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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宗教典礼的范围是那样宽泛，所以，原本用来指明参加祭礼者的适宜的行动规则和方式的“礼”字有时被更广泛地用来指示一般性的适宜行为。这是个渐变的过程，并不会使人感到十分惊讶。在那些被认为早于孔子时代的文献中，汉字“礼”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然而在距孔子时代不太远的著作中，它却不仅有“祭礼”之义，而且在其中的三个例子里还有那种较广泛的意义。[316]这就是说，作为行为名词的“礼”的概念并不是孔子创制的，但是在他使用和讨论这个词的时候，却使它产生了远超乎被认为是较早一些时候出现的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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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孔子给那种与“礼”相一致的行为附上了一种“魔力”功效。[317]关于孔子的宗教态度，无疑是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宗教仪式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孔子对于此类仪式并未表示过明确的怀疑，但是孔子在讨论与他的学说有关联的“礼”的时候，他通常是用非常理性的和常识性的社会心理学的词语来谈论的。我们一定记得，在孔子时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几乎全部崩溃。比如说，陈公和他的两位大臣同时与一个寡妇保持着公开的不正当关系，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她的一件内衣，还在公开场合拿这种勾当开玩笑。一位大臣发出抗议，对于公开暴露这种邪淫之事提出了批评，但这位大臣随后就被谋杀了。[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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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只有在完整的宗教仪式中才能看到一种有始有终的行为范型（这种范型受社会所能接受的行为准则的规定），在其中，人的行动接受了共同一致的行动模式的促动，而不是被贪心和瞬间热情所操纵。因此，孔子才说，让这种模式发扬光大吧！孔子告诉弟子冉雍，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你的行为就应该好像是正在招待一位贵客”；假如你很幸运，能有一个管理人民的权威职位，就要十分小心地实践对你的信任，使你的行为“就好像正在帮助完成一场重大的祭祀一样”。[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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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包含有礼仪实践的种种形式，但是只有这些形式是“内在的和精神的皈依表现为外在可见的表征”时，它们才是有价值的。确实，没有德行的人与“礼”是不相干的。[320]孔子说：“我实在不忍心去看那种由内心不虔敬的人所主持的礼仪。”[321]他表示，在哀悼死者时，真诚的悲哀比小心翼翼地完成丧礼的每个细节更重要。[322]孔子非常反感那种纯粹的外在表现。他说：“礼啊，礼啊，难道仅仅是陈列上玉器和丝帛吗？”[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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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真正符合“礼”的行为与平庸的循规蹈矩是不同的。后代的一篇文章说：“最伟大的尊敬不允许矫饰。”又说：“玉石的最高表征是质朴。”[324]孔子则说：“礼，与其过分挥霍讲究，还不如失之于拘泥呢。”[325]根据孔子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得不给“礼”下一个定义，那也许是“有品味的举止得体（good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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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举止得体，是说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恰如其分，这就是“礼”的要求。《礼记》陈述道：“礼是适宜的表现。任何行为都要以此为标准来做出妥当与否的判断，即使先王没有做过的。”[326]这一点上，孔子的看法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按照“礼”的要求，参加祭祀时要戴麻冕（一种用麻织成的帽子，在当时比丝织的造价高）。孔子说：“麻冕是礼所规定的，但现在人们戴丝冕；丝冕更经济一些，所以我遵从大家的做法。”这样的改变只是因为太费钱。孔子认为，之所以说这种改变是可以接受的，是因为它只关乎礼的外在形式，并不违背礼的实质。但是，在下一句话里孔子强调说，为了妥当地完成“礼”所规定的整个仪式，有一种规矩是重要的，即宫廷礼节要求，臣下拜见国君时，在登上台阶之前要对君主鞠躬行礼，但是现在却逐渐省略了这种鞠躬。孔子说：“这是傲慢的表现，尽管与大家的做法相反，我还是认为，应该先在下面行鞠躬礼。”[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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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卑躬屈膝式的阿谀巴结，绝对不是。孔子全面的看法是，臣民应该对君位表现出完全的和恰当的尊敬，但是，在接近君主本人并与他交谈时，人们应该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他们绝对的信心，即使是这样做会被看作是冒犯。这才是礼！[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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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显然不仅仅是礼仪规则，所以，死板地固守这些规则，就会粗暴地亵渎真正的“礼”。然而，另一方面，完全用真情实感去表现“礼”也是不够的。礼是情感表露的运载工具，而这种表露一定得采取社会认可的方式。这是明显的要求。当今，某个地方以举起握紧的拳头表示友好欢迎，而换个地方便成了敌意的姿势。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以此身份去行事，那么，尽管他不需要被强迫，也必须遵守他周围的人所认可的惯例。所以，儒家意义上的“礼”的实践包含有一种知识：传统的社会实践加上调节它们的能力。这是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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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来讲，“礼”的作用是要把人的行为导入社会所能接受的和对社会有用的渠道之中。“礼”把文明人同野蛮人区别开来，而野蛮人是要随时随地和不加约束地发泄其感情的。例如，对死亡的本能反应是失控的悲哀以及同时对尸体的厌嫌。对此，“礼”就可以提供一种调节手段，以便稳妥地对待和处理尸体，并以适当的符合礼仪的方式装饰之，以避免引起人的嫌恶之情。在丧葬习俗中，“礼”使人们能够利用一种可以接受的表现方式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同时还能减轻过度的悲哀。绝对不要让无节制的丧葬方式来削弱织成社会网络的家庭纽带，而是要让自己放弃疯狂的和无度的悲哀，因为这样的悲哀会破坏一个人和他周围人的生活。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利益，“礼”为人们规定了一个采取适当手段来行事的进程。