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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之丧生是因为他拒绝擅离职守，尽管当时的力量对比对他是无望的。可是，数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冉求时，他却依然飞黄腾达。[222]对于这其中的道德寓意，我们必须留给伦理学家去分析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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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居性情之中游的是弟子子贡。他具有一种幸运的才能，使他能够取悦于他为之工作的那些人。他为他们工作，但却不必奉承他们；他也获得了成功，但不必抛弃他的原则。可以说，子贡是那种具有良好适应性的人，能够把内在和外在的东西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讲，子贡是有主见的哲学家，然而，他那开朗的性格又使他左右逢源，让每个人都喜欢他。在日常讲话中，子贡能充分表现他的口才；作为外交家，他又是那样地善于应对，以至于季孙曾后悔没有带着子贡就冒失地参加了一次外交盟会。面对棘手的政治事务，人们渴望得到子贡的判断。甚至在经商方面，他也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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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清楚地显示了子贡与孔子之间极其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实，以及他的资历和才能，在孔子死后，子贡被看作是为孔子守丧期间的孔门主持人。[224]子贡对孔子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在两个场合，有些人（一次是弟子子禽）认为子贡与孔子可以平起平坐。但这两次子贡都十分肯定地解释说，这种断言只能说明讲话的人缺乏理解力。他警告子禽，最好是小心说话，以免让自己担上蠢人的名声。[225]子贡宣称，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什么人能与孔子相提并论。[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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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称赞子贡的才智，并把他作为有政治洞察力的人推荐给季氏。[227]但是，孔子也被子贡气得够呛。孔子总是怀疑辩才，而这正是子贡所擅长的。利用他随和的性格，子贡一定会成为一个不怎么使人感到厌烦的人，再加上他丰富的天赋魔力，成功就属于这位文雅的弟子了。毫不奇怪，孔子对他没有办法，只好在忍不住一时冲动的时候，用暗中讽刺的方法揭穿子贡的自恃。[228]看着子贡，孔子特别为颜回感到苦恼。颜回被认为是所有弟子中绝对最有才能的一位，但却既无名声，又无家财，而子贡和其他人却轻易赢得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功。[229]孔子有一次问子贡：“你认为你和颜回谁更强一些呢？”子贡回答说他不敢与颜回相比较。[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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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但在其他人眼里，确实是不知怎么称赞他才好。对于颜回的称赞，《论语》中有很多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时，得到的仅仅是个德行操守条目。孔子自己承认说：“直到我们了解了一个人的过错，才能断定他是有德行的。”[231]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句话，就会很容易怀疑到颜回，证明他是具有严重缺点的，因为他几乎不犯什么过错。同时，与某些弟子不同，我们几乎从未看到颜回说些什么，通常他刚好与孔子保持一致，或者不加评论地接受了孔子的决定和意见。人们不禁要怀疑，颜回是否只是个根本没有主见的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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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几乎从未表现出过温情，也没有通乎人情的态度。有一次，颜回和子路与孔子在一起，孔子说：“为什么不向我讲讲你们两人都想做些什么呢？”子路马上回答：“我想拥有车、马和裘皮衣服，并与我的朋友分享，而不在乎朋友们把它们弄坏。”颜回则说：“我的愿望是，不自夸我的长处，也不过分强调我为别人做过的事情。”[232]这让子路颇感难为情，就很快请老师也说说有什么愿望。不过，如果有人认为颜回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完全没有同情心的人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子路是个可爱的人物，但他永驻的孩子般的自夸和对于受表扬的渴望，在那时一定很难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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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本人也曾惊诧，是什么东西使得颜回如此不同寻常地温顺。孔子说：“我整天跟他谈话，而他从未有过与我不一致的地方，这样看上去他好像是个愚人。但是，当我探查我不在场时他的作为时，我发现他的行为完全证明了我教给他的东西。不，（颜）回不是愚人。”[233]不仅是孔子，其他弟子也称赞颜回，称赞他杰出的才智和德行。[234]孔子对颜回的称赞完全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称赞他既是勤奋的学生，又是不屈不挠地坚持道德行为准则的人。[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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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颜回显然不曾得到过行政职位。[236]他的去世确实相对早一些，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当时没有一个在位者对颜回感兴趣，因为适合他们兴趣的是其他弟子。[237]孔子则说，颜回和他一样没有被任用。[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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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颜回未能从政的原因是由于某种缺陷，那么这种缺陷不是才智上的，而是个性上的。