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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人类的未来，照《2012》的预言，好像只剩下两年了。（笑声）我小时候听过很多科学家对于二十一世纪的预言，他们描述的那个新世纪全都是美好，生活变得如何方便，科技如何发达，对人类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大家觉得美好吗？当然有方便的地方，互联网、手机等，在我小时候绝对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它们。与此同时，科技带来的重重迷雾和灾难的可能，相信大家也感受得到，它们带来的深重威胁也是那时想不到的，我就不念那些问题的名单了。人类也可能很好，未来的核聚变、清洁能源的利用，现在这些肮脏的东西都可以处理掉；人类的不正义会消失，文明程度达到高度发达水平等等。但是你敢说那一定发生吗？也可能更坏，甚至坏得超过我们的设想，这是我们哲学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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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讲过只有一只眼睛的猫头鹰，但它只忙于思考过去，总也来不及预思未来。只有今天我讲的这种热思考，才有可能在未来发挥作用。《浮士德》里魔鬼对一名大学生说了一句话：“亲爱的朋友，理论（首先是哲学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的金树常青。”今天我所讲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也有不灰色的哲学理论，这种思想能够随着人生的常青之树而同生共长。在这样一个特别需要根本性思考的时代，这种热思不是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它在清晨起飞，朝向迷蒙的未来，唱出充溢着奇思异想的天籁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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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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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章来自2010年10月22日晚在北大做的讲演。先由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后由我根据手稿修改。原稿题目是《哲学如何与人生共鸣——论冷思与热思的区别与效应》，这次收入文集时做了调整，内容也有所补充，以突出其哲理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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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二部分 儒家的现代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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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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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其影响到今天可谓深远广大。但是，对于这种影响的评估却还有待深化。正面的评价可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但对其负面的后果，还审视得极为不够，并因此而使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颇受其累。以下将集中讨论这些负面后果中的一个，即这个运动并不像流行的说法所声称的，为中国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自由的新鲜空气，相反，它的开放外貌下面隐藏着压制深层思想自由的桎梏。如果不破除它，中国未来的文化和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活力和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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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从北大该不该立孔子像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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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我写了一篇题为“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北大校园立孔子像的建议”的短文（见本书第六章），被某报纸刊登后，引起一些反应和争论。起因是我看到北大校园内新立了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的半身像，以前还有西方文学家塞万提斯的像，却一直没有孔子的像。而我也曾在多个场合，当着各位校领导的面，提议北大应该立孔子像，却一直不果。当时受到苏格拉底像的刺激，不仅觉得“实在不公平”，而且感到这件小事折射出了北大、乃至整个现代中国办学的问题，所以愤而诉诸笔端。文章发表后，我又向当时的许智宏校长等校领导递交了《为北大立孔子像向北大校领导陈情书》，进一步说明立像理由，并对北大校史和办学方向提出了不同于流行意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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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孔子像也还是没有立，苏格拉底、塞万提斯和另一些杂七杂八的像倒是在那儿结结实实地站着。其实，就此事包含的文化意义而言，在北大最该立的倒还不只是一尊像（将来，北大也可能以非尊崇的态度立个孔子像，以塞人言），而是一个更健全的教育体制，一个被新文化运动破除了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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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文化运动，不少人一直将它与五四运动混谈，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严格区分两者。五四运动是发生于1919年的爱国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则是以《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创刊于1915年，1918年编辑部自上海迁北京）为核心而发动，其后波澜汹涌、影响深远的一场文化运动。前者因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当权者媚外卖国而奋起反抗；后者则将中国当时的贫弱归因到自家祖先，必欲从文化上全盘西化。两者虽有某种联系，但绝不可同日而语，其最大区别就是五四运动是以中华民族为本位的，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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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有人要钝化新文化运动的锋芒，说此运动中的健将当时的言论虽有过激，后来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纠正了（比如胡适个人后来从文化上也不那么激进了；红色阵营这边也要区分“精华”、“糟粕”）。从以上立孔子像这个微例可以感到，此运动的“过激”并没有流失，而是体现在了各种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中，影响无处不在，以各种方式在排斥着异己的东西。一句话，我们早已生活在了新文化之中。[1]所以，本章的另一个议题就是要确证新文化运动的耀眼成就，尽管绝不想为它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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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新文化运动的特点——被论定的文化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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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华民族被卑鄙残暴（贩毒可谓卑鄙，炮艇可谓残暴）的西方列强侵犯。为图生存，就逐渐有改革的呼声和举措。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之前，这类改革还是以拯救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国、保种、保教”，都反映了这种意向。到了新文化运动，这个宗旨被放弃了，民族生存与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被完全割裂和对立。新人士们相信，民族要生存，就要摒弃此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自戕，在世界文明史中要算一个奇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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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早期主要阵地而推动的文化革命运动，其主要参与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钱玄同、傅斯年、蔡元培（亦是重要的先导者和保护者）等。当然，后来又有许多人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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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创刊号（当时叫《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中，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大致可以代表此刊乃至整个运动的文化主张。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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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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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尊奉严复《天演论》的所谓进化论或天演论的思路，认为“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4]按这个标准，中华传统文化既愚且弱，无一可取，所以，为了“适世界之生存”，就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此文中的小标题点出了他心目中新文化的特点：“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等；一句话，“近代欧洲”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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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陈独秀更进一步，已经有了弱者、不适应者即应该被淘汰的看法，也就是从根本的价值观和伦理学上赞同强者、斥责弱者的倾向，反映在“相形丑拙”、“奴隶牛马”一类的话中。在此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上，他的文章《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更是直接痛斥东方的、特别是儒家的民族文化性：“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6]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这种看法几乎完全赞同。比如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就论证西方近代文明不仅在物质方面高于东方，而且“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7]新文化运动的后起之秀陈序经直言：“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8]鲁迅则讲：“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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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危险的改变。按照它，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不仅是弱的，难于在西方强权压力下生存；而且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来讲，是低级的和劣等的，所以不配在现代生存。相比于以前的救亡图存思想，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求挽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客观的标准，从思想能力、道德水准、民族特性上，全方位地、一劳永逸地判定谁优谁劣，从而取消中华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资格。这个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和被扭曲了的进化论，按照它，科学与民主是西方最突出的两项骄傲，而其中科学更是无敌于天下。所以不仅胡适高呼“科学万能”[10]、“无上尊严”[11]，认为任何文化保守主义在此锐器前都不堪一击，也不仅新文化运动早期人士无一例外赞同此说，而且，这种科学主义——注意，这“科学”既可以是自然科学，又可以是社会科学——今天已经超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牢牢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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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些人不赞同陈独秀、胡适、陈序经、鲁迅等人那种纯粹版的全盘西化论，觉得中国文化也有值得保留乃至发扬的东西。但这是在已定大局中的调整而已。根本的标准（崇强力的功利主义）已定，楷模（西方近代科学）已定，其余只是心理的适应方式和实用的修饰手法而已。下面涉及的一些例子，比如教育、中医和汉字的现代经历，可以展示出这些“两点论”或调适政策的根本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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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后果：变相的思想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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