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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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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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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254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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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ISBN 978-7-5060-7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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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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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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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的名字已经渐渐熟悉，其思想轮廓却似乎依然模糊不清。但是，参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所谓现代新儒家或港台新儒家，还是可以对其思想学术上的特点做出一些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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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上，属于后五四时代的前辈们主要是在中西关系语境里工作，面对携政治、经济、军事之威势而来的文化压力，带着悲情为传统文化和儒家做知识和价值上的合法性论证，但是所采用的学术话语和价值标准却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大陆新儒家属于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所面对的是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其工作起点和目标是希望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承担来实现传统延续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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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把儒家文化视为一个知识的系统是不够的。于是，与现代新儒家多采用哲学话语形式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梳理不同，他们主要选择了宗教的学科框架，从这样一种人类生活的精神维度、一种人文和意义的视角去理解儒家思想系统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把握其与生命生活的互动联系、描述建构其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功能。牟宗三等也有以教化、人文教诠解儒家经典的情形，但这并不足以否定、替代对儒家文化进行宗教把握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人文教只是强调了其相对于神本宗教的某种特征，而教化本身是一个动词，即依据某某（对人）进行教育，并不涉及“某某”的内在属性，如基于道德的教化是一种教化，基于宗教的教化也是一种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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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东西方文化为不同文明类型既是近代学界的某种共同认知，也是现代新儒家进行自我辩护的某种策略选择。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将思想的重点集中在心性之学以彰显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与优越性，认为问题只在于如何由此内圣开出新外王即现代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其左冲右突曲为之说过程十分艰难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而大陆新儒家从宗教入手，不仅上遂天道奠立根本，重归《尚书》、《诗经》和《周易》的上古传统（宋儒偏重“四书”。现代新儒家心性至上，有现代宋明理学之称），同时也方便直接地切入现实问题，在对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的论述中将论域由形上学及道德和伦理学向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政治哲学等开拓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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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应该可以将大陆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或港台新儒学的思想风格初步而明确地做出一些分判了吧？当然，这只是自其异者观之而已。从历史看儒家传统生生不息变动不居，从现实看它也同样光谱丰富精彩纷呈，但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存在之重要维度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却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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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儒家”的概念从一位旁观者口中道出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它却使那群认同儒家的学者实现了由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这是必然的。虽然堪称经典的作品尚有待时日，但新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已是隐隐然确立成型。我们和东方出版社合作推出“大陆新儒家文丛”正是要记录和推动这一思想的律动和创生。我们相信这对儒家和传统、中国和世界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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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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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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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地上，儒家正艰难摸索着一条团体复活之路。十一年前，我写过《全球化的文化本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濒危》一文[1]，旨在探讨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现状。我提议通过四个指标来观察一个文化，以看出它是活的还是死的、是健全的还是危殆的。这些指标是：团体式传人的状况，所依据的社会生存结构的现状，基本价值取向为人认同的程度，独特语言的流行情况。我当时的结论很不乐观。现在看来，第二个指标——儒家和传统文化的社会生存结构——呈现的情况还在持续恶化，比如农村和家庭家族结构的进一步衰落；第三、第四指标所显示者是有进有退，而“团体式的传人”方面则似乎出现了一些正面的进展，比如这套文丛的出版就是一例。虽然离真正形成儒家团体还很有点距离，但毕竟开始拢聚了些人气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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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儒家复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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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易·复·彖》）儒家经过百年的急剧坠落，如果今天其团体性存在有了哪怕很模糊、很单薄的复现的话，那么从中让人见到了什么样的天地之心或时代精神呢？首先，它表明二十世纪反儒家运动的不合理，那是在西洋东洋武力击打下失去基本生存理性的错乱表现。本书第一章、第五章回顾了这个谵妄自虐的惨痛历程。从《新青年》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领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是何等的肤浅和武断。可叹的是，就是这样一批人［而不是华夏的甘地、泰戈尔、黑麋鹿（见第一章末）］所鼓荡出的风潮裹挟了中国的现代命运，走上了一条与其他非西方古老文明不同的应对西方压力的全盘夷化之路。如今，当中国人的经历——无论是那个风潮的最高体现即“文化大革命”，还是近三十年经济发展、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多了之后，民族意识开始恢复，一些敏感者就觉得不对劲儿了，生出了挥之不去的受蒙骗之感。为什么其他的非西方民族可以不谋杀自己的精神祖先也可以在现代生存？我们这种六亲不认是不是太得不偿失了？于是有了文化上的思乡，而与儒家有缘者，或看出儒家真理性的人们，就要“兴灭、继绝、举逸”而重认、再续民族的精神族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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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儒家的某种复现暗示出，中国人的内在生活缺少了某种东西。许多人不知道缺的是什么，但就是不安、烦躁和抑郁。如果你告诉她或他缺了什么，他们总不认同，或半信半疑，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无根状态但又厌烦它恐惧它。这时，那些声称能够提供某个绝对明确的终极答案的教派和体制，就既能吸引人，但却又吸引不长久。儒家不是那种教派，她的答案就在动荡的实际生活之中。这既是她的弱处，也是她在强说林立的当代世界中的引人处，她因这弱处才逼真。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或左或右，皆从西方而来，如今两边虽然仍是主导意识形态，但都已失去光环而露出干底，让其中的一些信奉者或转向民族主义，或转向精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论如何，当中国面对世界时，已经不再愿意让世人将自己只看作马列毛的传人，也不愿意屈居于西方忠实追随者的地位，于是忽然想起了孔子，虽然至今只是个名字，但毕竟是在一个世纪的凌迟之后又再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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