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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虽然儒家与任何其他文化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却总面对可能让自己受伤害、甚至让自己死亡的威胁。在这样一个普遍主义盛行的时代，真正的非普遍主义文化总是一种“朝死的存在”。（海德格尔语）也就是说，在它那些敢于不跟进普遍主义的竞争、不像电脑升级般“不断发展”自己而另起炉灶的做法后边，一定有某种“遗嘱”，有“乞活埋”[12]的勇气，有“不同于存在”［otherwise than being，列维那斯（E. Levinas）语］的哲理“面孔”，和以“替补者”［supplement，德里达（J. Derrida）语］而非“绝对在场者”为意义源头的洞察。所以，它对于生态破坏、道德滑坡、社会不义、可能的核灾难、生化灾难等等问题的对策，主要不是出于恐惧它们的后果，出于功利主义的算计，或出于宗教信条的约束，而是出于它要保护自己和人类的生命依托——亲亲—仁民—爱物—礼乐—耕读—传家——的文化本能。儒家的根深蒂固的非普遍主义使它从源头处就是生态的、道—德的、正（政）义的、文—化的、身体的、非奇技淫巧的。真儒家不可能有对高科技的崇拜，对全球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的无止境的追求；真儒者是深刻意义上的农民、士子、艺术家和行王道的政治家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唯利是图的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也不可能是党派政治的热衷者，更不会是宗教狂热者，和打着“为知识而知识”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为力量（金钱、名声、力量感、自满足感）而求知”的无德行的科学家。在儒家看来，普遍主义者，比如全球化的商人、资本家、党派政治家，狂热宗教领袖和无良知的科学家，都无资格以这种身份来决定人类的未来。决定我们未来的，只能是以母亲、父亲、祖父、祖母、儿孙、族长、村长、乡长、县长、农人、工匠、医生、儒士、道士、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这样的“生态”的身份，来参与各类活生生的社团政治的人。儒家天生就有家、有乡、有县，有土地、山川、四季；有童年、男女、辈分、老年人；有礼乐、艺术、诗歌；有家谱、族谱、地方志、县志和历史传统。而普遍主义者们却没有这些，或正在丧失这样、摧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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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全球的文化间交往中，儒家除了采取非冲突的姿态之外，还坚持一个“允许中止交往”原则，即坚持各民族文化必须相互尊重各自的原初生存方式，不能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要求对方“开放”、“进步”或参与不平等的交往，就像十九世纪英国和当时的其他一些强国要求中国所做的。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家，因而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家门是开还是关，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与什么人打交道，不与什么人打交道。这也说是说，文化间对话要首先保证对话每一方的原生生存权，这样才有真正的对话，而不是以对话名义或任何别的名义（比如“民主”、“科学”、“启蒙”）搞的普遍主义化。对话不应该以减少“他者性”（alterity, otherness）、文化的异质性和“面孔”的多样性为代价。比如，历史上中国与印度的交往，就是真正对话的典范，因为它没有减少各自文化的特点，反而增大了文化多样性，产生了中国佛教，比如禅宗、天台宗、华严宗，乃至宋明理学这样的新的文化物种。而西方自近代以来搞的殖民化、全球化，包括知识领域中的科学化，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化或极权化，则是反对话精神的典型，急剧减少了文化多样性，完全践踏了“允许中止交往”的对话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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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结，我们可以说，儒家不是普遍主义，也不是特殊主义，而是以家庭关系为源头、以农耕为根本、不崇拜高科技、以礼乐教化为治国原则、以仁政王道为政治追求的天道主义，或可说成是一种本土化而又天下化、伦理化而又艺术化和时机化了的天道主义。它在与其他文化和信仰打交道时，可以很宽容，就像在它两千多年中所做的，以至形成了的儒、释、道三教和而不同、互补互促的文化局面；但另一方面，它坚持文化间对话必须以保持任何一方的原本文化生态为前提，所以必须有“允许中止交往”的对话原则，反对任何普遍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同质化扩张。只有这样，才会有真实意义上的和可持续的文化间的对话，乃至人类各民族与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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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这种思路，真理与“可能”、“一些”、“变异”无关，而只与“必然”、“所有”和“不变”相关。这个意思，古希腊人已经想到了，比如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认为，真理与至善只是“一”（唯一不二，贯通一切），而绝不是“二”（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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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讲，一切有道德含义的行为都是这样的行为，它“使得我能够立定意志，要求我的行为的格准（Maxim）成为一个普遍规律”。（译文取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09页。文字上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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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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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讲：“理解语言中的一句话，要比人们的能相信地更贴近理解音乐中的一个主题。”（527节）“我们所说的‘理解一句话’往往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讲的，即它能够被另一个表达相同内容的句子所置换；但是我们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一个句子，即它不能被任何其他句子所置换。（就像一个音乐主题不能被另一个音乐主题所置换一样。）/在前一个情况中，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被不同的句子所分享；在后一个情况中，则只有凭借这些语词在这个情势下所表达的东西。（理解一首诗）”（5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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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59页。他紧接着还写道：“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作的论断有某些关系，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把势力扩张到印度。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儒士）的人来治理的。……因此，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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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即便是似乎纯精神的普遍主义，比如纯科学的、宗教的普遍主义，其根底处还是力量和功利。这一点早已被培根、尼采和另一些西方思想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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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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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石峻、楼宇烈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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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石峻、楼宇烈等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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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封建主义专制”的说法是个矛盾语，因为“封建主义”或周朝那样的分封制恰恰不是“专制”的。