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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此“至”首先意味着易象数之二对生的“至简至易”、“至动至变而又至静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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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易·乾·文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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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旁通”一词出于《乾·文言》,又是汉唐以来易学家们解释象辞关系的一种“卦变”方式。它指两个阴阳爻画完全相反之卦的关系。详论可参见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86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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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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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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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四库全书》本)中提供的和杨甲收藏的“周氏太极图”内,也是“阴静”在坎离图上,“阳动”在其下,可是“阴静”的位置偏下,处于“无极而太极图”与坎离图之间的右侧;而“阳动(或‘动阳’)”虽仍处于坎离图下方的中间,但朱震图中它外边无圆圈,而杨图中它外边虽有椭圆圈,但远较上面两圆圈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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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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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此引语出自《易·文言》,周敦颐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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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参见张其成《易图探秘》,第74—95页,135—138页。由于技术原因,这里无法提供更多的有关图式,只有“先天八卦方位图”还可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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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引文中加强符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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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宋四子抄释·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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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周子通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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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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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十四章 贺麟先生所阐发的朱子直觉方法——“虚心涵泳”的境域含义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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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贺麟先生的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阐发的直觉方法与贺先生一生用力最多的辩证法很不一样,但其中包含的睿见实乃贺先生对现代中国哲学、尤其是新儒家的一个独特贡献,开后来类似探讨——如牟宗三讲“智的直觉”[1]——的先河。关于它,我十年前曾在一文中提及。[2]于今再读贺先生的这篇文章,又有新获,择其大端表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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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现代中国哲学家,比如冯友兰先生,否认或完全没有意识到直觉可能是一种思想方法。与之相左,贺先生在此文中明确标出直觉乃一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所言及者主要是陆象山的反省式的回复本心的直觉法和朱熹的格物穷理的直觉法。讲到后者,贺先生认为:“他的直觉法可以‘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字括之。”[3]这八个字,原是朱熹教人的读书方法:“学者读书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4]贺先生用它来表达朱子的直觉法,可谓独具慧眼,并有沟通中西的背景和意趣。我们知道,贺先生年轻时就受到了斯宾诺莎哲学的直观法——最能获得真观念的方法——的影响,而这里所言的朱子直觉法,特别与现象学运动中发展出的解释学(Hermeneutik)有些思想上的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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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塞尔开创的当代现象学极其看重“直观”(Anschauung)的原本地位。尽管其启发意义在于本质直观,但是它在胡塞尔那里首先指感知直观,至多加上奠基于感知之上的想象和范畴直观。后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不认为这种可对象化的感知直观是最原本的,因为它们总已经暗中受到了边缘视域(Horizont)的引导。其实胡塞尔在受到詹姆士的“意识流”的影响之后已提出了边缘域的思想,但在他那里,边缘域还受到意向对象和先验主体性这样两个收敛极的辖制。海德格尔则将这边缘域深化为在一切对象化之前的领会境域,或者是作为人的生存境域、时间视域而呈现,或者(在他的后期思想中)被看成是语言的境域,也就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语境”。所以,对于海德格尔,语言或语境一方面具有直观的原本发生性和自明性,因为语境意味着主客还未分离的构造状态;而另一方面,语境不像一般直观那样还受限于直觉的对象,被固着于关注焦点和对象上。它反倒要走在“关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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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先生用朱子的读书方法来解释其直觉法,就意味着这种直觉法与语言文字息息相关,而从这“八字”本身的含义中,又可体会出其中的“语境”蕴意。我们来看贺先生如何理解这“虚心涵泳,切己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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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则客观而无成见,切己则设身处地,视物如己,以己体物。体察则用理智的同情以理会省察。涵泳有不急迫、不躁率、优游从容、玩味观赏之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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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视物如己,以己体物”却不是指“神秘的与物相接”[6],因为这“物”(所读之书)是有“文”有“理”的。另一方面,这文与理却不可只视为现成对象,或者决定着我对它的知觉,或者为我的先见或先天原则所决定;它们应被理解为那正在生成着意义的文理之境,或由书与读书人共同融成的语境,所以才必须“不急迫,不躁率,优游从容”地去加以“玩味观赏”,与之“同情”,在沉潜冥会的“涵泳”之中“体察”出事前无法尽知的意境来。此为发生式的直觉,与陆象山那种“以回复本心为最先初步的工夫”的“剖剥磨切”[7]式的直觉法很不一样。后者会面临这样一个困难:你怎么知道剖剥出来的一定是天理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回复本心”的过程本身不是发生性的话,那么它就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局面:或者是完全被事先就有的“天理观”指导着,或者完全没有指导而放任自流。这两种情况都会使这种直观法丧失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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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似乎意识到这种简易工夫中的某种危险,所以讲:“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8]对于朱子,这“穷理正经”的前提是“格物”,而“格物”之“格”对于他就意味着“至(到物之中去!)”,与陆象山和王阳明训“格”为“正(靠什么正?)”大不同。所以朱子讲:“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只认下着头去做,莫要思前算后,自有至处。”(《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贺先生则引朱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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