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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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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俄〕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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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钱穆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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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阐扬中国文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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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字宾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其学问兼涉经、史、子、集四部，治学范围以史学为主，广及文、史、哲各个学科。主要史学名著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有人把他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钱穆的一生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几十年来的学术生涯无不与近代中国的时代忧患相始终。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忱，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终极关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有人把钱穆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 钱穆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生既未上过大学，也未留过洋，完全靠自学成为名家。自民国元年起，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及各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选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教学生涯近八十年，印行编著八十余种，兼治四部，史儒并进，堪称一代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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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一生是阐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生，他的民族观念与历史文化意识，溯其家学渊源，最早乃是受其父祖的影响。钱穆的曾祖父钱绣屏，前清国学生，祖父钱鞠如，邑庠生。父亲钱承沛，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誉，十六岁县试，以案首第一名为秀才。钱穆的父亲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功名，但却对子女寄予厚望，在钱穆七岁那年，父亲便送他到私塾读书。1904年，十岁的钱穆与其兄一道考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四年的新式小学教育。钱穆在果育小学四年，遇到了众多良师的教诲与指点，使他既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国学的熏陶，又得以接触新学，大开了眼界。果育诸师开启了他喜治史地、重历史观念、民族意识，而又兴趣广泛、博学多思的治学风格，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天有不测风云，在钱穆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钱父去世后，遗有窗课两册，钱穆年幼时就喜诵此两册窗课，直到年老，仍能背诵其中的《春山如笑赋》和《岳武穆班师赋》，他说自己自幼即知民族观念，特重忠义，即渊源于此。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十三岁的钱穆和其兄一同考入常州府中学。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的三年中，钱穆受到了监督屠元博的关心与照顾，以及史地教席吕思勉的赏识。后来钱穆因参加要求改革学校课程的学潮而自动退学。1911年春，由屠元博代为申请，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五年级。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学校停办，钱穆自此辍学在家，结束了自十岁以来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的求学生涯。钱穆自幼丧父，家贫无依，所以不能像冯友兰他们那样进入大学深造。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是在家矢志自学，闭门苦读。钱穆心慕北大，虽然没有机会投考，但是当年北大招生广告中的两本书，即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却使他受惠无穷，对他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穆撰写《国史大纲》，“叙治世则详，叙乱世则略。一朝兴则详叙，一朝亡则略及”。(1)这些无不受夏书的影响。钱穆称自己“素重此书”，以后任教北大，教人治史，“每常举夏氏书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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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春，由亲戚的介绍，年仅十八岁的钱穆离开了老家七房桥，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年半的乡教生涯。从1912年春到1922年秋，钱穆先后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担任了十年半的乡村小学教师。在这十年的乡教生涯中，他深信学问来自“功夫”，虽蛰居乡村，以教谋生，也“未尝敢一日废学”。在十年的乡教生涯中，钱穆虽然醉心旧籍，但不表示他不关心实事。在三兼小学，他遍读严复所译各书，自谓对斯宾塞《群学肄言》、穆勒《名学》二书感触颇深，受益匪浅。应《东方杂志》征文，他撰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提醒世人警惕列强侵略。1919年春，杜威来华讲学，钱穆对其教育哲学思想也颇为留意，五四运动中，钱穆对挚友朱怀天的演讲大加赞赏，表现出了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持。钱穆对当时《新青年》杂志的文章也是悉心拜读，在1928年完成的《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积极正面的肯定，尽管后来对新文化运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由此看来，钱穆早年对当时的新思想、新潮流还是颇为关注，多有接触融受的。正是这十年艰苦的乡教生活，磨炼了钱穆的意志，也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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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离开后宅镇小学后，转至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到校任教不足一月，就应聘南下，执教厦门集美中学，开始了九年的中教生涯。1923年5月，集美学校发生学潮，钱穆辞去集美学校下半年的聘请，返回家乡无锡。