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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上恢复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一大部分传统的教育内容，但有所调整和改进，比如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及其他民族传来的思想和技艺，特别是那些前沿的、干净的、仿生的、可地方化、自然化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思路，进行中西比较和中外比较研究，让学生们深刻了解当今人类、中国和他/她们自身所处的状况，鼓励学生、学者和区民们创造性地将儒家原则用于当前与未来的世界。因此，保护特区绝不只是个保守区域，更是个充满探索热情、年轻活力和层层新发现的生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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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法由现行的西历改为以农时为本的传统历法，但可吸收西历和天文之长。记时法从现在全球化了的“基督纪元”改为“孔元”，亦可用干支或特区纪年，重新感受“元年春王正月”（《春秋·隐公元年》）的元兴大化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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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治与社会的结构要体现阴阳动态平衡与和而不同的原则。所以，几乎不可能是世袭君主制，因儒家从来就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恢复尧舜时代的时贤推举制，或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儒化民主制，依重由大儒、区民代表、家族代表组成的“决议会”或“院”，或各种结合的、转化的形式。最后取决于特区中人民与儒家思想家们的共识，但前提是保证家庭与家族主导社会生活的地位。“忠”要服从“孝慈”，官员和法律主要是为了保护与调整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而设，以礼乐教化而非严刑苛法来治理社会。吸取历史教训，建立能有效防范暴君、权臣、恶后、奸宦等野心家把持政权的机制。拒绝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做法，因它们违背阴阳动态平衡的原则，当然也拒绝西方的个人式的无机化的平等主义。总之，这是一个崇尚人的自然和谐关系、礼乐教化、儒家的无为而治的非异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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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蒋庆先生所讲的政权三个合法性中的“民意的合法性”，在此就不能理解为西方个体主义意义下的“民意”，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来表达，而是要以原本意义上的“百姓”（“姓”主要代表家族）及其意愿，通过有创意的选举制、比如主要以家为单位的选举制来体现。在其中，个人也可以投票，但经过“家齐”认定后的家单位来投票，在一家的选举人基数上再加权，家越大权数越大。同时也要有防止少数家族垄断选举的办法，比如大姓超过几代就须分族。这样的话，就无须三院制，那样运作起来效率太低，而只有两院——百姓院和通儒院——即可，因百姓院主要体现家化人民的意愿，所以其时间视野势必比个人的要长远得多，与通儒院一起就可以拥有文化历史的合法性。换言之，那三个合法性可以简约为两个，即百姓认可的合法性和天道文化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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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区长由百姓院提名，通儒院批准。达不成一致时如何办，都有办法（比如通儒院不同意一个提名，则百姓院须另举一人；但通儒院必须在三提名中任命一人），总要保证特区的领导人是既合乎多数百姓意愿又不违背儒家最基本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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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科举制来选择行政官吏和大儒的候选者，考试的方式与内容都相应于保护区的教育、管理、技艺、信仰和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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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济亦以家庭生态和自然生态为基，以农为本，工商兼行。既非共产主义，亦非资本主义；既非平均主义，亦非两极分化；既非利益主义，亦非反利益主义；既非私有化，亦非公有化；既有货币，又可能调控它，使之不反德行。总之要让人活得有奔头，又有尊严和保障；托底而不抑上，上升则必反哺，并以经济的多样化造成生活境界的异质空间，由此而弱化攀比，让每一家、每个人、每种生活方式都各得其所、各有天地，让物质财富、生态财富、精神财富都曲尽其妙。具体的实现方式还有待未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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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仰以儒家或儒教为底色，通过上述的多维生存结构而维护之。儒教有自己的团体存在方式和柔性制度，以满足人们的生活及精神需要。但由于儒教的家庭源头性而非教义源头性，亦为其他信仰留下了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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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正治，鼓励新探索，那么就须充分尊重人的个性与怪癖，柔化体制的规范，留下自由生存和摸索的空间和时间。此为保护特区的“保护”或“特”的又一种含意。所以，保护特区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合法生存方式。你可以隐居，可以独处，可以云游；可以做庄子、墨子、屈原、伯夷、抱朴子、徐霞客、惠能、徐光启、李贽、无名氏等等；你可以信儒，也可以信佛、信道、信耶、信伊，等等。这个区既然以家为基本，也就是以人的最根本处为根，那就不怕什么异端（只要它承认特区的基本生存结构），就真的相信“不同”是好处而不是坏处。此为儒家合乎天道而至诚时中、尽微尽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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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区的形象和建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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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生存体，是什么样子呢？根据以上的阐述，人们可能已可以想象出它的大致轮廓。由于基本技艺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服装、语言、发式、社团的标志等都会有相应的儒化、华夏古制化或自然多样化。这里的生活崇尚自然与人文的时中交织，或天地人的王道贯通，“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周易·系辞上》），由这种原发的“易简”而生生不已，繁荣昌盛，原始反终，得人生性命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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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后给人的外观多半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述相距不太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又有《庄子·马蹄》所述“至德之世”的“天放”神韵，但却是靠圣人的至诚道德和家的神圣化、诗乐化达到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人类追求幸福之“志”，通过“诗”来言出，此“诗”[3]可看作儒家特区的结构替身；而它必让“歌”——天地人贯通和奏的特区生存方式、时间化方式——将自身拉长咏深；所有区民的生活即“声”要依随这歌咏，以至于其“律”或其内在秩序必成“和声”，而终能使神与人相和。那是什么样的生存境界！应该是至善至美的不同而和的真大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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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建立这个保护特区的具体步骤如何呢？不言而喻，在今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状况里，首先要有国家与地方行政的支持，一开始必有国家立法的授权和土地的划拨，给予类似于港澳特区式的自治空间。