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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中原诸国的所谓“蛮夷”部落并不一定是不同种族之人，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履践中原的华夏文化。几个世纪过去后，他们多半都在渐渐中原化，变成了中原人，但在此之前，他们却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不断地在边境一带抢劫，并伺机吞并中原诸侯国的领土。政治分裂使得中原诸侯国无力抵御这些“蛮夷”之人的侵蚀，但有一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即如果华夏文化不想被灭亡，就得有个领袖人物出面主持大局。然而周天子软弱无能，根本无力担当盟主的角色。在诸侯国中，尽管有一些君主很想称王称霸，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并对他国形成威胁时，其他诸侯国就会群起而攻之。不过，到了公元前679年初，东周诸侯国还是拼凑起了一个同盟，同盟中最有力的诸侯（齐桓公）领起“霸（伯，贵族首领）”的头衔。在随后两个世纪里，还有几个诸侯担当或自诩过这个头衔。他们强有力的时候，就向承认他们领导的各国征收贡赋、监督共同防御，并取代了除宗教职能之外的所有的天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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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周初建（前770年）与孔子诞生（前551年）之间的200多年里，各国疆界不断变更，其情状只能用简图（见前附）的方式大概描述一下。总的来说，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黄河两岸的国家保存的华夏文化是最近乎纯正的传统。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周王的皇家领地、由商王的后代统治的宋国以及宋国东北面的孔子故乡鲁国。这些诸侯国以及别的中央小国，与周边国家相比，长于文化素养，而拙于武备和军事扩张。中部诸国产生的思想家倾向于强调和平与人的幸福，而许多尚武者和“律法”者（兵家和法家人物）却是周边国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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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方大国楚国几乎统治了整个长江流域，但是经常不断的国内贵戚间的明争暗斗却削弱了它的巨大潜力的发挥。在文化上，楚国与中原诸国有一定的隔阂。如上所述，楚国本来是“蛮夷”之邦，它只是逐渐成为华夏文化的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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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符合西方大国秦国的实际。秦国建都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附近，这是周人的故址，但有证据表明，秦国文化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整个中部诸国的华夏文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后来才促进了秦国的极权主义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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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即建都在现在山西省的晋国和包括现在山东省大部分地域的齐国。齐国既富庶又有实力，齐桓公率先夺得霸主地位，除了名号和宗教职能外，他几乎取代了周天子。但是，为了保住他的霸主称号，齐桓公不断进行军事征战，直到把齐国的国力消耗殆尽。齐桓公在公元前643年去世，此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掀起内战。齐国就此衰弱了，以至于在此后的诸侯联盟中从未再掌握过显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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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详细复述这一时期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中原各国彼此兵戎相向，还有半野蛮的楚国的不断加入。而且，此时的北方“夷狄”之人也经常对中原地区进行威胁。有一次，在位的周天子请求狄人帮助他对抗中原之敌，结果是，周天子本人有一段时期却被这些狄人逐出了都城。一般的模式是，几乎总是周边的大国之间发生不断的军事冲突。中部小国情愿保持中立，但那是行不通的。他们被迫依附这一边或那一边，而当新的压力出现时再变换立场。他们最不幸的事实是处在大国之间，成了命中注定的相邻强国之间的战场，有时甚至是定期的。因此，周边大国省去了战争的恐怖，而中部诸国却大遭其殃。