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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同一年，孔子接受了鲁国当政者的邀请，回到了鲁国。很可能是冉求获得的威望促成了此事。他们年迈的老师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某种东西，到现在已在外面流浪了十多年，留在鲁国的弟子一定非常希望他回来。他们确实对他感情深厚，而孔子在周游中的遭遇对他们心灵的平静或对他们的作为门徒的自尊也没有什么益处。《左传》告诉我们，“鲁国的使者带着礼物来卫国请他回去”。[145]通常是请某人担任官职时才送上这样的礼物，可能孔子是被邀恢复他（几乎是了无意义）的原职。这时，孔子并没有幻想鲁国的当政者会给他实权，但是他毕竟对其他所有地方也都失望了。孔子当时是67岁，而在鲁国至少还有他的朋友和弟子在等着他。于是，孔子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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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是，把孔子（表面上一事无成）周游列国比作那位枪挑风车的受人欢迎的拉曼查（La Mancha）骑士的四处周游。但是，如果加以认真思考，其间却有根本的不同。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过去的回声，他模仿的是奄奄一息的游侠骑士的冒险周游。孔子是未来的先知，他的哲学旅程虽然看上去无所成就，但却变成了接下去的几个世纪的思想和政治模式。堂·吉诃德依仗着滑稽的骑士精神的周游，敲响了他所倾心的骑士时代的丧钟；而孔子则通过在他的流浪中竭力寻求将他的学说付诸实施，保证了后来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的周游者们彻底摧毁了他所憎恶的暴虐的世袭贵族制（世卿世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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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说孔子周游列国没有取得外在的成就，然而，如果他一直待在鲁国，他就会真的成为另外一个人。不错，适合他的地方是思想的王国，并把这些思想教授给他人。也就是说，孔子不具备那种为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所必需的政治妥协的才能。但是，孔子始终在努力进行着不懈的尝试，这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不同就是以下的区别：指挥官说：“跟我上！”追随他的人说：“前进！”如果孔子待在鲁国，陶醉于一个闲职，满足于与学生漫游，那么他将只是一个布道者。而顺着他的无望的探索走下去，他却变成了一位先知。这位可敬君子的这幅图画（在某些方面仍不很完满），始于他的50多岁。他要救助世界，说服他那个时代的顽固的统治者不要压迫他们的臣民。这种行为在一些方面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那是只有伟人才会具有的意义深远的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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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被邀回鲁的事实不能被理解为季氏家族中的部分人或其首领季康子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孔子简直无法平静下来，因为这个穷奢极欲的贵族策划了一个增加其收入的计划，根据孟子所说，是要将税收提高两倍，而被征税的对象自然是他的饱受贫困之苦的臣民。《左传》说，季康子派家宰冉求去征求孔子对此计划的意见。很难理解季康子的此一举动，除非是他希望依靠孔子对此计划的承认来申斥公众对这个新的征税措施的反对，因为孔子是众所周知的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季康子可能会这么想：几年来他供给孔子以俸禄，此时正是他从孔子那里得到一些报偿的时候。可是，他得到的却是孔子的谴责。[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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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孔子的谴责不可能阻止这个计划的实施。季康子强力推行了新的税制，而冉求作为季氏的家宰，可以说是在为季康子聚敛财富。这就产生了早已露头的首要问题：冉求是季氏的人呢，还是孔子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们忠于他们的上司，但是孔子认为，弟子们的最高义务是服从原则。如果因为要忠实于原则而不能听从上司的命令时，他们的义务就是辞职。[147]可是，冉求不是那种为一些小小的顾忌就抛弃远大前程的人。以前，冉求也曾迟迟疑疑地干他的事业，但是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就使孔子忍无可忍了。孔子告诉弟子们：“他不是我的门徒。我的孩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我允许你们去这么做。”[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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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记载下来的唯一的例子——孔子明确地驱逐一位弟子，但是这种逐斥显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冉求仍旧是儒家集群中的一员，他是否真的被责罚，我们不能得知。[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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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暮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无疑收集到了某些历史典籍的原稿和资料，并且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整理它们。孔子有可能重新确定了一部诗歌集中的某些篇章的次序，这部诗集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诗经》。[150]毫无疑问，孔子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并且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招收了大批学生。通过从政弟子，孔子对鲁国的政治事务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当卫出公不得不逃亡到鲁国时，冉求和子贡来见孔子，商议如何对待这位国君。[151]孔子还保持着礼节性的社交关系，至少与季孙是如此。