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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器是邪恶的，难道只是因为制作它要杀死无辜者吗？假如伏地魔找到一种办法（他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一定是诺贝尔奖的跨专业的多次获得者），制作它们时不必直接、当下地杀人，就像那声称将会让我们长生不死的高科技，它就无恶可言了吗？它令人灵魂分裂，但尼可·勒梅制造的魔法石（最早的英国版叫“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可能因为西方传统哲学一直在求长生不死吧）就不令人灵魂分裂了吗？我们这种人里面，的确有一些人——大多为孤独的成功者——渴望不死。秦皇汉武不说，即使是道教，也似乎有这种渴望，而现代性或科技崇拜早已并正在有力地培育着这种“后人类”意识。它有什么不对呢？仅仅因为它会让人口增加，或为了保障人口稳定而压抑新生者的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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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头之处首先在于：长生不死要征服、管制和压瘪人的生存时间，而自然的死亡却在参与构成和保护着这时间。个体不死意味着人的生存时间失去它的生死异质性，从而被同质化，移向物理时间，即“现在”的无限单向序列；“过去”、“将来”只是已经不现在和还未不现在的现在，遮掩住了那“已经”和“还未”的源头，也就是让人生存［ek-sistieren，即ekstatisch existieren（出窍地存在）］着的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过去、当前与将来的发生式（或互补对生式）的交织，同时要求三时相的根本异质和内在互补。而保障这异质的是个体的自然死亡，保持这互补的是家族延续。它近乎维特根斯坦讲的“家族相似”（Familienähnlichkeiten）的“线绳”结构（《哲学研究》67节）的发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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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自然意义上的健全死亡乃至必要时的英勇就义，这“不舍昼夜”地交织发生着的时间之流就会被拉平、阻塞、奴役。此时间一定要是无常的，一定是暂时—有限的，不完全驯服的，才能是意义的源头和生命的渊薮；但时间又一定是连续的、非现成有限的，所以必包含着复合的回忆、思念、秩序、循环、可能和持久。死亡既是时间的清道夫，去除其中的对象化赘疣，又是它的联系与过渡，比如现在之死成就过去和未来的来临，因而每一瞬间中都有死与生的交织。正因为如此，现在之死不是实体性的，它被保持在刚才里，深藏在记忆中，而总可能在未来再次以变样的方式迎接我们。但毕竟，没有一个绝对的同一性来保证现在的永恒，保证过去走向未来的必然路径及终点（所谓历史规律或救赎计划），乃至规范人的生存方式和人性的标准；遗忘或误记总是可能的，死而不再生也总是可能的。“天难谌（天命不可依赖）。”（《尚书·周书·君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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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就这样表明生存时间的根本性，否认在这之上还有本质上更高级的实体存在。哈利认同的只是这种时间、这种生活，挑战和反感于一切要在这之上建立绝对权威和标准的企图，就此而言，他比邓不利多还要彻底和坚决得多。他与伏地魔之决斗，从哲理上看，是家族生存时间与无时间永生之斗。说到底，他的人性纯洁是生存时间本身的纯洁，或者说是时间纯真性的人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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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时间的平整化、同质化，导致人的原意—识方式的改变；它的计算利害之“识”可能会发达，但其“意”源无法整全地涌流，因而失去道德的感受力。这是断言个体永生的不道德性的第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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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时—家—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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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时间是人的最原发的缘在（Da-sein）方式，与缘在相互构成。但海德格尔一直盲然于这缘在之缘源。他或者谈缘在化身为人们（das Man）的不真正切身的（uneigentlich）生存方式，或者讲缘在真正切身的生存，但必基于一种单个人独自倾听、面死和决断的经验；他不知可能有真正切身的人们，也就是在最原本处包含了他者（Anderen）（《存在与时间》118页）的家庭生存方式，而不只是牵心（Fürsorge）和牵挂（Sorge）的泛泛无着落的真态状况（《存在与时间》122页）。这缘源就是他后来大讲特讲的“无家可归状态”（Heimatlosigkeit）中的那个“家”（Heim），但此家的原形态还不是“家乡”（Heimat），而是血脉身体之家（Familie），与存在本身最相关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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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真正缘于生存时间又构成着生存时间之缘的，比《存在与时间》第二篇前三章那些精彩的分析（最佳者是分析“朝死的存在”）还要更整全、深入和自然地引领到生存时间的中枢。相比所有其他的人类生存形态，无论是个人的、社团的、社会的，还是教会的、党派的、国家的，家是更原本、更完整地生存时间化和时间生存化的。家不仅天然就有生存着的时，即代际的异质和连续构成的家时；而且家还自身生发着这种时：夫妇阴阳的交合生出后代，形成亲子间、后代与祖先之间的代际时间或亲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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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时间处在原时间的构造晕圈中，父母与孩子之间当然有区别，但不是现成存在者之间的区别，而是“正存在起来”的时相之间的亲亲区别，还不能从存在者层次上分清彼此。