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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典型的家庭”意味着以父母/子女关系为核心的家庭。本文中，“家庭”一般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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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不是所有的典型家庭生活都预设生孩子，比如领养子女也可以导致典型的亲子家庭。但毕竟，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养育自己生出的孩子是形成家庭的最主要原因。至于造成典型家庭的社会原因，比如择偶禁忌或“男女有别”，下面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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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这里忽视了中国古代孝书中述及的一些情况，比如“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孝竹体寒暑，慈枝顾本末”（《劝孝歌》），“鸟兽尚知哺育恩”（《劝报亲恩篇》）等。这种忽视也可能出于无知。如有读者确知有关事实，表明植物或动物亦有孝行，还望不吝赐教。另一方面，那些古孝书中也颇有“不化为孝子顺妇者，与禽兽何异”（《文昌帝君元旦劝孝文》）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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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在《人类社会》一书中，我们读到：“人类婴儿是在一种极其不成熟和无助（或需要帮助）的条件下出生。事实上，它第一年的成长类型（比如骨质钙化、大脑生长）属于其他灵长类的胎儿发育阶段。（人类婴儿）成熟得很慢。相比于其他物种的幼崽，人类婴儿需要长得多的时间达到成熟（例如，即便类人猿的性成熟期也只要大约九年光景）。”（G. Lenski ＆ J. 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2, p.22）然而，这些西方学者从这个极其重要的人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事实中只看到人类“对社会生活模式的依赖”（同上页），而看不到它首先和直接地表明了人类对于亲子关系和家庭生活模式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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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家庭史》序”，见《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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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家庭史》序”，见《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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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家庭史》序”，见《家庭史》第一卷，安德烈·比尔基埃等著，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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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亲子关系”意味着父母亲（或其中之一）与其子女的关系。如上面提到的，这种关系可以是非血亲的，比如由领养造成的，尽管血亲意义上的亲子关系是它最常见与正常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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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是由杨效斯先生做出的。见他的《家的哲学纲要》，载《留学哲学博士文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卷》，牟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67—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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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般说来，古希腊人乃至其他时代的欧洲人并不否认“虔敬”（piety）是一种美德，少数思想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也提及家庭对于培养后代道德感的现实意义，但是，他们都不认为“孝”（filial piety）是一种主要的德行，更不认为它是一切德行的源头。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四主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三主德”是爱、信、望，即对上帝的爱、对戒命的信和对天国的希望。他们都倾向于在人的亲子关系之上或之下寻找某种超越的或更基本的原则，用来解释德行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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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犹太裔的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是西方思想者中的一个异数。他在《整体与无限》（第二部分第四节）中不但相当深刻地阐发了“居住”和“家”的哲理含义（尽管还未真正涉入亲属关系之家），还在第四部分第六节中讨论了父子关系，甚至提到“孝敬”（filiality），但他的分析方式还是让人感不到这是在谈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孝敬父母及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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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家庭史》第一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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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孝经·明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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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现成性”（Vorhanden, ready-madeness）指任何意义上的存在者状态，也就是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对自身的存在规定性。比如西方宗教的神具有某些已被规定了的能力，像全知、全善，爱世人，反对拜其他神，可以用思想或言语创造世界，等等；而中国古人信仰的“天”，则“无声无臭”。这样看，则西方的神是有现成性的，而“天”是非现成的、还有待触机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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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系辞下》：“天地，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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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里将“夫妻有别”理解为男方不能在自己所属的这一群人（某个范围的家族）中找配偶，而必须到与己不同“它者”或另一群人中去寻找。所以“别”指要结合的男女不能是自家人，必须分别属于某一群人（相互异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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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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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对此句话，《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解释道：“其刚柔之气，所以改变会通，趣向于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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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讲：“作为缘在尽头的死亡，是最切己的、非关系的、（其最终的来临是）可被确知的但同时（其来临的具体细节对于我）是不可确定的、不可超越的缘在可能性。”（德文版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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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海德格尔的确谈到了真正切己的团体生存，比如“牵心”（Fürsorge）、“牵挂”（Sorge）的（《存在与时间》，26节）和“社团的”、“人民的”（74节）切己生存形态。但语焉而未详，且其切己性最终还是来自个体经验。更重要的，这些真态的团体生存都未直接涉及家庭（Fami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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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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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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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之路上》（Unterwegs zur Sprache, Pfullingen: Neske, 1959），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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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比如《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察来，而微显阐幽。”“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周易·系辞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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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勒维那斯的《整体与无限》涉及它们，表现出现象学思路的深层活力。但他的解释方式与本章有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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