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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觉玄：“《红楼梦》试论”，载《红楼梦参考资料选辑》（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358—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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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强调符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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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红楼梦》56回脂评。“《齐谐》”应取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有人说“齐谐”是书名，有人说是人名，但其指当是离开人生具体情境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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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半旧”之说出自《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见王夫人屋中一色“半旧的”椅袱靠背。脂批在此做了一番精彩议论：“三字（指‘半旧的’）有神。此处则一色旧的，可知前正室中亦非家常之用度也。可笑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则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褥等样字眼。”“近闻一俗笑语云：一庄农人进京回家，众人问曰：‘你进京去可见些个世面否？’庄人曰：‘连皇帝老爷都见了。’众罕然问曰：‘皇帝如何景况？’庄人曰：‘皇帝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一时要屙屎了，连擦屁股都用的是鹅黄缎子，所以京中淘茅厕的人都富贵无比。’试思凡稗官写富贵字眼者，悉皆庄农进京之一流也。盖此时彼实未身经目睹，所言皆在情理之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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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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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郝大维、安乐哲不无见地地认为：“对于孔子，学不是一个使人生安全和有保障的手段，而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孔子哲学思微》（英文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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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易传·系辞下》5章：“子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现）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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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惠栋：《易汉学》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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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又见章十二：“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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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易经古歌考释》，黄玉顺著，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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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易传·系辞上》5、12章，《易传·系辞下》5章；《中庸》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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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郝大维、安乐哲将圣人称为“演奏音乐的高手”（virtuoso），他能在与他人合奏（“翕如”）、倾听他人的说话之后或之时加入自己的更丰富理解（“纯如、皦如、绎如”），以构成一个更丰满的境界与人生（“以成”）（《孔子哲学思微》英文版第5章3.3节，并参见《论语·八佾·子语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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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刘向：《说苑·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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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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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对“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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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子曰：“我欲载之空文，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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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按公羊学的解释，《春秋》对于恶君、不肖之君是一样地“恶”之、“贱”之。参见《春秋公羊传译注》，王维堤、唐书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12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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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第111页（上面已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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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58页（上面已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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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注意，这亲子之爱是实际生活过程所原发构成的，不一定是现成物质或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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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十三章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易》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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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1]字茂叔，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发起者乃至开创者。这一看法早已为史家所倡，《宋元学案》卷十一中所载黄百家语及《宋史·道学传》所云，[2]以及朱熹、张栻的赞语，都常被引来举证，而当代著述中持此看法的也占大多数。偶有不同意见，也只是认为他并未“创立”理学（主张理学由二程正式创立），但也不否认他的“开山之祖”的地位。[3]而众所周知，宋明理学是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产生的最有新意和影响最大的学术思想和世界观。就此而言，可以说，深入理解周敦颐的学说是厘清这段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而且，如下面将会显示的，这个开端恐怕还包含了后继者们未能达到的某种更本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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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创始人一样，周敦颐留下来的个人著作不多，而其思想作品只有简短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学界的共同看法是前者是后者的纲领，后者是对前者的解说。[4]所以，本章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太极图说》，但势必大量涉及《通书》。此外，《太极图说》、《通书》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太明显、太深入了，以至其名称曾被分别称之为《太极图·易说》和《易通》。[5]然而，自宋代以来，对于这层关系的讨论似乎主要集中在《太极图说》（及《易通》）与《易传》的联系，以及周氏太极图的道教易学来源等问题上，于周子学说与《易》象数的关系，[6]虽依周敦颐的原文所及而偶有涉猎，但几乎没有过直接的深入揭示。[7]所以以下拟就此主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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