可在穷乡僻壤、少有人烟处，甚至是荒漠无用处，以植树造林、改善生态为起点，继之以农业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建设，并依据文化特区法而与当地官员签订互惠互助条款，说明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其次，要成立一个由有志于创办保护特区的儒者们、官员、专家组成的筹备会，具体拟定特区的总纲、规模、建制、基本设施和实施步骤。有关的讨论向全社会公开，欢迎一切有兴趣者参与。第三，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和适宜人士（比如有儒家信念、认同中国、有特殊技艺者）征募愿意进入特区生活者，有严格的筛选条件与程序。第四，特区建立的试验阶段中，应逐步建立起保护区与外界的合适关系，适应新的技术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形成区内的临时组织机构和基本制度，走上自治道路。这时保护区一般不接待外来的参观者。区民的去留要符合有关规定。保护特区可分为核心区（尽量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与社会的形态）、缓冲区与外缘区（与大社会有某种形式的来往）。第五，保护特区进入正常运行的阶段，形成和谐有序、自身调节的机制。这就是，社会结构、法制、领导层、对外关系等等都得以确立，各项原则得以贯彻。这些都要求保护特区居民的创造性才智和诚信忠悃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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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此文化保护特区当“自强不息”，从各方面都尽量做到自治自为，与大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永远忠诚于中华民族，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诸君如果访问过美国阿米什人（Amish people）的村落，可能就不会轻易认定这种现代的“桃花源”纯属虚妄了。到那时，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岂不会有质的提高？这才是有自家的灵魂血肉的、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能让一个文化中国真正“万岁”的智慧之举，以回到过去的方式伸入不测的未来，打动一切关心人类命运的世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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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保护特区是活文化还是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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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指出：“保护区中的儒家文化依然是一个已经故去了的文化标本，对复兴中国文化意义不大。……真正意义上的活的文化不是概念，而应该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之中，融于日用人伦之中。一个文化的活力在于能否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作为标本而存在的、只能在保护区中才能成活的儒家文化，并没有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不是真正的活。”（《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15日第9版）问题提得很有分量，但仍可容我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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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面对这个世界的现实”，才让我觉得不建立保护特区则儒家文化将亡，起码是不能兴旺，感到她现在越来越不能“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之中，融于日用人伦之中”。而且，也正是面对这个现实，让我看到一个像儒家这样活的文化物种对于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可能有的意义。那么，保护区中的儒家是活的吗？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反问一句：自然保护区中的东北虎或红松林是活的物种还是死的标本呢？是的，它们并未成活到能不靠保护而生存，但毕竟是有生命的、在保护范围内自为延续的种群。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变成完整意义上的自然种群。博物馆中的标本却再不会提供活的基因和现实的生态。如果“华夏文化标志城”的兴建只限于一些象征性的纪念作品与建筑的话，那就的确是“故去了的文化标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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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要走两条道路或多条道路。一条是建立文化保护特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之路，或重申公羊学家们讲的“通三统”（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的文化多元大义之路，也就是“保存较纯粹的古朴活种”的路。另一条则是以西济中的路，即尽量有效地吸收当代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西对话的东西。自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化的思想前沿发生了重大的方法革命，无论是数学、自然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都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向非还原的“境域（关系场）论”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领会这些新的思路，进行越来越深入具体的中西对话，就有可能引发出新的文化创新形态，就如同历史上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融产生了禅宗，激发了儒家的理学和心学一样。没有第一条路，丧失掉纯真的文化基因，中西对话就会缺少“中（华文化）”这一方，或她的典型形态，对话也就很难是真实意义上的。没有第二条路，则古弱的中华文化在今天与未来就很难在完整意义上成活与发展。前者为“阴”，后者为“阳”，一阴一阳是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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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也曾多经危难，春秋时就“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近现代以来则是“西夷与东倭交”，中国岌岌可危。赖千万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政治中华奋起而立，这些年经济中华也迅猛兴起。然文化中华则一直沉疴缠身，迄无重大转机。尤其儒家一脉，灾深患重。知识分子者，应有“士”气，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命运为己任。救儒家，难道只是救一家，而不是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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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将来，儒家只有栖居在这种特区中才能成为又真又活的儒家，而特区也正因为儒家的栖居而成为人类本性的特区和保护区。它构造原初的回忆，把绝望变成希望，把后悔翻转成前行，把你朦胧期待的意境本身变成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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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舟”的比喻来自古巴比伦神话和基督教的《旧约·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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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王凤仪先生的人生与思想，见《王凤仪年谱与语录》（朱循天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和《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讲述，郑子东等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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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此“诗”的更多含义，可参见下一章和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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