中部诸国的哲学家之所以大声疾呼和平，而周边地区的哲学家之所以倾向于赞美战争的荣耀，以上所述无疑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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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大国的军队并不互相攻击，而是仅仅满足于惩罚中部诸国的摇摆不定，并迫使他们发誓忠诚于新的协定。协定的签署完全是一种宗教仪式。先要宰杀一个用作祭品的动物（“牺牲”），把它的血涂在协定的每份副本上。参与协议的每位国君或官员在签署协定后大声朗读它，并把牺牲品的血涂在自己的唇上。最后，一份副本与这个牺牲品一起埋掉，以使神灵能够强制协议条款的实施。孔子出生前几年就有这样一个协定，内容是强迫中部国家郑国加入诸国联盟。这份协定的结尾是这样说的：“如果有谁毁约，那么那些负责监督签约者的忠诚和协定执行的人、著名山河（的神灵）、众多的（其他）神灵和所有接受牺牲品者，以及我们七姓十二国的祖先——所有这些精明的神灵，都会来惩罚他，使他失去他的人民，还要废除他的职位，惩治他的家庭，完全毁灭他的国家和家族。”[27]这真是太可怕的誓言了。然而，两个月之后，在武力压迫之下，郑国就又一次改变了它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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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受难于这种情势。但是，像郑国那样被迫向新主子发誓永远忠诚的习惯性做法变得那样滑稽，以至于类似郑国的这种宣誓效忠的做法几乎毫无意义，所以，郑国索性就把它的宣誓效忠不再指向某个特定的国家，而是任何有能力提出这种要求的国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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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种时代特征的国家事务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这些国家显然是经常因为惧怕惩罚而加入同盟，旋即又在适当的时机退出，但是，这些改变立场的国家并没有遭受到应该行使打击作用的神灵的惩罚。实际上，真正受到武力惩罚的正是那些尽力对他们的协定保持忠诚的人。所以，在这一时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怀疑主义，并逐渐怀疑到了神灵的存在，更别提这些神灵发挥其力量了。其次，不仅是宗教，就连伦理道德的基础也受到摇撼。无论何时何地，武力和强权就是正义。不仅是每个正常人，就是傻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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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故乡鲁国相对弱小一些，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却未被任何大国摧垮和吞并，并且一直坚持到周朝末年。形成这种结局的部分原因，可能因为鲁国是著名的周公（旦）所建。周公是周王朝建立者（周武王）的兄弟，而鲁国则被看作是古代文化和礼仪的博物馆。某个强国要灭亡鲁国并非难事，但要真的这么去做，却得担负不太好的名声，明显得不偿失。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国家的日子就很好过。事实上，它也经常为各种内忧外患所困扰。可是，与更靠近中心地区的国家相比，鲁国所遭受的战乱之苦更少一些。詹姆斯·理雅格（James Legge）统计出，在《春秋》所记载的年代里（前722—前481年），鲁国只受到过21次入侵。[29]与这一时期其他中小国家所受到的攻击相比较，这显然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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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是位于东北方的大国，也是鲁国的祸根。鲁国与齐国之间的战争是相当频繁的。齐国经常蚕食与鲁国接壤的领土，而鲁国则不断奋起抗争。有时，鲁国的反抗也会取得成功，甚至还能夺回部分领土。不过，鲁国要想真正有效地抵御齐国，只能求助于其他大国。早在公元前634年，鲁国就曾请求南方蛮夷之国楚国帮助其抗击齐国，并且真的获得了援助。[30]公元前609年，齐国支持的一个鲁国大臣谋杀了鲁国的两位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并让一个鲁君姬妾的儿子做了鲁公。[31]这位鲁公在位期间，齐国一直控制着鲁国之政。在这种情况下，鲁国最终不得不请求晋国的援助，以使其脱离齐国的左右，重获独立。从此以后，鲁国也就成了强国的随从。然而，这并不是说鲁国就完全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和无辜者。在大国面前战战兢兢的鲁国，却在比它更弱小的国家面前耀武扬威，侵略、惩罚和吞并，能做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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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的内政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一样的特点。在整个中国，各个封建国家都是通过牺牲周天子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权力，直到把周王降为傀儡。