夫妇之间是互补对生的，父母与年幼子女之间也是互补对生的。广义的父母不知道没有腹中、怀中、膝下的子女（含收养的幼小子女）的生存还有何意义，反过来也是一样。父母正在过去但还不是再生的过去，而是被致命地保持着；子女正在到来但不是被等待着的未来，而是不可缺少地正在来临着；父母子女、祖先后代……的生存晕圈（家）构成了活着的家—时。而且，这活着的家和时绝不可对象化，它不是由那么几个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单位；父母曾是子女，子女将做父母，家族相似的线索没有现成的开头和结尾，但又不是实在的无限；每个父母身上都承载着不可尽数的父母和子女，而每个子女身上都来临着不可尽数的子女和父母。家时的每一刻都被层层过去和将来交织得深不见底，暗通着悠久的天命、广大的世界和无定的可能。所以，人要在家中才成为人，是为家人；家亦要在人（亲人）而非更高或更低的伪家（如教会、帮派、党派）中才成为家，是为人家。家是时的，时是家的。家时缘构着自身（er-eig-net），它使我们直感到存在，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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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时—家—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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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时中最能体现生存时间特点的是孝爱时间，它更直接地拒绝个体永生，也更有原道德含义。这是因为，它最清楚地显示出生存时间的异质性、连续性和交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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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时在年岁或年纪中构成自身，所以年岁是不可削平的。上年纪是不可少的，老年与享尽天年的死亡也是绝对必要的。而“孝”，如这中文字直接显示的，是“子”代对“老”去的亲代的扶持、照料和敬爱。没有老年的人生中，就没有孝的位置。换言之，孝在个体永生的时代——失去代时（代际时间）的时代——中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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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礼记·中庸》）可见孝是可以并需要非对象化的。父母不在了，孝还在，还在延续。它既善继，又善述；且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正是预设死亡的生存时间的结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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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时间之流是原意义之流。它也从过去流向将来，从前人流向后人；所以父母对于子女的慈爱顺流而下，是如此充沛自然。但孝却是子代对于亲代的反向之爱，是从现在或将来朝向过去的回流！它证明了生存时间与物理时间的一个最大不同，即它不是单向的，而是正反交织的，含“道之动”（《道德经》40章），而且与一切其他动物都不同，这时间在人的缘在之处竟然交织到能够在意识和行为中溯源而上，亲祖曾玄，蔚成大观。所以，孝是特别属于人的（besonders mensch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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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海德格尔的生存时间观，尽管强调了三相的“出窍式的”（熊伟先生对于“ekstatisch”的译法）交织，但因其朝向将来的总倾向，还是没有探及这种时间最奥秘处；它达不到家时和孝爱，毫不奇怪。而柏拉图的“牧人”政治家说，和近代以来个体成人化的契约民主说，或顺单向的时流与意流而下，或只能在浅层有少许交织，更是粗糙简单，无精微发意之时机，皆非人—仁道政治，远不能抵御高科技化生存中的伏地魔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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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生存时间的原交织态——天道流行时态——被少许破坏，也就是被突出“现在”的功利时间和物理时间侵入，那么整个生存形态就开始退化，从过去流向将来的时流就要强于反向的回流了。这时，由于孝爱的“反”、“复”性，它在生存时间中的出现和维持就要难于慈爱。文字（特别是富于形式化语法和构词法的拼音文字）的出现反倒恶化了局面，因为它在历史记载中保留的大多不是原时，而是时间中的事件，逐渐让人有了站在人生时流之外的“岸上”观流的习惯，寻找能规范这流的知识和工具。于是我们面对了孝的艰难与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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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艰难的，因为它既不像食色那样是人的本能，也不像语言能力那样学到了就终身不忘。但它与说话能力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既能动人或转化人，属于人的特性或本性，但又必须在特定的人生时段中学会，不然就无法充分进入它。但正因为孝是出自非现成本性的反逆大时向的回流，它成了人类道德意识的根源。无论人类的慈爱多么圣洁伟大，而且是与孝爱相互引发的一方，但它却不能作为处在贫乏时代的人们的道德主动因。因为慈爱顺流而下，不少动物也有它；不论它如何无私，但人们却因为它的自然而然而对它熟视无睹，视之为人的动物本能（其实不尽然）。所以慈爱的父母也可能养出坏孩子。但孝爱则不同，正因为它处于有无之间，所以一旦逆流而现，则必不止于“本能”，而会有所谓“自由意愿”侧身其中，也就必有非现成、超对象的道德后果。《论语·学而·有子曰》——“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尽管“孝弟”的道德效应绝不限于不犯上。请注意，这里讲的“孝”和“悌”，都是生存时间流中的回流，所以才会有“仁之本”的地位；而这两者中，孝更被儒家看重，因为孝是更艰难也更深远的代际间的大回流，悌则只是同代里的小回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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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无法争论道德之恶的起源，而只限于对它做一个观察。