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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础是《论语》。这本书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师徒的言论。尽管并非整部书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那些后来附加的部分却以种种方式经常不自觉地暴露出来。毫不稀奇，在文体、词句和思想上，《论语》的后加部分与真正的早期部分是很不同的，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是由儒家圈子之外的人伪造的。许多学者于此多下功夫。本书“附录”概括了他们的成就，并详细讨论了《论语》各篇章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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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学家墨子命名的那部书多处提及孔子。乍看上去，这部《墨子》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资料，因为墨子生活的时代稍后于孔子。但是，许多批评家已经指出，论及孔子个人的那些内容多半是后来掺入《墨子》之中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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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孟子》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儒家哲学家孟子在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降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部书以早期的文体颇为详细地记录了孔子的一些言行，这些记载与人们所认为的《论语》早期部分的记述大体吻合。《左传》很详尽地记录了孔子在世时他的故乡鲁国的历史，但总的来说对孔子的生平却所记甚少。其中记载的许多事实说明，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并不像后来传统说法中所再现的那样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左传》之中孔子的一些故事与其他的早期记载不一致，在某些记载中甚至出现了神怪或超自然的东西。根据这样的事实，以及《左传》之所记已经下至于公元前300年左右，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记述只能有一部分是值得信赖的。可是，这部分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孔子的生平却是很有价值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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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方面，孔子死后几百年写下的著作比那些完成于接近孔子时代的书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这与我们希望的正好相反。显而易见，那些大量附加的细节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当我们审视儒家神话的成长过程时，将会留心这一部分晚出之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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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三章 孔子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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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孔子，必须认识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人指责孔子对政治事务太感兴趣，以至于他的思想看上去索然无味，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孔子力图给混乱之世带来秩序，他没有必要找寻使生活更有趣味的道路。在当时，要想坚持他的变革思想，并让人们像他那样自由地谈论它们，孔子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的。人们经常引述孔子对各种各样的贵族和君主所做的不厌其烦的学究式的说教，言下之意是说孔子言而不当。然而，一旦了解了孔子进行这种批评的背景时，我们就会明白，尽管这样的批评只是对于那些权贵们的缺点的责备，还不是对于他们的罪恶进行谴责，他们就坐不住了，以至于对孔子被折磨至死也并没感觉到应有的良心责备，竟如同对一只被压扁的苍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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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中国正好站立于十字路口。现在，让我们简要审视一下他到达此处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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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证明，与现代中国人有关联的上古之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生存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人们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知识仅仅开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商朝，它建都在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尽管我们只是从出土文物和一些简短的铭文中了解这个王朝的，但有证据表明，它显然已经达到了相当文明的程度。它的许多制造品显示出了高超的工艺，而它的青铜器则位列人类最具艺术性的工艺品之中。[24]这个文明未被摧毁，但却因为受挫而被延缓了。根据传统编年史的记载，在公元前1122年，[25]一个相对野蛮的部落联盟征服了商朝。这些部落位于当时的西部，即现在的陕西省一带。这群征服者由周人率领，最终建立了周朝。立国之后，这些入侵者继续扩大他们的征服范围，直到占领了北部的大片地区。