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93725
1702093726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1702093727
1702093728
这句话中的“思无邪”似乎很难解释。《诗》三百篇中有不少是恋人与怨人表达强烈情感——疯爱与痛骂——之作，好像违背了孔门的“中庸之道”。甚至孔子自己也在指责“郑声”（《论语·卫灵公·颜渊问》，《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考虑到《诗经》的每一首诗都是配乐的，他对郑声的批评肯定也与其中的“郑风”之诗有关。尽管这样，孔夫子还是要说这三百篇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解开这个疑惑的一种方式就是再次诉诸兴的本义。凭借其前述谓的、纯语境的表达方式，诗“风行”于所有的对象化内容与特殊音乐风格之前，因此而赢得了被再解释的可能，也就是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生机的可能。就此而言，诗是“思无邪”的，总可能被再更新的。下面是凭借兴来解释诗的一例，而且此诗出自儒者们颇有微词的卫风。[33]
1702093729
1702093730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1702093731
1702093732
孔子的“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再上颜色）”是对子夏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诗句的回应。这回应与这诗句之间有确定的意义联系吗？很难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孔子是将那诗句当作了兴句来对待。子夏将老师的“绘事后素”的回应又当作了兴，一下子跳到“礼后乎［礼应该追随（后于）某种更在先的或更原本的东西］？”让局外人、尤其是现代人觉得突兀或随意，但孔子却异乎寻常地大加赞赏：“起予者商（即子夏）也！”说这弟子的回答兴起了、开启了他。这师徒二人的回答中都有一个“后”字，除了它们在其上下文中的字面上的含义之外，还可以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即在“兴于诗，立于礼”的次序意义上的理解：礼应该后于诗、追随诗而运作。如果我们知道孔子对于礼的社会政治功能的期待，就不会认为这种追随是肤浅的了（这一点下节还要涉及）。为了行使这种“治国平天下”的功能，礼必须摆脱它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的外在规定性，而成为一种打动人的艺术。而在这方面，只有诗乐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凭借其起兴之力，诗将它唤起的自发的感情（爱、同情）和自然的美好（素以为绚的美貌等）注入到礼中来，让它也能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回到以上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师生的反复回答都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中获得了兴的意境，并将它转化为理解礼的构成着的视域。此所谓“好德如好色”（《论语·子罕》）的境界。因此，孔子要用“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从这儿才可以开始与你谈《诗》了）”来盛赞子夏，因为这个学生懂得了如何让诗作为兴来言。
1702093733
1702093734
丁. 比较
1702093735
1702093736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发现海德格尔（乃至维特根斯坦）与孔子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首先，两者都意识到了“终极不可被言说”的问题。对于海德格尔，“无”（Nichts）要比他的老师胡塞尔提出的“还原”或“悬置”还要根本，因为它还剥夺了先验主体性和意向对象在胡塞尔那里享有的特权，揭示出一个先行的开口或视域，其中只有这境域本身所构成的东西才得以存在。孔子与他的后世学生们的关系则相反，是他更为敏锐地觉察到这个不可说问题的关键性。对于他，“言”永远是一种可能入“邪”的危险行为，比如由于固执于它指称的对象而脱开它依凭的生活境域。
1702093737
1702093738
其次，两者都发现了这样一个语言的维度，它允许话语就出自它本身的语境被表达，而不在乎所谈及的确定主题。通过它，终极者得到显示而非把捉。对他们来说，这个维度与艺术（“Kunst”、“艺”）有内在关联，并在诗（“Dichtung”、“《诗》”）中得到最出色的表现。
1702093739
1702093740
第三，双方都认识到，诗的拯救力量来自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即在一切二元分叉之前的自量尺度的境域言说，由此而打开一个澄明的和创建性的境域（“Lichtung”、“天”），在其中或追随于它，所有的存在者才成为它们自身并得到合适的或缘发的理解。对于海德格尔，这个表达方式就是诗化（dichten），对于孔子则是兴。作为一种非对象的、非概念的、但又绝不缺少意义的表达和创建方式，它具有一种将存在者们转化到它们的缘发本性中去的境域化力量，因而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选集》292页）；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选集》292页）。甚至海德格尔解释诗的本性的用语与孔子讲的“兴”的语义之间也有某些类似处。例如，海德格尔写道：“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Stiftung）。在这里，我们理解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选集》295—296页）它们与“兴”的“创建”、“发端”、“导致繁荣”等很有意思上的联系。海德格尔还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作诗乃最清白无邪的事情”（《选集》309页）。其中“最清白无邪”（diss unschuldigste）的中文译文与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对《诗》的总体评价用语“思无邪”基本相同，而且，两者阐发的意思也确实是息息相通的。
