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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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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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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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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的、高品位的世界文化。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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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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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任继愈先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联合组织出版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所写的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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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运动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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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总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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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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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出版已经十五年了，当年是任继愈先生写的总序，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他对“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的关心和指导至今仍是我们考虑这套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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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大大深入了。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汉学或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唯有如此，才能迈出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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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应看到，海外中国学与中国近现代的中国学术进展紧密相连。从晚明时开始，在全球化的初期，中国已经被卷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之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历史、典籍已经开始被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研究。从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已经不完全归中国学者独有，开始有了另一套讲述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新的叙述，这就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而且在1814年的法国，他们已经把中国研究列入其正式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西方东方学中开始有了一门新学问——汉学。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经学解体，中国知识的叙述系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目前我们这一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完全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由苏联传来的。作为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自己的知识系统的独立发展已经中断了，而帮助我们建立这套现代学术体系的人中，西方汉学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者中国学），我们就搞不清我们自己的近代知识系统的形成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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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在于今天中国崛起后，我们希望走出百年欧风美雨对我们的影响，重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如果做到这一点也必须了解域外中国文化研究，不这样，我们自己的近代到当代的学术历史就搞不清，中国学术的当代重建也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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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了让中国学术回到世界学术的中心，为了重建好自己的学术系统，我们都必须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汉学或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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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呢？以下三点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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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了解各国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所以，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不然会闹出笑话。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海外中国学书系”、“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列国汉学史”等多种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受到了欢迎。我们对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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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在把握这些国外的中国研究时，特别是西方的中国学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万不可以为，他们讲述的是中国的知识和内容，就按照我们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去理解他们。对待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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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未在国际学术领域展开，中国研究，这个原本属于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基本格局尚未扭转。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的学术论争也可能是和西方的汉学家们之间展开的。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我们深思，有些则明显是有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和他们展开学术性的讨论。所以，在与国外汉学家们打交道时，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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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重心在向东方转移，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大的趋势，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都是地域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一切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看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在中国文化研究上更不应如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熟悉国际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研究成果，学习汉学家们的宝贵经验，理解他们在跨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的同时，纠正他们中一些汉学家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与其展开学术的对话。这是更新我们的学术和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我们面临的双重任务。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学术重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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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存在，表明中国的学术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海外中国学界的对话与合作，才能逐步拥有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发言权；我们只有在世界范围表达我们中国学术的理想、立场、传统与文化，才能在当下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真正重建中国当代学术体系和理论，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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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看到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展开的，从事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主体是汉学家，由此，我们在“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再版之际对丛书做了适当的调整，本书系分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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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与研究系列。旨在介绍西方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同时展示国内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涉及中国和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它们构成了西方汉学的发生和中国明清思想文化裂变的基础。这是一批具有双边文化特点的著作，是研究全球化初期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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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汉学经典译丛。旨在翻译和整理西方汉学历史名著，可以说，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目前国内西方汉学早期历史的重要著作基本是我们组织翻译的。我们将继续继承这个传统，将翻译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能涵盖西方各国汉学历史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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