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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灵公之妻是著名的南子，她被认为是个声名狼藉的女子。史书的记载指责说，她与其兄有乱伦关系，并在她婚后还继续着这种不正当的勾当。她也涉足于政治阴谋。[102]《论语·雍也第六》“子见南子”章说孔子会见了南子。这可能是她的命令，但子路认为这种会见有悖于孔子素日所为。后世的儒生认为这项记载的确太有损于圣人的形象，以至于一些人希望从《论语》中删去这种诽谤性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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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发现，卫国的情势有似于他已离开的鲁国。他受到尊敬和资助，但却没有机会推行他的政治主张。[103]我们不知他在卫国待了多久，只知道他是在公元前492年之前离开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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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往南去了陈国。[105]他经过宋国时，该国的一个名叫司马桓魋的显贵，企图伏击并暗杀孔子。[106]没有原因可以解释这次企图，甚至《史记·孔子世家》也没说什么。可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再加上纯粹是根据当时情形的推测，我们即使不能说明其真实的动机，却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表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要想讲出这个理由，我们还得离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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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桓魋是宋国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家族的一员，是最恶劣的巧取豪夺的贵族。他是宋景公的幸臣，并利用这一地位去强夺他看中的别人的财产。可是，每当这类事情使他严重受挫时，他既无勇气防御，又无勇气报复。尽管由于他的傲慢而使其他几位重臣与宋景公疏远，甚至还导致了一些人的叛乱，他还是被宠幸着。直到公元前484年，他才开始失宠。公元前481年，宋景公要杀他，桓魋与家族中的所有其他成员不得不逃离宋国。[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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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桓魋的弟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但是司马牛是何时从学孔子，从学多久，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关资料的明确说明。根据一些不太可靠的记载，司马牛可能是在孔子离开鲁国之前的某个时候成为其弟子的。[108]不过，虽然司马牛成了孔子弟子，但也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因从学孔子而反对他的兄长司马桓魋。可是，对于像他兄长那样的“君子”，司马牛显然不会有太高的评价。在举家逃离宋国之后，司马牛拒绝与司马桓魋同居一国。[109]更有甚者，司马牛有一次竟悲叹自己“没有兄弟”，[110]而事实上，司马桓魋和他的另一个兄弟仍然在世。[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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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孔子弟子，司马牛肯定懂得轻视这样的人，他们自认为凭着贵族出身就使他们有资格堕落下去。相反，正如同门子夏告诉司马牛的，儒者相信，真正的君子会以尊敬和礼貌对待所有的人。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全世界的人，就都会是自己的兄弟。[112]孔子教导司马牛说（正如后儒最终教导全中国人一样），一个人之所以高贵，依据的是心灵和精神，而不是血统。某个人之所以值得依靠，也并非因为他祖上是什么人。然而这个新的价值结构与司马牛亲属的行为格格不入，这使他忍不住要有一种不祥之感和焦虑意识。为此，孔子告诉他说：“如果反观内心时，你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你就不会有什么忧虑和恐惧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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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司马桓魋看来，孔子所倡导的东西显然正是苏格拉底（Socrates）被判的罪行：腐蚀青年。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才企图暗杀孔子。可是，应该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断定这就是他之所怨，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司马牛就学于孔子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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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孔子是以坚强的意志行事的。他自称受命于上天，而司马桓魋则无权干涉天命。孟子说，孔子在经过宋国之前就已穿上了“不引人注目的衣服”，以便预防不测。[114]《论语》也记载了孔子一行人在匡地经历过的一次非常相似的险情，这可能是同一事件的另一种记述。在匡地的那次险情中，颜回与众人跑散了，孔子担心他被杀，但最终他们又团聚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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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他同伴的这些受窘事件很可能发生在去陈国的路上。事实上，据说他们曾因缺乏食物而变得很虚弱。[116]可是，他们最终到达了陈国的都城，在那里，孔子被一位大臣当成公室成员一样的贵宾来接待。[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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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说孔子于公元前492年在陈国，此时，这个不幸的国家已经走上穷途末路。像它的西邻小国蔡国一样，陈国的南部已被强大的楚国视为自己的疆域。