颜回终其一生都很贫穷，这一事实作为一种天然的限制，会使他变得很拘谨。孔子宣称，在直面其他人不能忍受的贫困时，颜回“坚持一种不变的快乐”。[239]但在经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这种快乐就变得有点机械了。如果我们一定要确保对人类精神的至高无上的考验的话，上述变化便是特别真实的。这种考验就是，眼看着那些在才智和才能方面远比不上我们的人，再三再四地优先于我们被任用。这就是颜回的命运，也正是孔子的命运。但孔子能够升高到完全超乎其上，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所有时代的伟人之一的部分原因。要是颜回（更像我们其余的人）因此而有点性格乖僻的话，我们也是很难责怪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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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把颜回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240]当他去世时，孔子呼喊道：“上天在毁掉我（天丧予）！”并以在其他场合不会有的举动来哀悼颜回。[241]颜回家境贫寒，家中无力给他以厚葬。其他弟子们便合力以时尚的标准厚葬了他。孔子反对这种厚葬，因为这与贫穷之家不相称。弟子们怀着深深的敬意以及（也可能是）慰藉之情埋葬了颜回。教师得意门生的位置是最难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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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是所有弟子都能成为我们所讨论的那些少有的杰出弟子。宰予便以其绝对的难以驾驭而把自己从这样的弟子中区分出来。宰予不仅与其他人不同，甚至还微微刺破了蒙在孔子箴言上的有趣的薄纱。[242]要是他有突出才能的话，这种做法可能还会得到完全的肯定，但他并没有像样的才能。[243]宰予是能言善辩者，这似乎是他唯一的长处。孔子说：“从前，我只要听到人们说的话，就肯定了他们会付诸行动。但是现在，我听了他们的话之后，还要审视他们的行为。我从宰予那里得到的经验导致了这个变化。”宰予也很懒惰，多次使孔子难以忍受到了顶点。[244]不过，我们发现了宰予与鲁（哀）公的会谈，[245]而这份殊荣从未落到过颜回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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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弟子极其重要，因为正是通过他们，孔子的学说才传至后世。这些后期弟子没有一个人像子路、冉求和子贡那样达至政治高位。但是，孔子并没有用他或他的弟子们的政治活动去深刻地影响世界。确切来讲，孔子用来影响世界的是他的思想学说。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够生效，正是由于弟子们宣传了它，并且大抵是后期弟子担当了这方面最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他们后来所教授的与他们先前从孔子那里所学的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人塑造并给定了儒学原理和儒家传统的首次取向。因此，我们必须探究他们是何种类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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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依据什么样的重要标准，都不容易确定究竟是哪位弟子做了教师。与此相关的种种传统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246]崔述（可能他掌握的证据与别人一样多）认为主要的宣传家（传播者）是子游、子夏、子张和曾子。[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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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根据孟子所述的令人好奇的故事，我们必须要提及另一位后期弟子。孟子说，孔子死后，子夏、子张和子游“认为有若好似圣人”，并希望能像侍奉孔子一样地师事于有若。他们力劝曾子参加，但被拒绝，因为曾子宣称，没有人堪与夫子相提并论。显然，这个计划最终破产了。[248]有若可能有自己的学生，因为《论语》中有三次提到他时均称呼他为夫子（有子），但我们对他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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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子游的材料，我们只有不多的一点。他被称赞为在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249]像其他后期弟子一样，子游对礼乐特别感兴趣。《论语》记载，当孔子走近子游担任邑宰的城邑（武城）时，听到了弦乐和歌唱声。寻声而去，孔子发现，原来是子游正在教授当地人音乐和礼仪，而这些通常是朝廷中的君子专用的。子游解释道，他这样做是把孔子之道教授给人们。这使子游成为平民教育的最早实践者。[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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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是后期弟子中最为精神饱满、冲劲十足的。事实上，孔子有一次说他是失之于“走得太远”。[251]子张坦诚地钻研赢得官职和俸禄的方法，并希望自己能够成名。[252]他没有那些热心于追求大道的人们的耐性。子张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人们应该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原则而献身。[253]这个精神饱满、一往无前的弟子并未受到同门的完全欢迎。曾子认为他是自我看重，而子游则说：“我的朋友（子）张能做困难之事，但他不是完全的讲求德行之人。”[254]《论语》并未直言子张有自己的学生，但《韩非子·显学》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都把子张列在了孔子死后从事教学的弟子之中，前者还认为他是儒家内部一个学派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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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特别指出子夏有弟子，并讲述了与他的教学活动有关的事情。