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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说的基本点是简明的。在他所见之处，人们都在彼此争斗，但他不相信这是社会的本有状态。他认为，人们彼此合作才是正常的；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不应该是相互谋利，而应该是增进共同的福祉。在他看来，用来衡量统治者治国成就的标准应该是：统治者不是为自己敛财和攫权，而是设法给他们的子民带来福利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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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只要仁慈的君主掌握政府，他梦想的世界就会到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孔子将乐于看到世袭制被废除，如果这一天真有可能到来的话，[5]但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对这一理想的现实折中和替代，孔子转而努力说服君主们改变其管理机制，让他们的大臣有德行、有才能，以及经受适宜的从政训练。他努力教育年轻人做这样的大臣。因此，在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中，孔子对贫贱者和富贵者一视同仁。孔子收授弟子只有两个条件：聪慧和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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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试图完成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想取消统治者继承而来的实权，把它交给合乎道德标准的大臣，进而使政府改变其目标，从为少数人谋福祉转向为全体人民谋福祉。他明白，要完成这场革命，仅有思想信念是不够的，他还得努力激发弟子们对这一事业的真正热忱，而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献给了这一事业。在这方面，孔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个“有道之士”［Knights of the Way，借用阿瑟·韦利（Authur Waley）的妙语］的团体受到了这种献身精神的激励，而这种献身精神并不逊色于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的骑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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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孔子并不只是要全力以赴地做个教师，他更想指导国家政治，并看到他梦想的世界在他手中变为现实。可是，当时的各国君主显然不可能认真考虑并授他以实权。尽管至多他们认为孔子是个无害的怪人，但是，一旦给他权力那就危险了。相反，他们把政治高位给予孔子的某些弟子。正是在这些弟子的坚持下，孔子最终在他的故乡鲁国得到了一个职位，但那只是个荣誉头衔，可能根本没有实在的权威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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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发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无所作为时，便去周游列国，寻求能够认真履行他的政治思想的在位者。但是他从未知遇。这样的游历持续了十多年。总的来说，周游列国期间的孔子几无所获，但却证明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而情愿备尝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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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鲁国后，孔子继续其教学活动。5年之后，孔子去世了。他的一生没有大的起伏。没有高潮，也没有低谷。他的主要抱负无一兑现。在他去世之时，每个人肯定都认为他是个失败者。的确，他自己亦持如此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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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在他的学说代代相传的同时，儒家也渐渐壮大起来，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孔子的学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直到最后连他自己恐怕都无法辨认。但是，孔子所坚持的两项原则还一直保存着，即强调不是以出身而是以德行和才能为标准来选择从政者，以及政治的真正目的是人民大众的福利和幸福。尽管战争和压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日益维艰，但后一项原则却使得儒学在普通大众中广为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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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相对野蛮的秦国蹂躏了中国，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极权帝国。儒生们拒绝合作，秦帝国就禁止了他们的书籍和学说的传播，甚至还处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是不到20年，一场革命就推翻了秦王朝，而儒士则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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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建立的汉朝总的来讲比较看重儒生。可是到了第六代皇帝，即怀有极权野心的汉武帝时，一些儒生与这个皇帝发生了冲突。汉武帝极其聪明，他没有公开反对儒学；相反，他摆出了赞助和拉拢儒学的姿态。他让一大批儒生享受政府俸禄，他还亲自主持朝廷选取官员的考试。可以说，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大约从这时起，儒学开始被滥用，以至于发展到替专制政治作辩护的地步。儒学的这种转向，是对孔子学说的彻底败坏。然而，正是为了反对这种败坏，才启发和鼓舞了另外一些儒生的从未止息过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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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流行的大部分有关孔子的资料出自汉代或汉代之后。孔子的传记和有关的注释确实是力图把肉和血附在古代典籍的骨架上。几乎在孔子去世之前，粉饰他的传统就开始了。孔子的那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在他自己的时代并未受到赏识，而后来出现的孔子传记却把他写成一位有权有势的政治家，这种情形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另外，与儒学相敌对的思想派别起初是攻击和嘲弄孔子，但后来却又转而利用他，甚至是极权主义的法家也顺势把孔子变成了极权主义者。这方面最有效的做法是，法家人物借孔子之口倾吐极权主义观点，同时，为了掩盖对孔子思想的歪曲和利用，还在他们的著述中插入了一些最受人尊敬的儒学经典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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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认为孔子的民主观点难以接受，而要把他描述为肆无忌惮的帝国权威的支持者的人们来说，上述的一切是有用的。他们希求的只是把这些虚构的附加物设定为孔子的学说，并解说给其他人，从而使人们忘掉孔子其余的思想。这样，他们就建起了一层隔阂，使人们2000多年来难于发现孔子的真实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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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有辨识力的学者迟早都会出现。事实上，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入中国并成为学者和朝廷官员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们拂去堆积如山的近代解释的尘封，力图还孔子以真实面目。