从厦门返回无锡后不久，即受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的推荐，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钱穆在无锡任一年级国文课并担任班主任，教授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在教书过程中，均自编讲义，成《论语要略》、《孟子要略》，阐发“仁”、“性善”义理，推崇《论语》《孟子》为儒学正统、中国文化结晶之所在，同时中国文化不只限于儒家，也应重视治道、名、墨。钱穆在三师讲授的国文课，有所突破创新，深受学生的喜爱。1927年秋，由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的推荐，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国文课教席。在苏州中学任教的三年中，撰成《国学概论》一书。《国学概论》是钱穆早年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力作，内容包括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秦之焚书坑儒、两汉经生今古文之争、晚汉之新思潮、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宋明理学等，扼要地叙述了上自春秋孔子，下至晚明心学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及其变迁轨迹。全书最后一章为近期之学术思想，讨论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他在书中言简意赅地叙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科玄论战、戴季陶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等近期的新思想，对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多有批评，欲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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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钱穆一心向学之时，家中忽然连遭三丧。钱穆的妻子和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其兄亦因为弟料理后事操劳过度，与世长辞。在逐渐走出丧亲之痛之后，钱穆开始着意整理他早年考辨先秦诸子生平事迹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正是因为拜读了《系年》，与钱穆素昧平生的顾颉刚对钱穆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于是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由于苏州中学校长汪典存的盛情挽留，钱穆回绝了中山大学的邀请。此时顾颉刚为《燕京学报》编委会主任，他催促钱穆为学报撰稿，于是钱穆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这是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不朽的名作，它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由史入经，尽扫刘歆伪造群经说，开辟了经学史上以史治经的崭新路径。此文刊出以后，北平学界大震，各大学主康有为说的经学课都在秋后停开，钱穆也自此扬名学界，跻身名流学者。1930年秋，由顾颉刚的推荐，钱穆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任燕京大学国文课讲师，时年三十六岁。在燕京大学朗润园中，钱穆整理并最终完成了他早期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先秦诸子系年》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名著，对先秦诸子的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的考订，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好评。蒙文通称其“体大精深”，是“乾嘉以来，少其匹矣”的大著作。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第一部著作也”。余英时则称其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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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于是辞职南归。1931年夏，钱穆在苏州家中得到北京大学的聘书，遂任教北大历史系。这是钱穆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的开始。居北平八年，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继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南京政府规定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聘请钱穆一人独任中国通史课。钱穆的中国通史课深受北大学生的欢迎。当时的听课者，除必修的文学院新生外，还有文学院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院系的学生。北平其他高校的学生也纷纷慕名前来旁听。钱穆学问功底深厚扎实，知识广博，且善言辞长于演讲，因而深受学生的欢迎，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据说只有胡适一人可与之媲美，当时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在此期间，钱穆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全书共十四章，上自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晚明诸老，下至晚清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共叙述了五十一位学术人物的思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高抬宋学，指陈清学源于宋学。书中特严夷夏之防，竭力弘扬宋学，表彰晚明遗老的民族气节和操行，指出在日寇侵夺我大好河山之时，乾嘉考据之学这种不问世事的学风不利于鼓励民众抵抗侵略，所以，弘扬学贵经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宋学精神，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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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八年期间，是钱穆学术生涯最重要的时期，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交游日广，与当时学术界许多著名人物相互切磋，学问日长。当时与钱穆相游论学的学者有汤用彤、贺麟、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等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钱穆随校南下，参加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自此，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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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军进攻，长沙地处前线，国民政府决定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大，钱穆亦随校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并本中国通史课的讲义，撰成《国史大纲》一书。《国史大纲》是钱穆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是一部享有盛誉、影响甚大的中国通史著作。钱穆把历史与文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在他眼中，中国历史的真相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而中国的文化主要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全部历史中。