在封建邦国之内，则风行的是诸侯的大夫想方设法篡夺国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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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儒家的《论语》时会遇到“三家”这个词，它指的是三个贵族大家族，他们是鲁桓公（前711—前697年在位）三个儿子的后人。[32]这三个儿子被称作孟、[33]叔和季，即老大、老二和老小这兄弟三人。正如欧洲的童话故事一样，最小的总是最成功的。这位季氏家族的奠基人（季友）反对他的残暴兄长（庆父）的计谋。作为老大家族之奠基人的庆父，试图自己登上君位。季友与之抗衡，还挽救了鲁君合法继承人（鲁僖公）的性命。作为奖赏，季友成了鲁国的上卿（宰相），大权在握。从这时起一直到孔子时代，鲁相的位置一直成功地掌握在季氏首领（季孙）手中，尽管其间也有一阵子被其他变得更有力量的家族暂时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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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孔子出生前的150年间，鲁公的权力大部分落到“三家”手中，“三家”也逐渐加紧了他们的控制。其中两家的首领（孟孙和叔孙）参与了对两位鲁（文）公继承人的谋杀，并在公元前609年把他们更能接受的继承人（鲁宣公）扶上了国君的宝座。公元前562年，“三家”瓜分了鲁国，包括国家的军队和大部分岁入。他们留给鲁公的东西微乎其微，唯一得到保全的只有举行各种国家礼仪的特权。公元前537年，即孔子15岁时，季氏占据了半数以上的国土，孟氏和叔氏则占据了十分之四，而鲁君所能获得的收入只是“三家”高兴时给的一些贡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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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三家”逐渐夺权的过程中，历代鲁公并不是没有做过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的努力。孔子34岁时，鲁昭公带领一伙人企图杀死季氏首领（季孙），但在最后一刻却让他侥幸逃脱了。当双方面临决战时，叔氏搭救了季孙，鲁昭公被迫逃到齐国，在那里过起了被放逐的生活。[35]季氏只是定期送马匹、衣服和鞋子给鲁昭公和他的随从，但不允许他们返回鲁国。7年之后，鲁昭公死在国外。这次对抗，是鲁公坚持其独立性的无数次企图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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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其他贵族们对大权在握的“三家”也会产生嫉恨。他们之间常有争执，起因则是多种多样，诸如与女子的私通，有一次甚至是为了斗鸡中的一方给鸡爪子装了个铁刺。这种争执通常导致暴力。反对“三家”的贵族们常用的借口是，要使鲁公重新获得被篡夺去的权力，但是“三家”牢牢掌握着权力。有时，“三家”之间也有争吵，但他们足够精明，认清了他们之间必须合作，否则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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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上行下效，周天子被篡权的进程也就是诸侯被篡权的进程，诸侯的权力被他们的卿大夫篡夺，但是，这种进程并无休止。这些卿大夫的属下（家臣）也在竭尽全力侵夺上司的权力。当这些家臣作为邑宰掌握了某座城邑时，有时会关起城门据邑叛乱，背弃对上司的忠诚。有时，据守着这些城邑及其所属地域进行叛乱的家臣，还会把这些地盘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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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47岁时，季氏的家宰（总管）阳虎进攻季氏并囚禁了季桓子（季孙），还强迫季桓子跟他签订协议，以承认他的权力。第二年，阳虎又迫使“三家”的所有大夫以及国中的其他人与他订立盟约。此时，鲁国实际的统治者既非鲁公又非“三家”的首领，而是阳虎。两年后，阳虎与另外一些家臣策划谋杀“三家”的首领，也就是说，阳虎企图彻底地取季孙而代之。但是，这个计划却在最后时刻败露，阳虎也不得不出逃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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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鲁国，别国亦复如是。几乎谈不上权威和秩序，只有不断的暴力消长。宗教仪式倒是大派用场，因为不断举行的订盟仪式少不了它。但是，楚国的一位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能从敌人那里获得利益，就要不顾盟约地勇往直前。”[36]在这个时代，没有我们所谓的法律概念，而且处处都是一样，人的生命是廉价的。吴国的国君为了不走漏坏消息，便亲手割断了碰巧在场的七个人的喉咙。[37]被主人怀疑下了毒的食物要由狗和仆人来尝。[38]有个小国的君主是刀剑收藏者，他用属下的脖子试验新的收藏品。[39]晋灵公喜欢在塔楼上用弹弓射击行人，观看人们在他的弹丸之下东躲西藏的样子；厨师做的熊掌不合他的口味时，就会被他杀掉。