[152]然而，对于孔子力图以个人身份介入政府决策行为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一例，这就是在齐简公被谋杀的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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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个多世纪之前，陈国君主的一个儿子从陈国逃到了齐国。齐国君主友好地收留了他，还让他担任齐国的官职，而他则在齐国建立起了众所周知的以他的祖国命名的陈氏家族。陈家在齐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连续几代都出现了有才能、有性格的后继者。可是，这个家族起先在齐国并不处在发号施令的地位。《左传》记载，在孔子尚处年少的时代，陈氏家族就依靠向人民的慷慨施舍而得到了公众的好感，这个家族的成员也开始涉足一些政治阴谋。他们利用欺诈、背信和暴力等手段清除掉了一个又一个妨碍他们控制齐国政治的更有势力的家族。公元前489年，陈氏家族深深地卷入对一位齐公（他还是个孩子）进行谋杀的事件中，取而代之的是陈氏扶立的齐悼公。因为齐悼公并没有陈氏所希望的那样驯服，于是4年之后齐悼公也被神秘地谋杀了（史书上没有说出凶手）。齐悼公的儿子是齐简公。齐简公的支持者计划把陈氏驱逐出齐国。但在公元前481年，陈氏抢先发动叛乱，杀死了齐简公。[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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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关头，孔子提议要对齐国政治加以干涉。齐国是鲁国的北邻大国，许多年来，鲁国一直保持着较小国家的屈从状态，并不断与齐国发生战争。由于齐国被粗暴和肆无忌惮的陈氏家族所控制，所以孔子认为陈氏既得不到齐国人民的支持，也得不到鲁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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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听到陈氏家族发动叛乱并谋杀了齐简公的消息后，先是沐浴更衣（以与提出庄重的建议相称），然后去晋见鲁哀公，建议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弄得衰弱不堪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企图进行这样的讨伐，会有什么收获呢？”孔子答道：“陈恒（陈氏的首领）谋杀了他们的君主，齐国有一半的人民会反对他。如果再加上鲁国的军队，我们就能获胜。”鲁哀公接着说：“把这个提议告知‘三家’吧。”孔子果然去通告了，但“三家”不愿意采取行动。[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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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钟声在孔门响起了。孔子的儿子孔鲤（缺乏突出的才能，也使孔子很失望）在孔子晚年去世。[155]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是他的心爱弟子颜回的亡故。[156]公元前481年，社会地位最高的弟子司马牛也死于悲惨境地。[157]公元前480年，人们看到了勇猛无畏的子路的结局。在卫国的一次叛乱中，子路死于全力营救他的主人。如孔子所预言，子路恰恰是死于非命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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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损失一定被全部告知孔子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孔子肯定认为他的收获甚微。在改进鲁国政治现状方面他几乎无所建树，他也从未如他所愿地取得控制一国的成就。他最好的弟子去世了，在世的弟子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前程。他既无望他的诸多思想观念能被实实在在地传给后人，也无望这些思想在现实中能得到有力的推进。没有人怀疑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哎嘿，没有人能理解我呀！”[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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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这些罕见的沮丧之外，孔子没有别的什么抱怨，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沉溺于那种最廉价的和最普遍的享受——自怜之中。对于他这样有抱负和洞识的人来讲，失败当然是一剂苦药，但是他所缺乏的只是些外在的东西，诽谤是附加的一种考验。《论语》说，有权势的叔氏不断地诽谤孔子；[160]孟子则说，孔子“受到众多小人的骚扰”。[161]在当时，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并未显示出，总有一天，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傲慢的统治者的名字会被忘掉，而孔子的名字却会被传颂到世界末日。当然，那时的孔子无此梦想，但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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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逝世时的情形并没有可信的记载，[162]可我们知道他是如何面对死亡的。根据记载，孔子多次得过几乎致命的疾病。在其中一次的病重期间，善意的子路悲叹孔子从未做过高官，就让弟子们装扮一番，如同家臣照料一位达官显贵一样。当孔子再次清醒过来并看到了给他上演的这场闹剧时，他便斥责子路说：“我没有家臣，你们却找借口做家臣，你们想让我欺骗谁呢？我将欺骗上天吗？而且，我死在像你们这样的朋友手中，难道比死在家臣手中更糟吗？”[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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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次，子路要求孔子允许为他向神灵祈祷，孔子问道：“有这回事吗？”子路向他保证这是习俗，但孔子只是笑笑说：“这样的祈祷我已经做了好久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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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孟子明言，弟子们在孔子墓旁守丧三年，而子贡又多待了三年。[165]尽管孟子没有详述三年守丧的是哪些弟子，但从上下文来看，他可能是指当时在门下的所有重要弟子。乍听起来，这好像是被后代人附加在孔子传记中的一个“奇迹”。在西方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这些弟子中，有的很年轻，有的正值壮年，有的事业刚有开端，还有一些人的事业正在高峰，他们要花掉生命中三年的时间，几乎无所事事地服侍于孔子墓地。