《国史大纲》针对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宣言对本国传统文化应保有温情与敬意，详述自虞夏至民国初年的中华全史，探究中华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原动力与生命源泉，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国史真态展现在国人眼前，揭示中国文化未必劣于西方文化，以献给前线抗敌将士，建立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国史大纲》同时以历史经验主义的分析，指证孔子“仁”学思想综合了以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代表了大一统国家的民族性，这在以哲学思想为进路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之外异军突起，以史学为进路的钱穆也因此拓展了新儒学，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学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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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暑假，钱穆返回苏州省亲，著《史记地名考》，主编《齐鲁学报》。1940年，至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直至1943年研究所停办。期间，曾应邀讲学于武汉大学、乐山复性书院、浙江大学，参与华西大学东西文化协会事，编《清儒学案》。齐鲁国学所停办以后，至华西大学。1945年春任教于四川大学。就钱穆一生的学术研究言，可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出版为界划为两个时期，《国史大纲》以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则转向文化研究，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中国文化史导论》是钱穆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书中系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体相、历史逻辑及其在厄运中能生生不息，在东西接触中能充实开展的生命力。抗战时期，钱穆感于国难，在大后方著书立说、奔走演讲，皆以弘扬民族文化，激扬民族精神为宗旨，这些演讲和时论，后辑为《文化与教育》和《政学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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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后，钱穆未能重返北大，但是由于他名重学林，上海各高校竞相聘请他。1945年秋，钱穆应邀主持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讲“中国思想史”。1947年7月，钱穆东归无锡，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钱穆任教江南大学，课务清闲，加上多年胃病初愈，心情极佳。积思成《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以自遣。《湖上闲思录》是钱穆表述他的哲学思想的精致散文小品集，对一系列哲学范畴的思考心得极多。《庄子纂笺》仿朱子《四书》体例，文理、考据、文章三者兼顾，荟萃诸家，网罗群言，深得《庄子》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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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钱穆得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决定南下。此时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亦应邀，于是二人同赴广州。在广州街头，钱穆遇到老友张其昀，张邀请钱穆前往香港办学，钱穆应邀，遂随华侨大学迁回香港，时年五十五岁。钱穆南走香港，有着内在的原因。抗战期间，本着抗战救国的共同目的，钱穆在态度上与国民党政权趋近，并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内战爆发以后，他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而对国民党政权抱有信心。在钱穆看来，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理论，这与他所持的民族文化立场相悖，共产党得天下，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断。所以他要仿效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之举，正逢张其昀的邀请和华侨大学的回迁，本有抗拒中共之心的钱穆坚定了居港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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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港后，钱穆与崔书琴、唐君毅、张丕介策划，于1949年10月创办了亚洲文商学院，次年三月，改组为新亚书院，任院长。新亚办学之初，虽然条件简陋，但学校教授阵容强大，多为国内政界学界名流，论其师资，远非香港大学中文系能比。在新亚书院初创时期，钱穆主讲的“中国通史”课为新亚最大的号召力量，除了给新亚的学生授课以外，又面向社会开办学术文化讲座，阐扬中国文化精神。钱穆为新亚书院确立了明确的办学宗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2)在兴学中，钱穆又把他的办学目的具体化，求学与做人并重，为学做人要爱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就教育思想而言，钱穆力主破除门户之见，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在钱穆看来，当今的中国青年要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相反，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他还亲自为新亚书院制定了校训、校歌、校规。“诚明”二字是钱穆亲定的校训，此二字取自《中庸》，意谓做人要言行合一、内外合一，在独居时该如在群居时，不把人当做工具，循序渐进，以达到人我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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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创校之初，相继获得了美雅礼协会、美亚洲协会、福特基金会、哈佛燕京社和香港政府的协助与支持，一步步立下了学校的基础与规模。自1950年起，新亚又创设文化讲座，并与徐复观所办《民主评论》、王道所办《人生》杂志互通声气，阐扬中国学术文化，使儒家文化在厄运中得以薪传海外。1953年10月，新亚研究所建立，钱穆任所长。余英时、唐端正、孙国栋、何佑森等港台学者，都是新亚研究所早期的研究生。1955年夏，香港大学特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56年10月，钱穆任访日文化代表团团长，讲学日本。1959年秋，钱穆应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在耶鲁讲学期间，钱穆完成了《论语新解》一书的写作。1960年6月13日，在耶鲁大学第二百五十九届毕业典礼上，为了表彰钱穆在教育和学术上的成就及其为东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耶鲁大学特授予他名誉人文博士学位。这些海外讲学经历，使得钱穆得以补救未曾出国留学带来的某种不足，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一个直接的了解和认识，拓宽了学术视野，也同时为中西方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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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办学时期，钱穆依然笔耕不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完成和整理出版了二十多部学术著作，均不离他自本自根的中国文化立场。