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用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管理这块领土，因为他们缺乏管理一个大国所必需的良好的交通状况、有效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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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形势所限，这些征服者不得不把大半领土分割成块，分配给周王的亲戚和协助周王进行征服战争的其他部落首领。这样就产生了封建制。在这个制度下，每个封国的君主（诸侯）可以随心所欲地管理自己的领地，只要不扰乱王朝的和平。他们要定期向周天子纳贡，并在需要时参加天子的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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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时代以及稍后时期，早期周朝被描绘成一幅几乎是中国人的理想时代的画卷：天下一统，和平而公正。而我们从当时的青铜铭文中得到的较为真实的描述则说明，那幅画卷是被严重夸张了的。不过，相对来讲，除了强制性外，可以说周朝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政治道德水准。因为周朝东部的诸侯被虎视眈眈的强敌包围着，这就一方面迫使诸侯们服从天子的领导并相互合作，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他们过分压迫属地内的人民。事实上，如果周朝要保持住他们的统治地位，就不得不去赢得人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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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的种种政治作为中，有一场宣传运动颇为重要。这种宣传把周朝的征服说成是利他主义的讨伐，其目的只是要解放东方的人民，因为这些人民生活在“不道德的”的压榨者的统治之下。为了让人们接受这种设定，周王朝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历史进展的新说法。[26]他们宣称，周朝之前的夏朝和商朝的开国之君是表现良好的，但到了王朝的最后时期却出现了不道德的暴君。每当这种暴君当政之时，首要之神——“天”，就会四下寻找一个有资格重新接受“天命”的贵族，一个通过起义建立新王朝的受命者，这就产生了“革命有理”的理论。据此理论，这个受命者不仅有合法的权利，而且有神圣的义务去推翻暴君。如果有人要问：如何将纯粹的犯上作乱者与上天指定的王朝合法继承者区别开来呢？回答是：人民将追随后者的事业，并协助他取得胜利。很清楚，尽管周朝的宣传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民主的意图，但却为后来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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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朝的权威开始衰减，第一代封建诸侯的后代们再也不受相互合作之规定的约束了。他们逐渐无视天子的号令，彼此征战不休，以至于强大的邦国开始吞掉弱小的近邻。公元前771年，也就是孔子诞生前220年，由几个诸侯和一些“蛮夷”部落组成的联盟进攻周朝西部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周天子（幽王）被杀，西周王朝完结了。继位的天子（周宣王）迁都到东部的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周朝后期称为“东周”的由来。建都洛邑的东周王朝总是处在某位诸侯的保护之下，从此以后，周天子基本上只是诸侯首领的傀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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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中原诸国的所谓“蛮夷”部落并不一定是不同种族之人，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履践中原的华夏文化。几个世纪过去后，他们多半都在渐渐中原化，变成了中原人，但在此之前，他们却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不断地在边境一带抢劫，并伺机吞并中原诸侯国的领土。政治分裂使得中原诸侯国无力抵御这些“蛮夷”之人的侵蚀，但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即如果华夏文化不想被灭亡，就得有个领袖人物出面主持大局。然而周天子软弱无能，根本无力担当盟主的角色。在诸侯国中，尽管有一些君主很想称王称霸，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并对他国形成威胁时，其他诸侯国就会群起而攻之。不过，到了公元前679年初，东周诸侯国还是拼凑起了一个同盟，同盟中最有力的诸侯（齐桓公）领起“霸（伯，贵族首领）”的头衔。在随后两个世纪里，还有几个诸侯担当或自诩过这个头衔。他们强有力的时候，就向承认他们领导的各国征收贡赋、监督共同防御，并取代了除宗教职能之外的所有的天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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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周初建（前770年）与孔子诞生（前551年）之间的200多年里，各国疆界不断变更，其情状只能用简图（见前附）的方式大概描述一下。总的来说，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黄河两岸的国家保存的华夏文化是最近乎纯正的传统。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周王的皇家领地、由商王的后代统治的宋国以及宋国东北面的孔子故乡鲁国。这些诸侯国以及别的中央小国，与周边国家相比，长于文化素养，而拙于武备和军事扩张。中部诸国产生的思想家倾向于强调和平与人的幸福，而许多尚武者和“律法”者（兵家和法家人物）却是周边国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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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方大国楚国几乎统治了整个长江流域，但是经常不断的国内贵戚间的明争暗斗却削弱了它的巨大潜力的发挥。在文化上，楚国与中原诸国有一定的隔阂。如上所述，楚国本来是“蛮夷”之邦，它只是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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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符合西方大国秦国的实际。