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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学大义》，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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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国文化史导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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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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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文化学大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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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56、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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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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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国史大纲序》，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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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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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赖福顺：《钱穆先生的教学与学术》，见马先醒主编《民间史学》“钱宾四先生逝世百日纪念”，1990年，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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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章 徐复观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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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徐复观与当代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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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徐复观与牟宗三、唐君毅一直以熊十力在港台的三大弟子而闻名。但是，平心而论，在三人之中，徐复观确切地讲应当是一名思想史家，是三人当中最不哲学式的一位，最富哲学思辨头脑和创新精神的则是牟宗三。依据《论语》、《中庸》所言说的“智”、“仁”、“勇”三个概念，徐复观自己曾言，牟宗三是“智者型”的儒者，唐君毅是“仁者型”的儒者，而他自己则因时时将中国人文精神的阐发与时代时时相通而成为“勇者型”的儒者。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表明徐复观的儒学思想不具有当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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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1903—1982），为二十世纪后半叶著名的思想史家，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原名秉常，曾改名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1903年1月31日，他生于湖北浠水一个贫苦农家。1911年起开始在父亲启蒙下读书，1915—1918年入浠水县高等小学读书，1918—1923年就读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1923—1926年在由王葆心当馆长的湖北省国学馆学习。1926年后，开始投入革命活动当中。1928—1931年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31年因参加抗议日本侵华活动而被驱逐回国，从此开始长达15年之久的军旅生涯。1935年与王世高女士结婚。抗战期间，曾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有过接触和往来。1943年因读《新唯识论》而结识熊十力，从此影响了他的人生旅程。抗战胜利后退出军旅生涯，并于1947—1949年创办《学原》杂志。1949年5月离开祖国大陆，开始在港台地区生活。1952年任台湾省立农学院教师，1955年开始任教于东海大学中文系兼任系主任，长达十四年之久。1969年后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客座教授，1974年后一直在独立后的新亚研究所工作。1982年4月1日，因患癌症病逝于台湾大学医院，享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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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1949年之后开始交游学术和写文章，他虽然自谦“为学识所限，成就无多”，但笔耕不辍，还是写下了大量著述。他更关注的是政治文化，因而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时政杂文和政论文章。在徐复观的生命历程中，学术与政治是合二而一的。他一生关注的重心始终在于阐发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思考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在于结合西方民主政治来阐发儒家政治思想。他的更具有学术性的作品，是有关中国道德精神、中国艺术精神、中国史学精神的思想史著述。当然，如果以体系化、逻辑化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徐复观显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的以论文集结而成的著述占据了绝对的分量，即使是百万余言的《两汉思想史》也是如此。由于不是一名哲学家，徐复观并没有建构一种体系化的、思辨性的哲学，他的著述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现代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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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的著述有：《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集）（1956、1957）、《中国思想史论集》（1959）、《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963）、《中国艺术精神》（1966）、《公孙龙子讲疏》（1966）、《石涛之一研究》（1968）、《徐复观文录》（共四册）（1971）、《两汉思想史》（共三卷，卷一原名为《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1972、1976、1979）、《中国文学论集》（1974）、《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1977）、《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1979）、《徐复观杂文——论中国》（1980）、《徐复观杂文——看世局》（1980）、《徐复观杂文——记所思》（1980）、《徐复观杂文——忆往事》（1980）、《徐复观文录选粹》（1980）、《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1980）、《徐复观杂文续集》（1981）、《中国文学论集续篇》（1981）、《中国经学史的基础》（1982）、《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1982）、《论战与译述》（1982）、《徐复观最后杂文集》（1984）、《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1987）、《徐复观文存》（1991）、《徐复观家书精选》（1993），等等。