五十年代出版的《文化学大义》是钱穆建构他的文化学理论的重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多年对文化问题的意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中国历史精神》影响延及内地，更是投考香港大学的必读书。钱穆提出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尽管我们未必同意他的结论，但是钱穆反对革新派把中国传统政治简单化，却不无合理之处。《中国历史精神》是钱穆阐述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的重要著作。他称历史便是人生，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与总检讨。《中国思想史》共四十四篇，从春秋到近现代，择主要思想家加以简明扼要的叙述，此书以儒学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认为先秦以来是儒道对抗，宋以后是儒佛对抗，宋明儒的主要贡献即在于援佛入儒，使儒学另开一番新的生命与气象。此外还有研究宋明理学的力作《宋明理学概述》，论文、演讲词汇编的书目《国史新论》、《四书释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学龠》、《民族与文化》、《论语新解》、《中国文学讲演集》等等。新亚时期，钱穆不仅办学成绩卓著，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而且学问也不断精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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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5年6月，钱穆正式卸任新亚书院院长。在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讲学八个月后，1966年2月返港。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台定居，时年七十二岁。第二年七月，迁新居外双溪素书楼，开始了晚年居台二十多年的著述学术生涯。钱穆离开新亚后，完成了五册不朽的皇皇巨著——《朱子新学案》。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干，而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有两位人物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位是孔子，一位是朱熹。钱穆眼中的朱熹，不仅是北宋以来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自孔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仅仅把朱熹作为一个南宋的哲学家、思想家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从经史文学各个层面对朱子学术成就加以交代。钱穆晚年居台，以研究朱子学为主。他认为治朱子不仅是治中国八百年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课题，亦是治中国两千年来之儒学史的重大课题，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要骨干精神之所在。钱穆认为，朱子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能把自己理想中的儒学传统，上自四书五经，下及宋代周张二程，完全融成一气，互相发明，归之条贯。朱子思想从表面上看似乎多承袭、少创见，其实朱子的创见都已融化在承袭中而不见其痕迹，这正是朱子思想最伟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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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钱穆获选“中研院”院士，当选中国史学会理事，次年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首任博士班主任，授课于素书楼。同年，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70年任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在此期间，除撰成百万言“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外，还印行成书了二三十种著作。《中国史学名著》是钱穆阐发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看法的重要著作。1975年，钱穆把居港台时期发表的有关中国传统学术方面的论文汇集成《中国学术通义》一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钱穆认为文化不能与学术相分离，欲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即不能不了解中国学术传统。该书会通经史子集，从学术方法和学问德行整体上阐述中国学术的独特精神。1977年夏，为感谢钱穆的卓越贡献，新亚书院成立“新亚学术讲座”，并以钱穆的名字命名。钱穆被邀请为第一位讲演人。1984年，撰成《中国现代学术论衡》一书，比较中西学术异同。1986年，是钱穆九十二岁生辰，也是他执教七十五周年纪念日。6月9日下午，他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所博士班学生上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钱穆意气风发，殷殷寄语学生们不要对自己的文化一笔抹杀，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自1977年冬，钱穆目疾迭发不能视字，于是谢绝人事，闭门在家，在夫人胡美琦的襄助下著书不辍。1986年11月，终于完成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此书共九十篇，分三大部分：一为自然之部，次为政治社会人文之部，最后为德性行为修养之部。本书的宗旨是，讨论中西文化异同，阐扬中国文化精神，这是他四十年来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一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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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著名学者，钱穆对两岸的时局也非常关心，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1986年3月，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应台北《联合月刊》的邀请，发表了《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提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申言：民族国家的前途，主要依赖全民族合理想合原则的自尊自信心。钱穆晚年一直在思考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的深刻内涵。1989年9月28日，香港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校庆，钱穆赴港参加，在酒店套房中，他为学生讲他新近领悟的天人问题时，称人生的最高真理是天人合一。1990年，台湾政界再起争斗，钱穆被迫搬出素书楼。在搬出素书楼的前三天，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称“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文化未来求生存之贡献就在此。此后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是钱先生最后的心声。1990年8月30日上午九点十五分，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平静安详地逝去了，享年九十六岁。钱穆逝世的消息传来，士林震悼。钱穆一生学识渊博，著述达千万言以上，治学范围涵盖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学问兼及经史子集，为传统国学中的“通儒之学”，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传统国学的终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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