秦国建都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附近，这是周人的故址，但有证据表明，秦国文化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整个中部诸国的华夏文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后来才促进了秦国的极权主义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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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即建都在现在山西省的晋国和包括现在山东省大部分地域的齐国。齐国既富庶又有实力，齐桓公率先夺得霸主地位，除了名号和宗教职能外，他几乎取代了周天子。但是，为了保住他的霸主称号，齐桓公不断进行军事征战，直到把齐国的国力消耗殆尽。齐桓公在公元前643年去世，此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掀起内战。齐国就此衰弱了，以至于在此后的诸侯联盟中从未再掌握过显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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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详细复述这一时期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中原各国彼此兵戎相向，还有半野蛮的楚国的不断加入。而且，此时的北方“夷狄”之人也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威胁。有一次，在位的周天子请求狄人帮助他对抗中原之敌，结果是，周天子本人有一段时期却被这些狄人逐出了都城。一般的模式是，几乎总是周边的大国之间发生不断的军事冲突。中部小国情愿保持中立，但那是行不通的。他们被迫依附这一边或那一边，而当新的压力出现时再变换立场。他们最不幸的事实是处在大国之间，成了命中注定的相邻强国之间的战场，有时甚至是定期的。因此，周边大国省去了战争的恐怖，而中部诸国却大遭其殃。中部诸国的哲学家之所以大声疾呼和平，而周边地区的哲学家之所以倾向于赞美战争的荣耀，以上所述无疑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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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大国的军队并不互相攻击，而是仅仅满足于惩罚中部诸国的摇摆不定，并迫使他们发誓忠诚于新的协定。协定的签署完全是一种宗教仪式。先要宰杀一个用作祭品的动物（“牺牲”），把它的血涂在协定的每份副本上。参与协议的每位国君或官员在签署协定后大声朗读它，并把牺牲品的血涂在自己的唇上。最后，一份副本与这个牺牲品一起埋掉，以使神灵能够强制协议条款的实施。孔子出生前几年就有这样一个协定，内容是强迫中部国家郑国加入诸国联盟。这份协定的结尾是这样说的：“如果有谁毁约，那么那些负责监督签约者的忠诚和协定执行的人、著名山河（的神灵）、众多的（其他）神灵和所有接受牺牲品者，以及我们七姓十二国的祖先——所有这些精明的神灵，都会来惩罚他，使他失去他的人民，还要废除他的职位，惩治他的家庭，完全毁灭他的国家和家族。”[27]这真是太可怕的誓言了。然而，两个月之后，在武力压迫之下，郑国就又一次改变了它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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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受难于这种情势。但是，像郑国那样被迫向新主子发誓永远忠诚的习惯性做法变得那样滑稽，以至于类似郑国的这种宣誓效忠的做法几乎毫无意义，所以，郑国索性就把它的宣誓效忠不再指向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任何有能力提出这种要求的国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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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种时代特征的国家事务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这些国家显然是经常因为惧怕惩罚而加入同盟，旋即又在适当的时机退出，但是，这些改变立场的国家并没有遭受到应该行使打击作用的神灵的惩罚。实际上，真正受到武力惩罚的正是那些尽力对他们的协定保持忠诚的人。所以，在这一时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怀疑主义，并逐渐怀疑到了神灵的存在，更别提这些神灵发挥其力量了。其次，不仅是宗教，就连伦理道德的基础也受到摇撼。无论何时何地，武力和强权就是正义。不仅是每个正常人，就是傻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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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乡鲁国相对弱小一些，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却未被任何大国摧垮和吞并，并且一直坚持到周朝末年。形成这种结局的部分原因，可能因为鲁国是著名的周公（旦）所建。周公是周王朝建立者（周武王）的兄弟，而鲁国则被看作是古代文化和礼仪的博物馆。某个强国要灭亡鲁国并非难事，但要真的这么去做，却得担负不太好的名声，明显得不偿失。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国家的日子就很好过。事实上，它也经常为各种内忧外患所困扰。可是，与更靠近中心地区的国家相比，鲁国所遭受的战乱之苦更少一些。詹姆斯·理雅格（James Legge）统计出，在《春秋》所记载的年代里（前722—前481年），鲁国只受到过21次入侵。[29]与这一时期其他中小国家所受到的攻击相比较，这显然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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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是位于东北方的大国，也是鲁国的祸根。鲁国与齐国之间的战争是相当频繁的。齐国经常蚕食与鲁国接壤的领土，而鲁国则不断奋起抗争。有时，鲁国的反抗也会取得成功，甚至还能夺回部分领土。不过，鲁国要想真正有效地抵御齐国，只能求助于其他大国。早在公元前634年，鲁国就曾请求南方蛮夷之国楚国帮助其抗击齐国，并且真的获得了援助。[30]公元前609年，齐国支持的一个鲁国大臣谋杀了鲁国的两位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并让一个鲁君姬妾的儿子做了鲁公。[31]这位鲁公在位期间，齐国一直控制着鲁国之政。在这种情况下，鲁国最终不得不请求晋国的援助，以使其脱离齐国的左右，重获独立。从此以后，鲁国也就成了强国的随从。然而，这并不是说鲁国就完全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和无辜者。在大国面前战战兢兢的鲁国，却在比它更弱小的国家面前耀武扬威，侵略、惩罚和吞并，能做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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