《墨子·非儒篇》中有墨子与子夏弟子的一场谈话。《史记·儒林列传》则告诉我们有四个人跟随子夏学习，并在后来“成为王侯之师”。子夏自己到晚年也是魏文侯的私人教师。[255]毫无疑问，在传递和建立儒家学说的人们之中，子夏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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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有一些学究气。[256]在《论语》中，他被称赞为文学之士。孔子认为他的脾性与子张相反，说子张走得太远，而子夏走得还不够。此二人的不同达到了言语冲突的地步。有一次，子夏的一位弟子向子张请教与人交往的原则。子张问道：“子夏告诉你们些什么？”这位弟子回答：“子夏说：‘与那些行为得当者交往，与行为不当者保持距离。’”子张说：“这与我所讲的不同。君子褒扬有德有才之人，但却宽容所有的人。”[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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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论大量涌现在孔子死后。正如《韩非子》所言，从事教学的每位弟子都自称拥有“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既然孔子“不能死而复生，谁将作孰是孰非的裁定呢”？[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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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说：“子夏的弟子在以下方面做得足够好：洒扫地面、应接传唤、回答提问以及举止进退。但这些事情是特殊的和偏专的，而与基本要求相关的东西却相当缺乏。”子夏为自己作了辩护，宣称不能一下子教授给学生全部真理，而应该是循序渐进地加以传授。[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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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说子夏只是个学究，在其他方面一无所能，那将是错误的。子夏曾做过一个城邑（莒父）的邑宰。[260]他兴趣广泛，有一些见解还使孔子受到启发。不过，子夏确有某种学究气质。比如，他认为：“只要一个人不越过大的道德问题的界限，就可以在小的道德问题上有所出入。”[261]这显然证明了，他以命令式的言辞把道德准则认作是某种僵硬而固定的规则，而不是像孔子那样，把道德准则看成是达到某种目标的实际进程。可能正是这些倾向，促使孔子提醒子夏一定要以“君子的而不是小人的方式”[262]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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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弟子的情形一样，在种种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子夏的轶事，这些书籍的年代晚于我们现在使用的主要材料。例如法家著作《韩非子》，其中引用的子夏言语完全是法家式的，以至于让人马上就会怀疑子夏不是个忠实的儒者。[263]这种让人在身后改变信仰的做法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常见标识。后来的儒家书也包含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孔子弟子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真的，而另外一些确实是虚构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几乎不可能从所有后世著作的伪造资料中区分出真实的东西。为此，我们只能在较少的著作中寻找实情，因为这些著作是早期的记载，更为可靠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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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具有巨大影响的弟子是曾参。[264]《论语》通常称他作曾子（曾夫子），因为这种称呼是他的弟子对他而言的，所以，至少在表面上看去也可以说曾子一派主要掌握了编纂《论语》的工作。孟子把曾子称作老师（先生），并说有一阵子曾子有多达70多位学生。[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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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认为曾子是无畏的，但在一则故事中，孟子所讲述的曾子的行为可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孟子说，曾子居住的城邑遭到邻国军队的袭击，而曾子则是第一个跑掉的，为此，他显然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孟子为曾子受到行为怯懦的指责作辩解，说既然他不是士兵，也许这算不了什么。然而，更重要的是，曾子在袭击到来之前离开城邑时还告诉看房人，“不要让人住我的房子，他们可能会毁坏草木”，这种话完全缺乏仁爱之心。[266]无法想象曾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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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说曾子不重视道德之行，那将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除此之外，他根本就别无他顾。我们发现，在《论语》所记载的曾子的许多观点中，与世俗的国家或政府的行为相关的内容实在是很少，而是绝大部分专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当曾子病重时，孟孙来看望他。曾子说：“一个人临终之时，他的言语是善良的。一位君子，遵从着大道，把三样东西看得高于一切：他的每个态度和每个姿势都远离暴力和傲慢的迹象；他的每个面部表情一定预示着善良的信仰；他说出的每个字一定要去除粗野和不得体的痕迹。”[267]令曾子感到宽慰的是，面对死亡，他马上就要超越那种只有在活着的时候才可能做出的不得体举止的危险了。[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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