，主体性的心超越了自身，成为超越时空的存在——一种超验的客观的精神。在这里，心一而二，既是个体性的，又是普遍性的；既是主体性的，又是客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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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将国家解释为客观精神在现实世界的化身，唐君毅则融合了陆王心学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改造成了既具有个体性和主体性，又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超越的理性自我，以之作为国家的理性基础。这个理性自我实际上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个人需要服从国家，而对于唐君毅来说，个人为国家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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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内具体的政治制度，唐君毅认为君主专制不如贵族政制，贵族政制不如民主政制，原因在于对权力划分和限制的范围依次越来越大，理性活动普遍客观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政治活动也越来越合理性。但民主政制也有弊端，群言折中之结果，未必得出为政之善策。而中国传统政治之德治，人治，礼治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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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高于西方法治及民主政制下之社会政治之处，然因未透过法治，与今日之民主政制，故其实际又有较今日西方之法治民主政制下之政治社会为低之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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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近代民主法治的精神基础，乃在于对个人的权利的承认和尊重，此为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所未有。所以，唐君毅综合中国传统政治之智慧与近代西方政治之优点，提出了理想的民主政治，即：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礼治，人治和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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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各种文化活动都可以只以实现自身活动价值，完成该文化活动为目的，而不需有其他外在的目的。体育军事，法律和教育这四种文化活动的不同在于，它们被称为文化活动，就在于它们能够促进，保卫，维持，延续他种文化，实现其他文化价值，其本身的价值，即在于达此目的的工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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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是一种生命自己建设自己，补充自己的过程，它所要成就的目标，是保持增强身体生命力的未来状态。在体育活动中，为达一自觉的未来目标和理想而对自然本能的节制，对身体现实状态的超化，都表现了道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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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主要意义在于对文化的保卫和维护，同时，在军事意识中包含超越现实物质与求生本能，视生命为虚幻的形上意识，此种超越自然生命欲望之形上意识，就内含道德意识。根据这种理解，唐君毅将军事意识分成高低等级，最低等为侵略意识，较高等的为自卫战争意识，再高者为“乐于战争之纯粹战争意识”，依次还有表现纯粹的勇士之勇与圣贤之勇的战争意识。唐君毅对于战争等级的划分，似乎得出了歌颂战争的结论。侵略战争固然为最低等的战争，但是为捍卫自然生命财产等的正义的自卫战争，也仅属于次低等的战争，而为了战争而战争，表现人的勇德之战争，却是高等级的战争，有些难以令人接受。唐君毅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与他对道德的理解有关。他继承了宋明理学家“天理”“人欲”的思想，认为人的行为所含的道德价值的高低，与对人欲的超越程度直接相关，越是超越人的自然生命欲望，所含的道德价值就越高，这种理解发展到极端，就排斥自然生命的存在合理性，认为生命本身没有目的价值，只有成就德性的工具价值，为了德性，可以否弃生命。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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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军事可以纯为达个人目的之活动，法律和教育则需以社会文化的维持为目的，因而依赖于超个人的道德意识。唐君毅认为法律的作用，就是为实现人的守法立法之理性，而保护人的文化活动。法律意识源于依照社会风俗习惯标准以自制，这就表现一种道德价值。依照唐君毅的观点，自觉的法律意识，本质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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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社会集体生活之理法以现客观理性之意识；……法律意识不仅包含吾人通常道德意识中所谓仁义理智等之当然之理，亦包含各种人类之自然生活实际生活而形成之存在之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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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律意识最初依照的社会风俗习惯标准，也将接受道德理性的进一步批判，而不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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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意识，唐君毅认为，就是包含在人成就自己之道德意识中，直接顺人之成就自己之道德意识而发的成就他人的意识。(64)教育意识以成就他人的文化生活与人格，保卫人类的文化延续为目的，但也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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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等为含自己的生物本能，夹杂私心在其中的教育意识；较高等为无私地求延续文化于被教育者之意识；再高等为尊重受教育者自动运用理性接受文化之人格的教育；更高等为使受教育者不仅为已成文化的接受者，还是未来文化的创造者；最高等为教学相长，人人都成为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者，自然世界成为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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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唐君毅以理性主义观为基础，认为自然宇宙的进化历程，在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彰现普遍理性。贯通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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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为一超越物质世界或使物质世界自己超越之原理或道或生命精神在不断显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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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理或道，就其使万物互相贯通，吐纳万形而言，就像一个大生命，大心灵，大精神。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是人性和人之精神的外化，也是自然宇宙精神进化过程中不断超越自身而最后显现出来的，所以人类精神理想通于自然宇宙无限的形上实体，形上生命精神，也就是人类超越个体自我，而涵盖他人自我及一切生物或物体的超越的精神自我或本心之存在。人类精神文化，即是此形上的生命精神实体和人的超越的精神自我的客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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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唐君毅始终不离道德理性基础而论文化，一方面在完成道德自我的展开，另一方面，也使人自觉人类文化本源中的向上精神，而避免文化的堕落。可以说，唐君毅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堕落，在于精神耽于文化成果的享受，而不是进行文化的创造；文化分殊发展而不知归，各自离析而无所精神统摄，各自为重而抹杀其他文化活动之价值。他指出了人类文化的振兴之道，也就是：以道德理性为基础，文化意识与精神振奋向上，分殊而有会通，会通而不失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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