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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孔子的传奇故事都与他本人无关。如果我们把诸如此类的故事放在其应在的位置上并仔细加以研究，它们将告诉我们大量的关于它们出现的那些时期（无论是汉代或其他时代）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想从大量的孔子传奇中归整出孔子的真实生平，那简直是毫无指望的。因为，当传奇出现时，孔子已谢世300年或更多的时间了。那些传奇是极其混乱的，而且人们也没有区分其真伪的贴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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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依靠两种其他类型的材料来努力寻找真孔子。首先，尽管我们并不漠视在相对近晚世流行的种种传统说法，但我们认为它们只具有次等的价值，或者说是第二手材料，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产生于近可能接近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有关他的记载。我们将把基本的参考资料限定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年内。其次，在每个主要观点上，我们将格外留心这样的作品：它们描述的是孔子时代之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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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孔子之前的材料的重要性有时被忽略了。但是，如果我们确实要了解孔子是哪种类型的人物时，这种材料就是必要的了。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比如说，要想了解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为什么倡导每周工作48小时，除非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假如他生活在20世纪中叶，在一个许多人认为每周工作40小时就是标准的国家作如此倡导的话，他就是在主张延长周工时，而有人就会称他是个“保守分子”了。但是，如果他提出这一主张针对的是19世纪初许多国家盛行的状况，他就是提倡剧烈地缩短周工时，在那时，他的确会被称作“危险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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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孔子曾说过他的一位弟子（冉雍）有资格登上诸侯国君主的宝座。[15]但是，我们仅仅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了解所有的背景。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孔子讲这话时的政治形势，那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位弟子并不是世袭的君位继承人，并且有暗示说他的家世在一定程度上有污点。[16]然而，孔子却说，弟子冉雍所具有的德行和才能，使他完全可以去做国君。在汉代，这种说法并不稀奇，但在孔子之前的任何时代，从远古文献和青铜铭文（金文）的记载来看，世袭权力一向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17]很清楚，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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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儒家思想出现之前的中国的基本状况时，我们使用的典籍是众所周知的《诗经》、《易经》中的真正早期的部分、[18]《尚书》、[19]《春秋》以及传世的铭文。我们也将使用著名的史书《左传》，但是，现存的《左传》只记载到公元前300年左右，所以我们必须慎重使用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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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础是《论语》。这本书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师徒的言论。尽管并非整部书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那些后来附加的部分却以种种方式经常不自觉地暴露出来。毫不稀奇，在文体、词句和思想上，《论语》的后加部分与真正的早期部分是很不同的，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是由儒家圈子之外的人伪造的。许多学者于此多下功夫。本书“附录”概括了他们的成就，并详细讨论了《论语》各篇章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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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家墨子命名的那部书多处提及孔子。乍看上去，这部《墨子》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资料，因为墨子生活的时代稍后于孔子。但是，许多批评家已经指出，论及孔子个人的那些内容多半是后来掺入《墨子》之中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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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孟子》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儒家哲学家孟子在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降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部书以早期的文体颇为详细地记录了孔子的一些言行，这些记载与人们所认为的《论语》早期部分的记述大体吻合。《左传》很详尽地记录了孔子在世时他的故乡鲁国的历史，但总的来说对孔子的生平却所记甚少。其中记载的许多事实说明，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并不像后来传统说法中所再现的那样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左传》之中孔子的一些故事与其他的早期记载不一致，在某些记载中甚至出现了神怪或超自然的东西。根据这样的事实，以及《左传》之所记已经下至于公元前300年左右，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记述只能有一部分是值得信赖的。可是，这部分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孔子的生平却是很有价值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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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方面，孔子死后几百年写下的著作比那些完成于接近孔子时代的书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这与我们希望的正好相反。显而易见，那些大量附加的细节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当我们审视儒家神话的成长过程时，将会留心这一部分晚出之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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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三章 孔子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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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孔子，必须认识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人指责孔子对政治事务太感兴趣，以至于他的思想看上去索然无味，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孔子力图给混乱之世带来秩序，他没有必要找寻使生活更有趣味的道路。在当时，要想坚持他的变革思想，并让人们像他那样自由地谈论它们，孔子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的。人们经常引述孔子对各种各样的贵族和君主所做的不厌其烦的学究式的说教，言下之意是说孔子言而不当。然而，一旦了解了孔子进行这种批评的背景时，我们就会明白，尽管这样的批评只是对于那些权贵们的缺点的责备，还不是对于他们的罪恶进行谴责，他们就坐不住了，以至于对孔子被折磨至死也并没感觉到应有的良心责备，竟如同对一只被压扁的苍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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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中国正好站立于十字路口。现在，让我们简要审视一下他到达此处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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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证明，与现代中国人有关联的上古之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生存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人们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知识仅仅开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商朝，它建都在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尽管我们只是从出土文物和一些简短的铭文中了解这个王朝的，但有证据表明，它显然已经达到了相当文明的程度。