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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oon, Sun, and Witches，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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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oon, Sun, and Witches，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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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oon, Sun, and Witches，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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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oon, Sun, and Witches，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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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内某些学者（如秦晖）认为清末知识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态所吸引，导致认同西方和放弃中华传统。这是以果为因了。如果没有西方以残暴卑劣的方式来撞开中国的大门，没有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戏剧性得手（这种得手不同于清人在明末的军事得手，那对于忠于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军事失败，而这一次则是似乎毫无战胜可能的惨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应），几乎不可设想会有一部分（而非一两个异类）中国知识分子会有这种看法。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持这种西方优越论的人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进者，如谭嗣同等，而当时占主流的是曾国藩、张之洞那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乃至更保守的主张。一直要到新文化运动，才有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西方认同或文化上的集体哗变。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话，全世界被西方欺侮伤害的人民与文化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谴责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讨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应该对西方人的来临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来解放我们的，不是来屠杀和摧残我们的！”呜呼哀哉！人心之变，信仰之变，文化之变，至此是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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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提图·库西·瑜盘贵（Titu Cusi Yupanqui，印加国王后裔）：《西班牙人如何来到秘鲁的历史》（History of How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Peru），trans. C. Julien,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2006, pp. 10-11. 瑜盘贵讲述这段历史的时间是15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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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提图·库西·瑜盘贵（Titu Cusi Yupanqui，印加国王后裔）：《西班牙人如何来到秘鲁的历史》（History of How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Peru），trans. C. Julien,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2006,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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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劫掠的黄金、白银数量之巨大，甚至造成了欧洲的通货膨胀，引发了一系列历史后果。参见《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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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本书第五章。此章曾以同样标题（“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第2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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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上所引言论，可在本书第五章或拙文“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期）中找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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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一直呼吁，应该在北大这个中国最后一个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现代太学（“京师大学堂”）的校园中树立孔子像，而且应该立在北大西门的双华表之后，两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员告之，选那个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在“文革”中立过毛泽东像。见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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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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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西班牙的残酷统治使印第安人人口大减。历年被屠杀的达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五百万之多。”（《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359页）这还只是西班牙的残暴记录，如果算上葡萄牙、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白人政府所杀者，当会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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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lcak Elk Speaks—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黑麋鹿说道——一位西奥克斯·渥格拉拉族的圣者之生平》), 由黑麋鹿讲述，John G. Neihardt成文，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年（1932年初次出版）, 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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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Blcak Elk Speaks—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黑麋鹿说道——一位西奥克斯·渥格拉拉族的圣者之生平》), 由黑麋鹿讲述，John G. Neihardt成文，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年（1932年初次出版），第270页。在黑麋鹿少年时的神灵显现经历中，南方之神赐给他一棵将种在民族生命圈中心的神圣之树，那上边会长出繁茂的枝叶，开出美丽的花朵，无数鸟儿在其中歌唱。他并被告之，一条红路和一条黑路将在生命圈中心交叉。从北到南的红路是幸运之路，从西到东的黑路是苦难之路。他应该带领自己的民族经历苦难而走向幸福。同上书，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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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二章 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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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尝试讨论这样几个问题：① 谈论“儒教”对于儒家及中华文化可能产生的危害何在？② 如果要讲儒教，那么此“教”的独特之处何在？③ 有没有必要“重建儒教”？④ 如果确有必要重建儒教，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上行路线、下行路线，还是中行路线？⑤ 如果中行路线最好，那么实行它有什么可行性和文化效应？从这些发问的方式中，读者已经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倾向，但更重要的还是说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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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儒“教”：一个危险的两难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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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来华耶稣会士利马窦（M. Ricci, 1552-1610）提出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他要说清他所传播的基督教（天主教）与中国儒家的关系，以便采取可行的传教策略。此策略后来被称为“利马窦规矩”。[1]他的回答大致是：儒家在古代如西周是宗教，因为它崇拜天帝、相信天罚等；但它后来在现实中又不再是宗教了，因为它不（再）相信有天堂地狱，不相信灵魂不朽，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正式经文，不讲创世，所以或是走向无神论，或陷入偶像崇拜，比如佞佛。[2]这样一种回答符合利氏“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儒家曾信上帝，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佛家道家，它里边就有与基督教相合之处；又因为它后来不信了，所以它既需要基督教的拯救，又不以它的现实形态与基督教直接冲突，比如祭祖与祭孔按这个解释就都不是宗教仪式，而只是“志意思慕之情”（荀子语）。于是，中国的基督徒祭祖与祭孔就都不与其基督信仰发生冲突，这就去掉了当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一个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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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续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派别的代表，比如龙华民，破除了在“儒家是否是宗教”问题上被利氏苦心维持的某种平衡（利马窦的具体论证是否成立是另一个问题），主张拜祀孔子和祖先就是祀神，实际上是判现实中的儒家是西方意义上的异端宗教。这就导致教皇破除利马窦规矩，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结果是康熙雍正的全面禁除基督教。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宗教再临时，就没有任何“规矩”了，靠鸦片和炮艇撞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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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判儒家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就去掉了儒家针对西方分类法的一种自保意义上的必要含糊或模棱两可。它不仅在理路上不合适，而且对于儒家自身是件危险的事情。比如它忽视了儒家的许多活生生的特点，生硬地制造出儒家与其他宗教的正面冲突，促使儒家或排外，或被外排，而历史上儒与道、佛之间就从来不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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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方宗教的判教方式，乃至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方式用到印度的宗教，比如佛教，已呈左支右绌的窘态，用到中国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儒家上来，就更是勉为其难了。尤其是对孔子，西方的范畴分类实际上就不知拿他老人家怎么办，因为夫子是一切形而上学的反例，一切“必、固”（《论语·子罕》）式的说法的反例。黑格尔说他只是个“实际的世间智者”，龙华民等又断定他在儒教中是神。确实，他既是“至圣”，又只是一“先师”而非“先知”；按公羊家，他是“王”，但又只是“素王”，或“日日新”意义上的“新王”，而非定格在历史事实中的某一朝代的王（汉儒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代制法不妥）。他处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以神道设教”（《易·彖·观》）与后来的孟荀、汉宋儒之间，既承续周文之礼乐教化和天道大统，又使之仁—人化和历史生命化，即所谓以质救文[3]。不论后世儒者如何不济，不能充分领悟此至圣先师及素王的中庸或中行的丰满大义，但只要是真诚的孔门弟子，就总不会完全将孔圣所阐发者都压扁为一门西式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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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面临以基督教、工业化军力、现代国家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强权压迫，康有为以基督教为模式建构儒教或孔教，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儒家随着清朝、袁世凯和张勋的败亡而亡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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