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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终打消了加入到公山弗扰行列中的念头，但是，他还是对子路说：“他的确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召我的。如果有什么人打算任用我，我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东周吗？”[53]换句话说，孔子梦想建立一个新王朝，它将复兴那个已经不幸崩溃了的周帝国曾有过的辉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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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行教学，孔子此时还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一无所知。年轻时他担任过各种非常低级的职务。后来，在生活上他很可能接受了弟子们的接济。孔子接受弟子们的礼物，也可能辅导那些能付钱给他的人。相对来讲，孔子是穷人，也得生活。他很有可能得到了政府的某种生活补助，特别是在引起了季康子的格外注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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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说法坚持认为，孔子曾在鲁国身居高位，并一度在鲁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左传》的记载是，公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的助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外交会谈（“夹谷之会”）。在那个场合，依靠他的勇气和智慧，孔子挫败了齐国绑架鲁定公的图谋，并迫使齐国退还了已经夺去的鲁国土地。[55]这个故事中的许多地方是失实的，一些中国学者很久以来就对这个故事持反对态度。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那将是孔子政治实效性的高峰。然而，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对此都只字未提。那是一个被加到原典中的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与孔子的一生是不相干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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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顽固的一种观点还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司寇。乍看上去这似乎是真的，因为三部相对较早的著作，《墨子》、《孟子》和《左传》都断言他曾任此职。可是，仔细考查之后，其中两部书的证明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墨子》说得相当肯定，但该书中的这一部分被确认是后人附加的。[57]《左传》的情形相当奇特，这部书很详细地记载了鲁国历史，并且弥漫着对孔子的强烈兴趣。所以，如果孔子曾是鲁国司寇的话，《左传》应该相当完整地描述他的政治举措。然而，它只在一个地方不经意地提到了孔子曾担任过此职，那是在孔子任职前的公元前509年，文载：“后来孔子做司寇时，他用一道沟把（各位鲁公的）坟墓围合了起来。”[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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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记载是一种消除麻烦的奇特办法。没有人知道孔子任司寇时都做过些什么，只有孟子解释了孔子为什么辞了职。[59]后来，当编年史家觉得有责任给他们的读者以孔子一生的完整细节时，便用荒唐的事情填补了这个空白。在他们的笔下，孔子担任司寇时的政绩包括当场处决犯人（少正卯），以及将奇特的罪名，诸如“制作不合常规的衣服”[60]等，列为受死刑处罚之列。这些事情与我们从较早的和较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的孔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不相符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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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做司寇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重要官职，正常情况下是由显赫家族的首领担任的。根据记载，在孔子出生的前一年，鲁国公室的亲戚、有权力的臧氏首领（臧武仲）担任着司寇。马伯乐认为，这个职位很可能是世代由臧氏家族继承的保留职位。[62]孔子弟子极想让他们的夫子得到世俗政治的认可，[63]而一旦孔子能成功地得到这样的职位，很难相信《论语》不去记载这个成功的。然而，这本书却从未说过孔子得到过任何政治高位。孟子认定孔子做过司寇的说法仅仅说明在孔子去世的百年之后儒家传奇便开始产生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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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几位弟子在鲁国从政后，向来急切从政的孔子却还是未得一职，这肯定会令所有关心孔子的人日益感到为难和不安了。公元前500年后不久，很可能不仅是子路（任季氏宰），而且还有子贡和冉求也为季氏服务。[65]在《论语》的记载中，有人对孔子说：“先生，您为什么不从政呢？”孔子回避了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指出，就是做个好公民也是对政府的贡献。[66]孔子可能像他的弟子一样，也为自己的政治处境深感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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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孔子甘愿不讲任何条件地接受委任，他肯定是能够得到官位的。但这是他不愿意做的。有一次，子贡责备他的老师对从政持超然态度。子贡把孔子的政治才能比作一块美玉，并且说道：“假如我这里有块美玉，我是应该把它保藏在盒子里呢，还是应该找个好价钱卖掉它呢？”“卖掉它，”孔子回答说：“务必卖掉它。你瞧我吧，正等待着好价钱呢！”[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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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想要的价码是，不仅要有权议论政治，还要在政府中有个实权位置，以及得到真正的机会，以便纠正他所谓的现实政治中突出的弊端。执政者当然不愿给他这种权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季康子倒是对孔子的想法很有耐性，甚至还有兴趣，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是心存疑虑地看待孔子这个人的，因为这位哲人不仅有激进的思想，而且完全有能力不遗余力地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可是，即使孔子成为政府的实际管理者，他又将如何实施其思想呢？