它的许多制造品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而它的青铜器则位列人类最具艺术性的工艺品之中。[24]这个文明未被摧毁，但却因为受挫而被延缓了。根据传统编年史的记载，在公元前1122年，[25]一个相对野蛮的部落联盟征服了商朝。这些部落位于当时的西部，即现在的陕西省一带。这群征服者由周人率领，最终建立了周朝。立国之后，这些入侵者继续扩大他们的征服范围，直到占领了北部的大片地区。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管理这块领土，因为他们缺乏管理一个大国所必需的良好的交通状况、有效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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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形势所限，这些征服者不得不把大半领土分割成块，分配给周王的亲戚和协助周王进行征服战争的其他部落首领。这样就产生了封建制。在这个制度下，每个封国的君主（诸侯）可以随心所欲地管理自己的领地，只要不扰乱王朝的和平。他们要定期向周天子纳贡，并在需要时参加天子的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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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以及稍后时期，早期周朝被描绘成一幅几乎是中国人的理想时代的画卷：天下一统，和平而公正。而我们从当时的青铜铭文中得到的较为真实的描述则说明，那幅画卷是被严重夸张了的。不过，相对来讲，除了强制性外，可以说周朝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政治道德水准。因为周朝东部的诸侯被虎视眈眈的强敌包围着，这就一方面迫使诸侯们服从天子的领导并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们过分压迫属地内的人民。事实上，如果周朝要保持住他们的统治地位，就不得不去赢得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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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的种种政治作为中，有一场宣传运动颇为重要。这种宣传把周朝的征服说成是利他主义的讨伐，其目的只是要解放东方的人民，因为这些人民生活在“不道德的”的压榨者的统治之下。为了让人们接受这种设定，周王朝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进展的新说法。[26]他们宣称，周朝之前的夏朝和商朝的开国之君是表现良好的，但到了王朝的最后时期却出现了不道德的暴君。每当这种暴君当政之时，首要之神——“天”，就会四下寻找一个有资格重新接受“天命”的贵族，一个通过起义建立新王朝的受命者，这就产生了“革命有理”的理论。据此理论，这个受命者不仅有合法的权利，而且有神圣的义务去推翻暴君。如果有人要问：如何将纯粹的犯上作乱者与上天指定的王朝合法继承者区别开来呢？回答是：人民将追随后者的事业，并协助他取得胜利。很清楚，尽管周朝的宣传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民主的意图，但却为后来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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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朝的权威开始衰减，第一代封建诸侯的后代们再也不受相互合作之规定的约束了。他们逐渐无视天子的号令，彼此征战不休，以至于强大的邦国开始吞掉弱小的近邻。公元前771年，也就是孔子诞生前220年，由几个诸侯和一些“蛮夷”部落组成的联盟进攻周朝西部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天子（幽王）被杀，西周王朝完结了。继位的天子（周宣王）迁都到东部的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周朝后期称为“东周”的由来。建都洛邑的东周王朝总是处在某位诸侯的保护之下，从此以后，周天子基本上只是诸侯首领的傀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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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中原诸国的所谓“蛮夷”部落并不一定是不同种族之人，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履践中原的华夏文化。几个世纪过去后，他们多半都在渐渐中原化，变成了中原人，但在此之前，他们却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不断地在边境一带抢劫，并伺机吞并中原诸侯国的领土。政治分裂使得中原诸侯国无力抵御这些“蛮夷”之人的侵蚀，但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即如果华夏文化不想被灭亡，就得有个领袖人物出面主持大局。然而周天子软弱无能，根本无力担当盟主的角色。在诸侯国中，尽管有一些君主很想称王称霸，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并对他国形成威胁时，其他诸侯国就会群起而攻之。不过，到了公元前679年初，东周诸侯国还是拼凑起了一个同盟，同盟中最有力的诸侯（齐桓公）领起“霸（伯，贵族首领）”的头衔。在随后两个世纪里，还有几个诸侯担当或自诩过这个头衔。他们强有力的时候，就向承认他们领导的各国征收贡赋、监督共同防御，并取代了除宗教职能之外的所有的天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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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周初建（前770年）与孔子诞生（前551年）之间的200多年里，各国疆界不断变更，其情状只能用简图（见前附）的方式大概描述一下。总的来说，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黄河两岸的国家保存的华夏文化是最近乎纯正的传统。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周王的皇家领地、由商王的后代统治的宋国以及宋国东北面的孔子故乡鲁国。这些诸侯国以及别的中央小国，与周边国家相比，长于文化素养，而拙于武备和军事扩张。中部诸国产生的思想家倾向于强调和平与人的幸福，而许多尚武者和“律法”者（兵家和法家人物）却是周边国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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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方大国楚国几乎统治了整个长江流域，但是经常不断的国内贵戚间的明争暗斗却削弱了它的巨大潜力的发挥。在文化上，楚国与中原诸国有一定的隔阂。如上所述，楚国本来是“蛮夷”之邦，它只是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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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符合西方大国秦国的实际。秦国建都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附近，这是周人的故址，但有证据表明，秦国文化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整个中部诸国的华夏文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后来才促进了秦国的极权主义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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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即建都在现在山西省的晋国和包括现在山东省大部分地域的齐国。齐国既富庶又有实力，齐桓公率先夺得霸主地位，除了名号和宗教职能外，他几乎取代了周天子。但是，为了保住他的霸主称号，齐桓公不断进行军事征战，直到把齐国的国力消耗殆尽。齐桓公在公元前643年去世，此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掀起内战。齐国就此衰弱了，以至于在此后的诸侯联盟中从未再掌握过显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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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详细复述这一时期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中原各国彼此兵戎相向，还有半野蛮的楚国的不断加入。而且，此时的北方“夷狄”之人也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威胁。有一次，在位的周天子请求狄人帮助他对抗中原之敌，结果是，周天子本人有一段时期却被这些狄人逐出了都城。一般的模式是，几乎总是周边的大国之间发生不断的军事冲突。中部小国情愿保持中立，但那是行不通的。他们被迫依附这一边或那一边，而当新的压力出现时再变换立场。他们最不幸的事实是处在大国之间，成了命中注定的相邻强国之间的战场，有时甚至是定期的。因此，周边大国省去了战争的恐怖，而中部诸国却大遭其殃。中部诸国的哲学家之所以大声疾呼和平，而周边地区的哲学家之所以倾向于赞美战争的荣耀，以上所述无疑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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