这些著作，绝大多数都是徐复观有感而发和审慎思考的东西。当他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即将辞世的时候，曾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道：“三十年之著作，可能有错误而决无矫诬，常不免于一时意气之言，要其基本动心，乃涌出于感世伤时之念，此则反躬自问，可公言之天下而无所愧怍者。然偶得摸入门径，途程尚未及千万分之一，而生命已指目可数矣。”(1)正是以自己的真性情，以对中国世事的炽热关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理解，徐复观才以半路出家的身份写作出了一般学者难以媲美的大量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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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w-Confucianism），是一个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并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得到广泛发展和传播的思想潮流。将徐复观与当代新儒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是我们分析其思想的一个必要前提。不过，就是在何谓当代新儒家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却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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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新儒家，方克立先生采取的是一种广义的定义，他认为，可以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做是现代的新儒家”。(2)由他本人主编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包括了五四以来的三代人，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马一浮、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张君劢、杜维明等共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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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克立先生不同，韦政通、成中英、刘述先三位对于当代新儒家的界定则要丰富和系统地多。韦氏将新儒家的特征归纳为七点：（1）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在儒家传统里又特重其心性之学；（2）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一精神实体，历史文化的流程就是这一精神实体的展现；（3）肯定道统，以道统为立国之本，文化创造之源；（4）强调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应有敬意和同情；（5）富有根源感，因此强调中国文化的独创性或一本性；（6）有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但认为危机的造成主要在国人丧失自信；（7）富有宗教情绪，对复兴中国文化有使命感。(3)成中英是将符合新儒家的条件定义为六个：（1）能够掌握儒家哲学体系及源流，决不闭关自守，反能推陈出新；（2）能够体认儒家哲学的智慧与精神，并能求力行实践；（3）能够发挥知解与分析的理性，在逻辑论证上思辨无碍，在观念建构上清晰明白；（4）能够面对现代人的知识、意志与行为等问题提出解释与解决之道；（5）能够把儒家哲学与其他中、印、西哲学体系深入比较，发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6）能够融和诸家之说，为儒家哲学开辟新天地。(4)刘述先的规定则更为复杂，他将当代新儒家的立场从形上学、认识论、价值论、宇宙论等十二层面进行了概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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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几种典型的对于当代新儒家的界定来看，显然有繁简之分。方先生的定义过于宽泛，而韦氏、成氏、刘氏三人的界定又过于繁杂。我们在此认为，所谓当代新儒家，指的就是在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之时，以诸种哲学资源始终如一地重新肯认和塑造儒家基本精神价值，并坚持儒家本位主义的一种思想流派。具体讲来：一、当代新儒家学者是儒家学者，他们均认同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肯定历史文化精神，肯定孔子的人格及由孔子开创的儒家人文精神与心性之学。例如，徐复观先生曾直接写过《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与天道的问题》（《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四章）等。二、当代新儒家学者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他们也站在时代的高度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主要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站在儒家哲学的视阈范围内来进行相关问题的探讨。三、他们以中国文化信念为标准，在中西文化之间进行了横向的比较，来评判中西文化的优劣。四、对于那些反驳儒家具有现代价值的著述，他们也展开了理性的批判。如果以上述标准来定义当代新儒家，那么，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刘述先等都可以视作其中的主要代表，而贺麟、钱穆、方东美、余英时、成中英、杜维明等人显然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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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当代新儒家学者，徐复观与当代新儒家的其他许多学者均有密切的往来，其中对徐复观影响最早的应是熊十力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而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6)另外，通过牟宗三的《悼念徐复观先生》与《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思想》两篇文章，我们也了解到，早在抗战时期，牟宗三与徐复观于重庆熊十力先生家中既已认识。1946年，当牟宗三随中央大学回到南京的时候，因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的机缘，而与创办《学原》的徐复观经常见面，并谈一些文化思想的问题。从此以后，牟宗三曾多次寄居徐先生家中，深受其帮助。1949年，到台湾后的十多年，徐复观对牟宗三等也多有维护。牟宗三曾总体评价徐复观道：“我一生感念徐先生。徐先生这个人对维护中国文化，维护这个命脉，功劳甚大。这是我亲自切身的感受：疏通致远，功劳甚大。”(7)可以说，到达台湾之后，徐复观和当代新儒家学者的接触是频繁的，也是他因此开始著述的时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徐复观与牟宗三、刘述先同在东海大学任教。1958年元旦，徐复观又与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共同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一篇长文，它毫无疑问地明证了徐复观的新儒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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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徐复观的学术生涯是以肯认和阐发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为鹄的，借此，他力图使得儒家思想在现代再次得到新生和创造性的转化，并为现代人的生存提供良好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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