当季康子问孔子如何对付盗贼时，孔子回答说，只要季康子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切就会好起来。[68]这种说法好似精彩的布道，然而作为对付犯罪风潮的实际对策，这几乎是文不对题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孔子当时的目的不是给出实用性的劝告，但事实上我们并未看出如果他想给这种劝告时就真的能够给得出来。作为他的政治文化的总建筑师，孔子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在他的时代让他去负责实际的政治运作，他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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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不容易说清楚是什么职位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获得的，孔子最终还是得到了官职。根据有关记载，其时间大概可以确定是公元前502年至前492年之间的某个时候。[70]《论语》从未直接告诉我们孔子担任的具体官职，它仅给我们以暗示，像是解谜的线索。孔子显然认为，以他当时的地位，他足以过问任何重要的政治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人坚持认为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政府的咨询。[71]在宫廷里，当他与高级官员（上大夫）谈话时，他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与下大夫言谈时则是不拘礼节的和非常直率的。[72]另外，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谈到他自己是“跟随在大夫之后的（从大夫之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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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表述是说孔子自己是一位下大夫，他所说的“跟随（从）在大夫之后”是一种惯常的谦逊说法。[74]孔子大概不可能是上大夫的同僚，因为他对他们的态度是“受拘束的和彬彬有礼的”。而如果孔子比大夫还低的话，就几乎不可能指望过问国事，因为下大夫在朝堂排序中是最低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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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不知道孔子是怎样逐渐得到这个职位的，但却不难猜出其中的一些缘由。孔子弟子肯定为这项任命出了大力。而且，即使是像季康子这样的人也一定认识到以下情况对孔子是不合适的：孔子本人没有职位，而同时他的弟子们却飞黄腾达。[75]中国人总是十分看重所谓的“面子”，所以，很可能是为了顾及各方面的“面子”，当权者才觉得应该给孔子安排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应该是个有影响的头衔，但却没有“重要职责”，也没有实权，以避免让孔子有机会做出一些有碍于在上位者的事情。这样的职位在每个政治机构里都有，目的是转换一些有影响力的个人的能量。因为，这些人如果滞留在政府之外，很可能会给政府制造麻烦。我们应该记得，孔子曾与公山弗扰反对季氏之叛乱的行为有瓜葛，这可能会促使那些大人物们相信，像孔子这样的知名人士，如果长期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迟早会给政府造成不便。于是，他们给了孔子一个头衔，这个头衔相当于国家的咨政（顾问）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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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考证几乎可以确定，孔子的职位终究是个闲职。很自然，这使后儒颇惑困窘。在他们看来，孔子理所应当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比如鲁公的首席谋士。[76]可是，事实上《论语》只记录了孔子与鲁定公的两次会谈。以此看来，孔子的职位可能是鲁定公任命的。[77]在这两次会谈中，鲁定公所问的问题仅仅是向一位智者求教，而并不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君臣间应有的交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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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儒生严重曲解了孟子所说的孔子从政的事实。孟子说，孔子并不是在鲁公手下，而是在季氏当时的首领季桓子手下做事。[79]后来的儒生们不相信孔子会屈尊就下服务于像季桓子这样的篡权者。可是，孔子的职位实际上只可能在名义上属于鲁公。既然鲁公是“三家”或季氏的傀儡，孟子就只好采取一种实实在在的说法。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正是孔子的朋友季康子（季桓子之子）给孔子实际安排了这个位置。[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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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接受的这个职位事实上仅仅是用来让他保持政治缄默的，但这种缄默明显有损于孔子的正直。的确，保持政治缄默与孔子反复声明的主张是不一致的，这个主张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讲求廉耻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有效地为一个良好政府做贡献时才可以接受官俸。但是孔子真心希望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获得这样一个机会。孟子说，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有被付诸实施的可能性（“见行可之仕”）”。一些弟子无疑也劝说孔子接受一个职位，以便测试这种可能性。他很可能情愿去做，这主要是因为年岁的缘故。既然孔子已经50岁左右了，他就不能再期望获得更好的机会和无限的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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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几十年来与他国的和平相处时常被断断续续的国内叛乱所扰害，这些叛乱总是以“三家”的某个封邑为中心。当初，这三个大家族把这些地方建成了坚固的要塞。但是，在控制了鲁国之后，他们迁居到了首都，并留下邑宰把守他们的封邑。对于那些具有叛逆之心的邑宰来说，占据这样的要塞显然是一种不断的诱惑，从而致使他们一次接一次地发动叛乱。公元前498年，担任季氏宰的子路建议拆毁“三家”的要塞，以便消弭这种危险。[81]这一计划马上被“三家”的首领所接受，并在初始阶段进展顺利。可是，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军事对抗，[82]使这一计划在其最后阶段未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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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的失败可能是子路失宠于季氏的开端。