这实际上将是“活着的祭品”。为了谁呢？不是双亲，不是君主，甚至不是一个世俗身份很高的人，而只是为了一个卓尔独行之人——他从未升至高位，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成就，那只是他们多年来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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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说，我们能相信这样的故事吗？这时候，我们记起了这样的事实：《左传》记载，在孔子死后，孔子弟子突然烟消云散了好多年。（只有意味深长的例外，即脱离孔门的弟子子羔还时常出现）[166]我们看到了弟子们如何崇敬孔子，以至于子贡把孔子比作日月。[167]而有若则说：“自从人类出现到现在，从未有过可以与夫子相提并论的人。”[168]在我们考虑能否相信他们的时候，可以被称作奇迹的这些事件毕竟发生了。而我们也能理解，这位简朴的教师在后来是怎样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无冕之王（素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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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五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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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哪种类型的人？他喜欢接触的、与之交谈的、想去了解的又是些什么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依靠他的弟子和朋友提供的证明，我们也应该考虑孔子政治和思想的对手以及（甚至更好的是）那些想对他保持中立态度的人们的看法。可是，从后几种被认为是相对可靠的人们那里，我们几乎一无所得。在本书的后文，我们将考虑敌对哲学家中党派观念很强的那些人对孔子的攻击，但我们会发现这些攻击几无可取之处，因为此类攻击的内容与曾经在世的真孔子没有关系。确切来讲，这些敌手们批评的对象是有权势的头面人物和被人痛恨的政治集团，他们把他们认为的最有损于人的无论什么性质的东西，都堆在了孔子的头上。一般来说，从这些攻击的细节来看，它们的内容立刻就会被认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再次把我们研究的主要根据——《论语》作为可以利用的最可靠的材料。[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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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孔子对手的攻击也很少与我们得之于《论语》的一种印象相矛盾，这种印象就是，孔子是个快乐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闲暇之时，夫子的举止是不拘礼节的和愉悦的”。在另一个地方又说他是“和蔼而又严肃，威风凛凛而又不甚刻板，威严而又快乐”。[170]孔子的确是令人尊敬的，我们可以毫无奉承地说，他的受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反过来讲，孔子也希望得到他人应有的尊敬，并认为他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地位。[171]然而，对于他的同胞，即使是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孔子也完全没有高高在上的表现。孔子不仅宣讲，而且也实践着他的民主作风。[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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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相信孔子会是那种人，即总是一个庞大的和热情洋溢的由相识者组成的集群的中心。孔子有许多忠实可靠的朋友，但他不是贪图虚名的人。孔子太有思想，也太坦率了。他说：“把怨恨隐藏起来，表面上却对人家装作友好。……我对这种行为感到耻辱。”[173]孔子多半是采取以下做法：当面批评，背后表扬。[174]这为的是赢得尊敬而不是名望。总的来说，孔子是有某种保留的。这种保留甚至扩展到对他儿子伯鱼的态度上。孔子坦率地承认，伯鱼的才能是令他失望的。[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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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孔子总是以礼貌待人，所以被认为有曲身阿贵之嫌。可是，当他与国君或有势力的世袭贵族谈话时，从未有过任何逢迎巴结的举动，而通常是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这方面的实际智慧是可以商榷的，但却与他的坦诚相见的观念相一致。部分是由于同样的态度，孔子不喜欢辩才，也不信任多嘴多舌、喋喋不休的人。如果我们根据《论语》做出判断的话，孔子自己从不这样做。孟子引述孔子的话说：“我没有演说的才能。”[176]尽管孔子的言语有时既动人又高雅，但却很少是啰唆不止的或词藻华丽的。孔子还有一个可敬之处，那就是他对外在表现的天生敌视，因为这种外在表现在朴质方面毫无惊人之处，倒是更着意于使人过分媚俗。[177]孔子相信，真正的君子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身体舒适和拥有财富。[178]孔子说：“如果财富是我所寻求的正当对象，我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得到它，哪怕是不得不去做个挥鞭的车夫。但是，如果它不是合适的目标，我将遵从我爱好的东西。”[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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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的所有这些言行当中，我们能够很轻易地得出结论说，孔子是个禁欲主义者，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180]因为真正的禁欲主义者通常把享乐本身看作是罪恶的，并且可能甚至认为痛苦即是善。但在孔子那里却没有这些。实际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儒学从未反对过中庸适度的身体享乐，而孔子本人也并非不同意娱乐，除非它与德行和真诚不相一致，甚至相反。孔子称赞将学习作为一种乐趣，并把音乐看作是纯粹的娱乐之源，这是很独特的看法。[181]孔子对管弦乐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己能够弹奏一种古琴（瑟），他还参加非正式的合唱。[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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