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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唐君毅：《哲学的研究法－新亚书院第四次文化演讲会讲辞》，《唐君毅全集》第十八卷，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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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唐君毅：《哲学的研究法－新亚书院第四次文化演讲会讲辞》，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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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唐君毅：《哲学的研究法－新亚书院第四次文化演讲会讲辞》，第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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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唐君毅：《哲学的研究法－新亚书院第四次文化演讲会讲辞》，第445、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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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张文喜：《自我的建构与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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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唐君毅全集》第十二卷，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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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一，《唐君毅全集》第十四卷，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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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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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曾昭旭：《唐君毅先生与当代新儒学》，《鹅湖》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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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对话》，章国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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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张文喜：《自我的建构与解构》，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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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法〕雅克·施兰格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徐友渔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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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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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唐君毅全集》第七卷，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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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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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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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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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俄〕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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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钱穆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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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阐扬中国文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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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学问兼涉经、史、子、集四部，治学范围以史学为主，广及文、史、哲各个学科。主要史学名著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有人把他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钱穆的一生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几十年来的学术生涯无不与近代中国的时代忧患相始终。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忱，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终极关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有人把钱穆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钱穆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生既未上过大学，也未留过洋，完全靠自学成为名家。自民国元年起，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及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选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教学生涯近八十年，印行编著八十余种，兼治四部，史儒并进，堪称一代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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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一生是阐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生，他的民族观念与历史文化意识，溯其家学渊源，最早乃是受其父祖的影响。钱穆的曾祖父钱绣屏，前清国学生，祖父钱鞠如，邑庠生。父亲钱承沛，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十六岁县试，以案首第一名为秀才。钱穆的父亲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功名，但却对子女寄予厚望，在钱穆七岁那年，父亲便送他到私塾读书。1904年，十岁的钱穆与其兄一道考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四年的新式小学教育。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了众多良师的教诲与指点，使他既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国学的熏陶，又得以接触新学，大开了眼界。果育诸师开启了他喜治史地、重历史观念、民族意识，而又兴趣广泛、博学多思的治学风格，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天有不测风云，在钱穆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钱父去世后，遗有窗课两册，钱穆年幼时就喜诵此两册窗课，直到年老，仍能背诵其中的《春山如笑赋》和《岳武穆班师赋》，他说自己自幼即知民族观念，特重忠义，即渊源于此。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十三岁的钱穆和其兄一同考入常州府中学。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的三年中，钱穆受到了监督屠元博的关心与照顾，以及史地教席吕思勉的赏识。后来钱穆因参加要求改革学校课程的学潮而自动退学。1911年春，由屠元博代为申请，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五年级。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学校停办，钱穆自此辍学在家，结束了自十岁以来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的求学生涯。钱穆自幼丧父，家贫无依，所以不能像冯友兰他们那样进入大学深造。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是在家矢志自学，闭门苦读。钱穆心慕北大，虽然没有机会投考，但是当年北大招生广告中的两本书，即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却使他受惠无穷，对他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穆撰写《国史大纲》，“叙治世则详，叙乱世则略。一朝兴则详叙，一朝亡则略及”。(1)这些无不受夏书的影响。钱穆称自己“素重此书”，以后任教北大，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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