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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也曾多经危难，春秋时就“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近现代以来则是“西夷与东倭交”，中国岌岌可危。赖千万志士仁人，救亡图存，政治中华奋起而立，这些年经济中华也迅猛兴起。然文化中华则一直沉疴缠身，迄无重大转机。尤其儒家一脉，灾深患重。知识分子者，应有“士”气，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以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命运为己任。救儒家，难道只是救一家，而不是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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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将来，儒家只有栖居在这种特区中才能成为又真又活的儒家，而特区也正因为儒家的栖居而成为人类本性的特区和保护区。它构造原初的回忆，把绝望变成希望，把后悔翻转成前行，把你朦胧期待的意境本身变成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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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舟”的比喻来自古巴比伦神话和基督教的《旧约·创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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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王凤仪先生的人生与思想，见《王凤仪年谱与语录》（朱循天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和《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讲述，郑子东等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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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此“诗”的更多含义，可参见下一章和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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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九章 栖居中的家何在？——非高科技的建筑现象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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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于《建筑·栖居·思想》（Bauen Wohnen Denken）[1]和《……人诗意地栖居……》[2]等文章中思考了人的建筑与居住的关系，展示出深刻的建筑现象学见地。本章就以讨论他的这个思想为开端，揭示在如此生动的建筑现象学中的一个重大缺失，即人的栖居中居然没有真实的家居，并分析这个缺失的哲学原因，由此而说明他对于现代技术的有力批判为什么会达到无力的结论。最后通过阴阳学说和《易》象来说明家源栖居的哲理以及它在建筑上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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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人的栖居必是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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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栖居·思想》（简称为《筑·居·思》）开头，海德格尔指出建筑与栖居并非两种分离的活动——我们建筑房子，以便栖居或居住；情况倒应该是，建筑与栖居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相互关联，即“筑造［即‘建筑’，Bauen，在本书中这两个中文词是同义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栖居。”（《选集》1189页）那么，什么是建筑或筑造呢？海德格尔首先从德语词源上找它的含义。“筑造，即buan，bhu，beo，也就是我们德语中的‘是’（bin）”（《选集》1190页）。众所周知，在德语和许多西方语言中，“是”（sein为原形）同时意味着“存在”。所以，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建筑就是人据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是其所是的方式（《选集》1190页）。这种看法令人困惑，难道不搞建筑的人，比如住在山洞中的人，就失去其存在方式了吗？甚至就不是人类了吗？反过来，鸟筑巢、蜜蜂造窝，人能够筑造又有什么独特的呢？海德格尔以深化“建筑”的含义来避免这类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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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不是外在意义上的建造，它的真义要回头到栖居中找（《选集》1191页）。栖居的基本特征是保护人与事物的原本存在方式，使之始终处于原发生的自由自在之中（《选集》1192页）。比如，栖居让天、地、神、人相遇而四重合奏，也就是以相互跨越必要间隔的方式来引发那聚集之物（比如“桥”这个建筑—物），并守护着这相遇，以便不断生成人与物的存在可能（《选集》1193—1196页）。所以，“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筑造”（《选集》1195页）。这样，栖居深化了建筑的含义。也就是说，原本的建筑不是去建造对象化的“住房”、“交通工具”，而是创造一种原本的“之间”（Zwischen）（《选集》471页），或引发性的“空虚”（Leere）位置（《选集》487页），让天地神人得以相遇。这是所谓“建筑—物”的原本含义：“桥是一个位置（Ort）。作为这样一个物（Ding），桥提供出一个容纳了天、地、神、人的空间。”（《选集》1198页）没有这种建筑着的或构成着的物，人的本性就无法实现，人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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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理解的建筑就是栖居，而这么理解的栖居也就必是诗意的（dichterisch）建筑，因为只有原本的作诗（dichten）才使这个意义的栖居可能。德文中“作诗”（dichten）同时还有“创作”、“虚构”的意思，也就是上面讲的深刻意义上的建筑（bauen）的意思。所以海德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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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作为让栖居（Wohnen lassen），乃是一种筑造。（《选集》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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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建造着栖居之本质。（《选集》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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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诗”就不止于一种文学形式，而是筑造人类生存可能性的道说（Sagen）（《选集》466页）。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反复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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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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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在这片大地上。（《选集》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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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的栖居必从根本上是诗意的，或创作、建筑着的，而不是现成的。但是，这诗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肯定不会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主观虚构或创作，“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选集》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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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更确切地意味着“在发生中采取尺度”（Mass-Nahme）（《选集》472页），也就是构成贯通大地与天空之间的维度。所以这尺度首先不是一种数量，而是“让……遭遇”，或“让它作为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选集》476页），从而形成人的生存结构。“维度之本质乃是那个‘之间’，……测度（Vermessung）测定那个‘之间’，即把天空与大地两者相互带来的那个‘之间’。……测度乃是栖居之诗意因素。作诗即是度量（Messen）。……此尺度乃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神性。”（《选集》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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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诗意地栖居……”就是指人总要创作出让天地神人交聚的可能，即引发性的“之间”或“空隙”。原本的建筑就是这种诗意创作的表现，那些相比而言非诗意的建筑，比如平板的高速公路和集体宿舍，也基于它，只是压抑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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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种对建筑的理解是现象学的？因为它悬置了对于建筑的现成对象和建筑者的关注，而让我们直接朝向原本的建筑，即出自人的实际生存需要的建构，由此才有具体的建筑者、建筑理念、建筑设计和建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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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栖居中有没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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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是个人的栖居、情人们的栖居、信仰团体的栖居、国家机构的栖居，还是家庭的栖居？照理说，由于“家庭也像语言一样，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标志”[3]，栖居首先应该是家的栖居。既然“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4]，那么家对于人的原本性应该不输于语言。但是，“家”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一直处于一个暧昧的地位，或者是一种“作为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的东西。一方面，他不但有时提及家园（Heimat, Heim），而且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越来越肯定家园的原初地位，[5]甚至将它与他终身关心的存在本身的含意相等同（《全集》53卷，143、150页），并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将“人的无家可归状态”（Heimatlosigkeit）与人“遗忘存在的状态”（Seinsvergessenheit）相比拟（《选集》382页；《路标》1976年版359页）；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正面讨论家的本义，也就是家庭（Familie）的含义，好像这含义已经现成可知了，或者说是可以忽视的。所以，我们可以发问：海德格尔的哲学，或者说是他关于建筑和栖居的思想，是否也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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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艺术与空间》中谈到了栖居、人的家园与无家可归，它们都源自“空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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