完全按法家搞的秦朝才可以说是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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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儒家在当代和未来的生存之道，参见本书第二、八、九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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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夫之《鹧鸪天注》（见《船山鼓棹初集》）：“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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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四章 热思的特点与实现——哲学如何与人生共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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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今天讲座的题目大家看到了，叫“哲学如何与人生共鸣”实际上，我今天主要还是要讲哲学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如何来搞哲学；我试图揭示一种与流行的哲学思维不同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也就是一种哲理上的热思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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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哲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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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讲一讲哲学王的辉煌与衰落。什么是哲学？刚来读哲学系的同学都想知道。一般认为，哲学是对终极问题的思考。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既然哲学是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它就不同于科学、宗教、文学。哲学要比科学想得深，科学解决的是具体问题。哲学有思考，这一点又不同于宗教，宗教当然涉及终极问题，但是它对终极问题的处理有时候缺乏深入思考，而以信仰为前提。所以柏拉图主张，只有哲学家当了政治领袖，也就是所谓的“哲学王”，这个世界才能变得更美好，因为他会用最深刻的思想来重新塑造人生。这么看的话，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之王。实际上这种看法不只在西方有，在中国古代一样有，比如，儒家的《春秋》公羊派认为，孔子临终前作《春秋》，由此做了“新王”。这个新王不限于一朝一代，而是能给整个华夏民族带来光明希望的智慧之王、神圣之王。所以中国古代两千年中，主流的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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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的哲学王到现代就消隐了。王气之所以黯然，在西方，是因为哲学王生的儿子孙子们——主要是科学——不孝，他们一旦掌权，就把哲学王挤到一边去了。在中国，是由于西方的侵略和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砍尽了传统的原始森林，摧毁了孔子和古代哲理的王气。于是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失了权势，变成了悲怆的李尔王。到如今，王变成了“网”，比如成了互联网上的谈资。所以这王消亡了、入网了、被忘了。真的哲学就像一个幽灵，徘徊在边缘上。过去的哲学王曾经极其高贵，极其气派。有一位西方哲学史家说过，历史从来没有按照哲学家所设计和预言的那样发生过，但是，如果没有哲学家的预言和设计，那么什么重大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西方哲学孕育了西方科学。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自称是哲学家的人，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而西方传统哲学家中的最伟大者柏拉图认为，理念而不是现象才是最真实的东西。西方乃至现今的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被理念或者被数学化的理念所引领的，而且是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了两千多年前这两位哲学家投下的阴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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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这边，儒家思想在两千年中塑造了中国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主流。希腊哲学通过基督教神学影响了西方的中世纪，在文艺复兴中再次直接出现，影响和参与塑造了西方人对于现代性的思索，比如什么是现代国家、现代文明，什么是合乎理性的知识、生活和信仰的方式。西方有些近代哲学家为了论证政权的合理性，想出了契约论，造就了西方近现代的民主历程。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宪法，都深受卢梭、洛克这些哲学思想家的影响，在他们头脑里想到的、笔下写出的，居然就变成了历史事件。黑格尔的思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用头来走路的辩证法，从这里生出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发展的进程。这些是哲学与人生共鸣的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的取得方式是很不同的。有时候恰恰是通过否认哲学与人生应该产生共鸣，来达到更大的历史效应。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我今天着重阐释后一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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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冷思与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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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哲学在它的最核心处是不是应该与人生产生共鸣？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导致对哲学思考的基本方式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传统的西方哲学主流认为不应该产生共鸣。大家都知道毕达哥拉斯，他既是西方最伟大的数学家，在我看来也是西方最伟大的少数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是人生这场奥林匹克赛事的旁观者，而且是绝对的旁观者，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参与者，因为只有在这种静观之中才能观察社会的变化，领悟人生的本性，找到世界的真理所在。所以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想是绝对平滑的静止，让动态的现象都沉静下来，然后过滤出它们的本性。哲学家最好连身体也没有，因为一旦有身体就会有血脉、情感，这都会影响他理性的纯粹。最好只有一双眼睛，观看世界，而且最好只有一只眼睛，像猫头鹰的那种大眼睛，绝对不会发生偏差。所以毕达哥拉斯之后两千多年，黑格尔还是讲：哲学是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黄昏到来时才起飞；也就是说，要等白天的事情发生过去以后，我们才能反思这些事情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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