实际上，在此之前，子路已经在政治上大获成功了。孔子已经是够不妥协的了，但是也很难看到子路会一直追随季氏，因为与那些最坚定的极端道德拘谨者一样，子路的政治信条也是百折不挠的。他不会无限期地追随季氏。《论语》记载，另一位朝臣向季孙讲了子路的坏话，这使季孙开始不信任子路了。[83]子路的影响力可能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冉求的影响力却在上升。[84]尽管冉求也是孔子弟子，但他在政务上并不受孔子之教的牵制。冉求“懂得把黄油抹在面包的哪一面”。[85]我们不知道子路继续供职于季氏有多长时间，但在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之前，子路就很可能因招人嫉恨而被免职或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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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子路十三》一章中可以看出，有了职位的孔子并不快活。这一章记载的是，有一天，冉求从宫廷归来时，孔子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冉求回答说，有一些国家政务需要处理。孔子一听这话就生气了，他说：“那些一定是低级事务。[86]即便他们没有让我担负真正的责任，但是，如果有什么可称之为‘国家政务’的重要事情的话，还是一定会来咨询我的。”[87]然而，不久之后，孔子就连这种幻想也放弃了，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在此时的鲁国，他已无指望能做成任何事情。孟子认为，正是因为“不被任用”，孔子才作出了离开鲁国的决定。[88]虽然他几近60岁，还是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决心去找寻这样的一个诸侯：给予他真正的机会，把他的大道付诸实施。[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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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周游列国的旅程，我们只有一些零碎而不连贯的资料。写成于汉代的《史记·孔子世家》倒是有一个详尽而复杂的旅程表，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后来的东西作为向导，因为它的许多地方明显是杜撰出来的。根据《论语》、《孟子》和《左传》的记载，我们有可能列出一个清单，说明他都访问过哪些国家，也还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述，制作出另一个旅程表，甚至道家著作《庄子》也能作为这方面的佐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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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周游过的地方中，只有一部分是难以确定的。《孟子》说他访问过齐国，《论语》和《墨子》说他见过齐景公。[91]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孔子在他后来的这次周游中造访过齐国，而且我们也怀疑他能否做得到，因为齐景公死于公元前490年。[92]所以，可能如《史记》所言，齐国之行发生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后来，一些对于儒家传统进行了详细考证的人讲述了一些孔子到访齐国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很显然是靠不住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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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孔子是何时离开鲁国开始这次长期周游呢？这仍然是个在无休止地争论着的难题。《史记·孔子世家》提供的是自由选择，在不同的篇章给出的时间分别是公元前498年、公元前497年和公元前496年。[94]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493年，因为孔子在卫国见到过的卫灵公就死于这一年。[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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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孔子出游的弟子是谁，以及每位弟子与孔子相伴多长时间？这是另一个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难题。根据传统说法，孔子有大批的随行者，但是，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后代游仕之士大规模活动的影响。约100年后，孟子周游列国时，据说是“随行的有数十辆车，几百人”。[96]后人可能觉得，以孔子的尊严，至少得拥有堪与孟子相比的随行人员才能说得过去，但这显然只能以轶事作根据。不用说，传统说法夸大了孔子随行者的数目。[97]事实上，能被确证随行孔子在国外的只有两位弟子，那就是子路和颜回。[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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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先到了卫国。孟子说，子路之妻的姐夫（弥子瑕）受宠于卫公。这位贵族告诉子路说，如果孔子能住在他家，就能成为卫国的高级官员。孔子拒绝了这一要求。[99]不过，孔子仍然得到了卫公的礼遇，而孟子说孔子还在卫国从政了。可是，这种说法除了是说卫君待孔子以国宾并从国库里给他一些津贴而外，可能再没有其他意义了。正如孟子所示，孔子很可能得到过好几个国家类似的资助。[100]因为孔子并不富有，如果没有资助，孔子一行便不能周游下去。但是，如果因为孔子得到了资助就说他担任了某国的官职，却是不符合实情的断言。既然孔子弟子希望孔子去做官，并认为这个世界在漠视他，那么，假如孔子在周游列国中真的得到过任何实在的政治地位的话，《论语》是会道出这一事实的，但事实上《论语》从未陈述过此类说法。[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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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灵公之妻是著名的南子，她被认为是个声名狼藉的女子。史书的记载指责说，她与其兄有乱伦关系，并在她婚后还继续着这种不正当的勾当。她也涉足于政治阴谋。[102]《论语·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说孔子会见了南子。这可能是她的命令，但子路认为这种会见有悖于孔子素日所为。后世的儒生认为这项记载的确太有损于圣人的形象，以至于一些人希望从《论语》中删去这种诽谤性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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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发现，卫国的情势有似于他已离开的鲁国。他受到尊敬和资助，但却没有机会推行他的政治主张。[103]我们不知他在卫国待了多久，只知道他是在公元前492年之前离开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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