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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己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代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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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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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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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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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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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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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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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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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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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的、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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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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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所写的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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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运动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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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总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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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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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出版已经十五年了，当年是任继愈先生写的总序，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他对“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关心和指导至今仍是我们考虑这套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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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大大深入了。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唯有如此，才能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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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应看到，海外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完全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这就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而且在1814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由苏联传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中断了，而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者中国学），我们就搞不清我们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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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在于今天中国崛起后，我们希望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如果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了解域外中国文化研究，不这样，我们自己的近代到当代的学术历史就搞不清，中国学术的当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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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建好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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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呢？以下三点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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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不然会闹出笑话。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海外中国学书系”、“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列国汉学史”等多种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受到了欢迎。我们对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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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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