这两个小国变成了两个“蛮夷”之国——楚国和吴国——相互争斗的走卒。楚国在公元前494年占领了蔡国，并命令它的人民迁出国土，以报复它附从吴国。陈国有一次拒绝帮助吴国进攻吃了败仗的楚国，[118]但这种保持中立的企图是徒劳的。陈国时常遭受侵略，入侵者先是吴国，后是楚国。到了孔子访问后的第12年，楚国终于灭了陈国，吞并了其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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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侵略战争发生时，孔子可能仍在陈国（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总之，陈国君主难得有闲暇讨论哲学，他一定也很难被说服去相信德行能导致和平、繁荣和幸福。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孔子曾会见过陈公。根据记载，孔子只谒见过陈国的司败（司寇），而这位显贵对孔子也并没有多少好感。[119]孔子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朋友，[120]他开始思念家乡鲁国。孔子明确讲述了归国之意，并认为因为身在异域，便约束不住一直留在鲁国的弟子。[121]不过，尽管有上述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形，孔子却并没有停止过他的政治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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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有趣的，那就是两位著名人物的会见。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楚国知名的贵族叶公。可是，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澄清，那就是，在楚国君主自称为“王”，“公”只是国内某一区域的统治者。[122]不过，叶公是个有权力的人，据说是楚国君主的亲戚。在这个国家，叶公不仅是个有权力的人，还是个不同寻常的讲求原则的正派人。叶公一度是楚国左军的统帅，指挥过无数的军事行动。在一些场合，《左传》把他描述为像孔子那样的有主见的人。叶公坚持道德而不是武力的重要性，倡导宽待人民，还批评那些明目张胆地损害国家利益的贵族刺客。《左传》中诸如此类的言论并不总是可信的。有时我们发现，它们出自那些行不践言的人们之口。[123]可是，叶公却是言行一致的。据说他在民间声誉很好。在与孔子会见后很久，一个叛乱者谋杀了控制国家政治的楚国令尹（宰相）之后，叶公率领军队平息了这场叛乱。同时，由他管理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恢复了秩序。这些都做好之后，他让前令尹的儿子继续担任令尹，自己则返回叶地。[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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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然想会见这样的人，而叶公想必也对孔子的思想感兴趣。大抵叶公此时正在楚国的邻邦小国蔡国，巩固楚国对它的吞并。孔子可能是到蔡国会见了叶公。[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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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他们会谈的只言片语。叶公问孔子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的回答是，一个真正良好的政府要关心它的臣民，以至于不仅让他们感到愉悦，还要让别国之民也希望受其管辖。[126]假如我们相信《左传》，孔子的这种说法与叶公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也讨论了伦理问题，即一个人是先忠于家庭还是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所长期争论的难题。叶公主张先国家，孔子主张先家庭，而两位可敬的君子最终接受了这种不一致。[127]确实，叶公拿这位流浪哲学家和自命的政治家没法子。叶公问子路，他的老师是哪种类型的人，子路不知如何作答。子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这样一种人：那么倾心于启发那些渴望知识的人，以至于忘记了吃饭；那么陶醉于他的所作所为，以至于忘掉了忧愁；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老年已经悄然而至了。’”[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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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日渐衰老，但他并没有中止他的政治求索，也没有返回鲁国。很可能就在此时，孔子又一次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官职——的诱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又是个复杂的问题。这次的邀请来自晋国的一个城邑。晋国曾一度控制了大半个中原地区，但眼下却被内战所分裂。战斗的双方是这个国家的两个大家族，而晋公则成了他们的傀儡。总的情势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先是一个家族，后来又是另一个家族，当他们控制了晋公之后，就以晋公的名义颁布命令。[129]其中一个家族中的一个下级官员（佛肸）控制了一座城邑（中牟），邀请孔子来加入。与上次对待公山弗扰的邀请一样，孔子倾向于动身而去。可是，就在此时，另一个家族控制了晋公，这个下级官员便策略性地发动了叛乱。[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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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类问题上一向明察秋毫的子路马上指出了这一点，坚持认为孔子不该与叛乱者联合，因为这样做一定会败坏自己的名声，损害自己的原则，而孔子对此的答复则标志着他长期周游求仕的悲怆经历已经臻致顶点。孔子说：“有时，你说的可能没错。但是，不也有这种说法吗？有些东西‘是那样的坚硬以至于不能被磨损’，并且‘又是那样的洁白而不能被染色’。我难道是个瓢葫芦吗？只能悬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吗？”[131]孔子正在变得实在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了，因为对于他的政治追求，这个世界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可是，到了最后孔子还是没有去晋国。[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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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经历颇为类似于前文描述过的事件，即《论语·阳货十七》中提到的公山弗扰对孔子的邀请。