[40]尽管这样的统治者是不常见的，但并非不常见的是，贵族们总是要威胁那些敢于劝止其行为的下属，并杀死那些苦谏不已的人。如果不便直接杀死，有时还雇用刺客。同样的，过度严酷的惩罚司空见惯。在齐国，断足之刑（刖刑）相当常见，以至于店铺里都要销售为这些蒙难者专用的特制鞋袜。[41]所有阶层都通行贿赂，从有利于某些人的司法舞弊，直到别的国家贿赂某个大国的权臣，以便得到有利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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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亲戚之间也互不信任。对统治集团成员间存在的信任程度，可以从吴王僚接受其亲戚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的一次宴请中得到证明。那时，孔子大约30岁。公子光想在宴会上杀死吴王僚并取而代之。他做了精心的策划，把刺客（专诸）藏在宴室下面的地窖中。吴王僚已有怀疑，但还是应邀前往，并做了周密的防备。他在沿途都布置了士兵，宴室内外戒备森严，站满了全副武装的亲信。吴王僚的这些亲兵把送餐的侍者挡在门口搜身，并要求侍者更衣，跪着上食，甚至侍者两旁还有带剑的卫兵随行戒备。这些预防措施看上去已经无以复加，但专诸却把匕首放在鱼腹中，爬行献鱼，然后突然抽出匕首刺死了吴王僚。而史书的记载则说，与此同时，“两柄长剑刺入了凶手的胸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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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两个有权势的家族敌视另外两个家族，他们听说对方要来进攻，便马上集合起属下，并分发了武器。准备停当后，他们去探查了敌方的情况，却发现情报是假的。然而，结果却是，为了防止对方在得知他们武装起来之后发动进攻，使自己陷于被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马上采取主动，抢先下了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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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时人们所断言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孔子在伦理道德上的表现是极端拘谨的。尽管这种断言对孔子来说并不很公正，但是，他的许多同代人却连领受此种责备的资格都没有。在当时贵族们的种种非道德的表现中，私通甚至乱伦相当常见。女人，甚至是别的贵族的妻子，有时不经过任何礼仪就被那些权贵给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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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事例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伟大忠诚。比如说，有许多豪侠为他们的主人和他们的原则而死，拒绝不义之所得。但是，与之相反者比较，这种道德之行真是太稀少了，并且有许多人物及其事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并不可信。如果能作一些比较全面的思考的话，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些混乱和不安定的观念可能来自这样的事实，即某些贵族，决不是想要得到更多的领地，而是有意把他们的一些土地返还给他们的领主，希望通过减少对土地的大量拥有使他们逃脱灾祸。[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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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间的严重缺失道德的特色也体现在了国家关系上。外交使节一定得是勇士，因为如果他出使的国家被他的国家惹恼的话，他本人就会有杀身之祸。即使国君对另一国进行友好访问时也难免被扣留，这种扣留可能是为进攻该国做准备，或是为了其他原因。例如，两个小国的君主曾被楚国扣留了3年，因为他们拒绝给楚国的令尹（宰相）送上他想要的珠宝、裘衣和马匹。[45]有一次，一位鲁公访问齐国时被拘押，直到同意将次女嫁给一个齐国大夫。楚国的一位君主听说一个小国——息国君主的夫人很漂亮，就派人传话说，他要去息国与息侯会飨。可是，一到息国，这个楚君就杀了息侯，灭亡了这个国家，最终把息侯的夫人息妫掳掠到了楚君的后宫之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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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缺乏足够的安全，人民则根本没有。他们主要是农夫，实际上就是农奴。他们没有任何力量对付贵族，事实上，他们面对的只有纳税、劳作、土地被征用、饱受折磨和被贵族杀死。劳作者的这种遭遇几乎是无法阻止的，所以到了受苦至极时，他们只有造反。可是，对于不成功的造反的惩罚，必定是把造反者拷打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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