情况似乎是：道德恶的根本原因是时间意识的退化，即从三时相交织的原构态退化为现在时相的过分突出；它的一个重大表现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原因，是以自我为利益的中心。“自我利益中心”不同于“自我意识中心”，后者被某些心理学家如皮亚杰（J. Pieget）认为是儿童早期的心理特点——他们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与他人做有效的、客观的交流。[14]而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人或儿童，可以有很不错的与他人做“客观的”交流的能力，因而很能掂量哪些是于己有利的东西，并会通过影响和操控他人来为自己谋利（少年伏地魔就是这样）。他们只是完全脱不开自己的利益中心，缺少一种原发的想象力，或可称之为道德的想象力，让他们能换位感受（不只是观念化思想），即哪怕暂时地脱开一下自己，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感受一下自己行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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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破除这种自我中心状态、增强道德想象力的最原本、最有效的途径，应该就是亲子之间的充满爱意晕圈笼罩的相互交流。它在人类形成自身道德感的最敏感时段（可能基本上始于学习语言和达到有效交流的时段，但持续期更长），主要以意义、意识的原生成的而非行为规范的方式，来生发出原初的人际间感受能力。孝的种子和萌发就处在此时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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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面谈到的孝的最生存流化的特性，它一旦出现，就不仅不会限于对象化的父母，而且蕴含着爱意外溢的天然倾向，是善良品性的种子乃至幼株；通过礼乐诗书的引导，就更会得机得势，沛然莫之能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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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永生从根本上削弱和破坏亲子关系和亲子经验，使孝这道德感的源头枯竭。这是它不道德的第二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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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哈利·波特》中的孝与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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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描述了善与恶之争。但与二十世纪英国的其他著名魔幻小说，比如《指环王》（《魔戒》）和《纳尼亚》等不同，《哈》不将这种善恶之争视为现成给定的，比如从神或其他什么地方来的，而是要在它描述的主要人物的具体人生中，通过他（她）们的经历历程来展示这善恶的形成。就此而言，《哈》是更现象学的，它获得了更生动的美感，是它那不认同任何现成宗教性而浸于人生经历所得到的一笔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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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第二节讲到的哈利和伏地魔对待个体永生和死亡的不同态度有人生本身的根据，如果我们假定《哈》书是忠实人生基本结构的，那么，依据上面的后续分析，这种不同态度必与他们对待家庭、特别是亲子关系的态度内在相关。情况也正是如此。伏地魔表面上坚持“纯血统巫师的至上原则”，但这种将血缘关系充分对象化、普遍化和党派化的做法，恰恰不是并反对家庭和亲子优先原则，正如我们在“文革”前和中间，在那些“党的阶级路线”[15]乃至“血统论”的鼓吹者们那里所看到的毫不尊重家庭和反家的倾向。这种人或是个体主义的，或是党派或教派主义的。伏地魔在魔法世界中创建了号称“食死徒”的政党，但他从头至尾是以他个人利益为唯一中心的。形成这种人生态度的原因，在邓不利多（霍格沃兹魔法学校校长，哈利的精神导师之一）和哈利追索魂器的形成史以便摧毁它们时，被暴露为是与家庭内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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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地魔出自一个缺少亲情的悲惨家庭。他的外祖父不是一个好父亲，而他的母亲与他父亲的结合，是由于这女子使用了某种不正当的手段而导致。所以，当他父亲对情况有所了解时，就抛弃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尽管这位懂魔法的可怜女子有能力活下去，但痴情中的她已完全绝望，于是在分娩了伏地魔之后撒手人间。伏地魔只能在孤儿院中长大，才能出众但心术不正，早早就能控制和迫害同伴。进入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后，它们——才高和心邪——都突飞猛进，造就了这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黑魔头。除了家庭的不幸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家庭的态度。伏地魔对亲子关系极其冷淡、反感和残忍。他轻视自己过世的母亲，仇视并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母，还将此罪行栽赃于自己的舅舅，令其死于阿兹卡班监狱。他的无人性始于其无亲情。如果他有哪怕是母亲的爱，或感受到它，汤姆·里德尔（伏地魔的家庭化姓名，被他厌恶地抛弃不用）就绝不会成为伏地魔，一个完全迷失于自身利益、首先是自身存在的家伙。但是，也不能像西方某些持家庭契约论的评论者那样，认为伏地魔的父亲抛弃了汤姆母子，违反了所谓家庭互助契约，就断定此人已经自动失去汤姆之父的身份，伏地魔杀他就不是一桩弑亲极罪了。事实上，这种弑亲对于汤姆的伤害更大，他的灵魂分裂就发端于此，早于正式地制作魂器。应该说，反家是各类魂器的原因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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