只是在这两个关头，《论语》才认为有人给孔子提供了一个政治实权的职位。但是，在这两次事件中，提供职位者都是仅仅控制着小城邑的下级官员，而对于每一次的邀请，孔子都强烈地倾向于接受。这个事实说明，孔子是如何地不被他的时代所认可，并证明了后来说他当上高官的那些故事的荒谬性。毫不奇怪，一些儒家学者珍惜他们的孔子的尊严，认为有义务证明《论语》这些章节的虚构性，并且有时重复了一些非常可疑的主张来实现这一目的。[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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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孔子在陈国待了多久，有关这几年的情况我们只知其大概，而且比通常的材料更少。当我们在公元前484年再次得知孔子的行踪时，他又返回了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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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卫国正处在最不幸的状况中，这个国家正由一伙针锋相对（有时是兵戎相向）的君主和大臣把持着。即使在那样的一个恣意妄为的年代里，这些君臣中的一些人的表现也是令人瞠目的。我们说过，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被指责有乱伦行为，所以，她是那样的声名狼藉，以至于仅仅因为孔子会见了她一次就使子路大为烦恼。南子的儿子蒯聩是合法的继承人（大子），据说他因为羞于母亲（继母）之所为，就策划杀掉她。且不论在此情形下弑母是否正当，但无论如何大子的行为也并不是可钦可佩的。他不是亲自动手，而是命令一个家臣去干，但此人在最后一刻精神崩溃，未能下手。南子看出了杀气，啼呼着奔向卫灵公。尽管大子把弑母的行动归罪于这个家臣，但是他和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得不逃离卫国。[134]结果是，当卫灵公在公元前493年死后，大子蒯聩逃亡到晋国，他的儿子（辄）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卫出公。而在晋国，几个大家族正在相互争斗，其中一个贵族世家（赵氏）支持蒯聩返国继位，就用武力帮他占据了卫国的一座邑城。[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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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孔子再次访问卫国时，卫国的情形是，儿子（卫出公）在都城的宫殿之内做国君，父亲则以武力据守着一座边远城邑，伺机夺取君位，形成父子争国的局面。而在国中，实权并未掌握在卫出公那里，而是掌握在一个叫作孔圉（孔文子）的大臣手中。[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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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后来说，孔子此次在卫国时得到了卫出公提供的经济资助，[137]但没有证据说明孔子曾拜见过卫出公，这可能是因为卫出公年龄太小了。[138]可是，孔子受到了孔文子（孔圉）的尊敬和遵从（孔文子尽管与孔子同姓，但没有根据证明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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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孔文子知之甚少，但却有足够的理由证明他绝非圣贤。为此，一些中国学者颇为孔子与他交往的事实所困扰。可是，他们在此却误解了孔子。孔子希望只与那些跟他的行动和理想相一致的人来往，他当然也非常盼望这样的人能够占据有权力的位置。但事实上他们与孔子一样，也得不到实权。这样一来，既然孔子希望影响政治的实际运作，他就得做出选择，只好与那些还达不到他的标准的人来往，并努力调节他们的行为。这并非意味着孔子最终放弃了原则，不加区别地与人交往，而是他遵循了常识，采用了常规的为人之道。孔子的弟子们（像孩子指责家长的行为一样）期望他坚定不移地遵守原则。对此，在某个场合，孔子告诉弟子们：“当我与人交谈时，我不应该对他们可能犯过的错误负责，为什么要对人家那么苛刻呢？……我不能因此而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负责。”[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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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的卫国，我们不能确定孔子是真的得到了官位呢，还是仅仅作了孔文子的重要宾客。可是，我们很清楚孔子为什么要待在那里。此时，孔文子是卫国的实际统治者，孔子要想影响政府的行为，一定得通过他。而且，孔文子也在寻求孔子的指点，有些场合甚至是依之而行。总的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当政者。最后，无论他有什么样的短处，孔文子的确是个诚恳的知识追求者。孔子说他是：“勤奋而好学，不羞于向比他地位低的人请教。”[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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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有长处，孔子对他的一些出格行为也有一定的耐性，但是孔文子对这种耐性的试验却有些过分。孔文子娶了卫灵公的女儿，并认为这么高的联姻可以巩固他的权力，以至于强迫卫国的另一位贵族（大叔疾）与其妻妾分手，转而迎娶孔文子的一个女儿。当这个贵族继续与前妾寻欢时，孔文子就想带兵去攻击他，并问孔子怎么去做。孔子憎恶整个事情，告诉孔文子取消这个计划。虽然孔文子照孔子的劝告做了，但孔子还是命令弟子们准备马车，意思是要离开卫国。[141]于是，孔文子立刻向孔子道歉，而孔子也打算重新考虑。但在此节骨眼儿上，鲁国派来了使者，邀请孔子返回家乡。[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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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虽然不在鲁国，可是一些留在鲁国的孔子弟子却很忙碌。早在公元前495年，子贡就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公元前488年，在举行另一次盟会时，吴国的一位权臣召唤季康子（鲁国的实际统治者）出席，季康子不敢去，就让子贡代替。在此次盟会上，子贡以一番雄辩化解了麻烦，没有因为季康子托故不来而在当时跟吴国闹翻。此后，子贡不断地表现出自己的外交才能，证明了自己在鲁国政坛上是有用武之地的。[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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