1702093741
1702093742
第四，诗作为“生成和发生”的方式，对于海德格尔与孔子来说，都在人群历史的实现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海德格尔解释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地，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时，他这么发挥：
1702093743
1702093744
诗不只是缘在（Dasein）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因而也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是一个“文化灵魂”的单纯“表达”。
1702093745
1702093746
我们的缘在根本上乃是诗意的，这话终究也不可能意味着，缘在根本上仅只是一种无害的游戏。……
1702093747
1702093748
……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选集》319页）[34]
1702093749
1702093750
如上已经讲过的，毛亨在他的《诗大序》中将诗看作双向影响君王与百姓的“风”，并因此而参与、甚至造就历史的形成。于是他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35]他的这些看法，可以看作是对孔子以德礼治国思想的一种推衍。
1702093751
1702093752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1702093753
1702093754
但是，德与礼为何能对人民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它们的长久力量要大于政与刑呢？《论语·颜渊》给出了一种解释：
1702093755
1702093756
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1702093757
1702093758
可见对于孔子来说，道德的力量并不在于什么“道德命令”或“戒律”，而是其“风”性，只通过无形的吹送而影响人民与历史。对于孔子，这风的形成肯定与诗及其起兴内在相关。德由礼造成，而这礼，如上面讨论《论语·八佾·子夏问》时所显示的，是从诗与乐那里获得了原发地打动人心的韵味。
1702093759
1702093760
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是，孔子与海德格尔在他们有生之年，在由其诗性思想指导的政治追求中，都不得志。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或可能的区别在于：孔子虽然在他生前的实际政治经历中，几乎完全失败，但他的有关思想和由他编创的“六艺”（其中《诗》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在后世取得了极大成功，以至于在两千多年中（与古代传统一起）创建出了一个诗的国度。[36]就海德格尔的情况看来，他的政治失败是更灾难性的，有关思想的历史复活也多半会更困难、更不定。他也没有做过像孔子那样的编辑诗歌的事情。但是，他不仅一直崇敬荷尔德林，与之做长期的思想对话，而且还自己写诗。在他的《从思的经验而来》里，我们可以读到：
1702093761
1702093762
当夏日间蝴蝶息于花朵之上，双翅合拢，在草风中随花摆荡……
1702093763
1702093764
我们内心的一切勇气无非是那呼应着存在召唤的回响，此召唤将我们的思想收拢于世界的游戏之中。[37]
1702093765
1702093766
我们能够在这些诗句中发现“兴”吗？我们能在“存在召唤”中感到“夏日间……”的起兴力量吗？“在草风中随花摆荡”难道不正是在以非内容的方式同时显示着对于“无”和“有（存在）”的意识？或对于这位诗人（海德格尔）命运的意识？所以，在此章结束之时，再引用几句他的诗也许不是完全无关的：
1702093767
1702093768
当冬夜里暴风雪撕扯着小屋，清晨山景静落在白雪覆盖之上。
1702093769
1702093770
如果思想的道说不能说出那只可无言以待的东西，那么这道说就会安止于其本性之中。[38]
1702093771
1702093772
[1]Rudolf Carnap: “Ue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du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 Erkenntnis, vol. II, 1932, S.219-241.
1702093773
1702093774
[2]Rudolf Carnap: “Ue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durch logische Analyse der Sprach”, Erkenntnis, vol. II, 1932，第229页。中译文基本上取自《逻辑经验主义》上卷，洪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3页；但依据德文原文做了译名和词句表达上的调整，并补入了中译里面遗漏了的一些省略号。此引文中的加重号来自卡尔纳普，双引号来自中译本。
[
上一页 ]
[ :1.70209372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