他们在发回欧洲的一封封信函中，向人们讲述了他们所发现的这位令人鼓舞的“新”哲学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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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欧洲，正当众所周知的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逐渐获得了名声和美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沃尔夫（Wolf，1629—1754）、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士，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当然，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在法国和英国，人们认为，在儒学的推动之下，中国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武器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贵族。在欧洲，对于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孔子哲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的影响，孔子哲学又间接影响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趣的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曾提议，作为国家的“政治拱顶石”，[7]应该比照着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一种教育体制。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儒学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贡献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所忘却。为此，我们必须检视儒学在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过的适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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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孔子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前辈。孙逸仙曾说：“孔子和孟子是民主的倡导者。”[8]他还制定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他的一些同胞至今还认为孔子是个保守主义者，认为正是孔子帮助统治者锻造了专制主义的枷锁，从而对孔子怀有敌意或冷眼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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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完全是论说欧洲的书中，里克（W. E. H. Lecky）的一番描述颇为适合孔子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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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代的思想基础上才能产生天才人物，同样，只有在一定时代的道德水平上才能产生这样的人物：他们预测并促进未来的道德水准，传布诸如德行、博爱或自我克制等等与他们的时代精神了无干系的道德观念。他们反复灌输种种义务，指点多数人都认为是完全空想的行为的动机。他们的完美无缺的道德魅力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同代人。在这种热情的激发之下，一个追随者团体形成了，许多人从他们时代的道德状况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运动的全部效应只是暂时的。起初的热情开始渐渐衰退，周遭环境恢复了它们的优势。尽管纯洁的信仰变成了现实，但却被装饰以异化了的、脱离原位的和扭曲了的观念，直到它起初的特质消失殆尽。曾是不合时宜的道德信条，一旦迎来与之适合的文明的曙光，就会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至多是通过信条累积的微弱的和不完全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它所需求的环境的到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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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均与孔子的情形相吻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正如他自己所言）孔子在世时无人完全理解他，以及后人为什么经常严重地误解他。它也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这个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物，在其有生之年默默无闻，却在身后留下了辉煌，并继续影响着甚至是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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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二章 研究孔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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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关于孔子的传统说法，即使许多学者能够接受，其准确度也是成问题的。1100多年前，生活在唐朝中晚期的最著名的儒者之一——韩愈，就抱怨同代人只是重复着关于孔子的一些极其乏味的东西。因此，他问道，如果有人想了解实情，“他们将从何处寻找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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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孔子的故事都以写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传记）为根据。一位西方学者曾写道，实际上这部传记“确定了所有时代孔子传记的基础”。[11]然而，19世纪初伟大的批评家崔述却尖锐地指出，这部传记事实上“十之七八是诋毁之语”。[12]一位当代中国学者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难题，认为在《史记》所有篇章中，这部孔子传记“最芜杂无条理”，以至于任何称之为作家的人都不会写成现在这种样子。[13]不过，无论这部传记有多少不足之处，它仍然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尽量可信的有关这位圣人的生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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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实情，就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这个难题。因为现存唯一完整的孔子传记（《孔子世家》）写成于他死后的几个世纪，所以习惯上就得从它开始，但却要努力剔除掉那些明显荒谬的东西。可是，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余下的东西就是真实可信的。一旦有人成为孔子那样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无数的故事中，这些故事根据的是讲述者的信仰和渴望，而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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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基督教的传统说法的例子。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大多数早期基督徒是卑贱之人，被人轻视，遭人迫害。当他们的孩子遭受同伴的欺辱时，一些父亲用来自我安慰的想法是：孩提时的耶稣就富有神圣的力量，不会任人欺凌。于是，有两部《天启福音》就说，当其他孩子冒犯年少的耶稣时，他就使用超自然力当场置他们于死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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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故事呢？我们要把它们作为真实的历史吗？我们应该说它们是过分的并把被杀死的孩子的数目减少到一个吗？我们将排除超自然因素，并说这个孩子纯粹是自然死亡的吗？我们将更进一步认为，耶稣完全不是有意杀死孩子的，而这种事件无疑是根据他偶然杀过人的事实而生发出来的吗？显然，所有这些假定都是无谓的。我们越是努力变更这些故事以便使它们更可信，就越减少了彻底理解其原委的机会。其实，它们出自悲惨的、被压迫人民的白日梦。而只有这样加以理解，它们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价值。但是，假如一定要从这些故事中引出耶稣的生平事实，我们必入歧途，因为它们与耶稣的所作所为绝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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