[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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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实际上是平衡舵，目的就是防止不足或过度，把人们的言行导向对社会有益的中庸之道上来。因此，孔子认为：“如果没有礼的调节，殷勤周到就变成了徒劳费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谨慎小心就变成了胆小怕事；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勇敢无畏就变成了不守规矩；如果没有礼的调节，刚直坦率就完全变成了厚颜无耻。”[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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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作为指导和促进人际关系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并且无疑是社会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倾向于认为礼仪在朋友之间是碍事的，然而，过分随随便便地对待朋友也会毁掉友情。孔子说：“晏平仲很知道如何保持友情。尽管相识很久了，他仍是恭敬如初。”[331]詹姆斯·F. 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曾讲述过一个精彩的美国“礼”的例子。他写道，美国最高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在进入直通法庭的会议室时，在场的法官都要握握手。当我最初成为其中的一员时，我有点认为这是很可笑的，因为我经常是只与一位或几位法官商谈定案。可是，我后来才得知，在许多年前一位大法官建立了这个惯例，其依据的理论是，无论前一天法官们有多么激烈的争论，如果他们以握手或几句寒暄语开始新的一天的话，就会弥合相互间的分歧”。[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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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方面，“礼”的重要性是明显的。既然孔子想让他的这些出身贫贱的弟子们做好在政府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准备，他就得教给他们在君子之间和在宫廷礼仪方面的礼节，这是“礼”的纯粹外在的层面。但是，过度强调行为修饰会使人成为单单是殷勤有礼的虚华之徒，死板地拘泥于形式而缺乏任何个人的活力，这是常有的一种危险。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后世儒学中是常见的。孔子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做出过非常明确的警告。他要澄清的是，真正的“礼”与单纯的形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礼”是一种表现善良品质的方式，而不是对品质的隐匿或替代。孔子说：“构成君子品质的本质材料是义。君子是用礼来实现义的。”[333]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又说：“如果一个人的自然本性胜过了他的后天教养，他就是个没有修养的人；如果他的后天教养胜过了他的自然本性，他就仅仅是个受过教育的仆从。只有自然本性与训练所得和谐互补时，他才是个君子。”[334]这就是说，“礼”并不是人格的基本品质，而是修养人格并使其表现善良的工具。[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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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并没有明确显示孔子是否给学生们实际讲述过礼的运作，而弟子子夏后来则有过这方面的实际操作。[336]但是，无论孔子是否使用过这种已成惯例的身体姿态，他也显然认为，“礼”是约束情感的工具（这是被现代西方教育严重忽视了的人的一个方面）。孔子还坚持认为，有了“礼”所建立的平衡和节奏，个人就不会被任何危机震惊得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这种附加在理智文化上的控制情感的功能被反复地加以强调：“夫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典籍，并且用礼约束他之所学，就不可能做出越轨之事。’”[337]《论语》记载，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有一次他们一行人陷入了窘境，以至于饿得很虚弱。子路愤愤不平地问孔子，君子忍受这样的磨难是否合适。孔子则告诉他：“也只有君子才能坚定地直面穷困。那些寻常之人，一旦处境不佳就站不稳脚跟了。”[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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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概念意指生活中的某种和谐与礼貌以及个人的持守平衡。自从孔子时代以来，“礼”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林语堂称它是“一种原则，已成为中华民族生活的目标，并且发挥着社会组织和管理的作用……”[339]它造就了中国人民某些最卓越的性格特征。只是随着西方思想的流行替代了中国之道的地位，才使传统的“礼”的作用开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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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强调的另一项贵族式的艺术是音乐。许多重大的典礼都要有音乐伴奏。加上音乐有声乐方面的节奏与和谐，使得乐和礼经常结合在一起。中国人认为，音乐的教育价值并不仅仅（如我们西方人认为的那样）只能起到礼貌教养的作用。与中国人更为相像的是古希腊人的态度。在古希腊，“音乐的首要作用在于教育学方面，这种作用，在古代世界的意义里包含着品格与道德的确立”。[340]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具有塑造品格的力量，所以，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之中应该引入这一内容。”[341]柏拉图则写道：“音乐训练是比其他东西更有力的工具，因为节奏与和谐能够找到进入灵魂的道路……”[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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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音乐深感兴趣。[343]《论语》有一章指出，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亲手校订过《诗》这部书，[344]而这部书中的诗篇在古代是有音乐伴奏的。孔子会弹奏瑟，这是一种类似于（西方人在14—17世纪使用的）古琵琶的弦乐器。孔子也喜欢唱歌。[345]孔子与柏拉图一样，认为音乐不仅关乎个人，也关乎国家。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对于个人的思想品质，还是对于国家的道德风气来说，某一种音乐是有益的，而另一种则是有害的。所以，两位哲学家都认为，在理想的国度里，某些音乐应该鼓励，而另外一些应该取缔。[346]孟子引述孔子弟子子贡的话说：“听一听君王所赞许的音乐，就可以判断他的德行了。”[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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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孔子本人是否教授过音乐。从《论语》中纯粹偶然的提及中我们知道，孔子的两个学生（包括高大强健的子路）弹奏过瑟，[348]所以，弟子们都会弹瑟也并非不可能。孔子确实与弟子们谈论过音乐，但他很可能希望他们最好是向其他教师学习，以期得到深造。他曾说，一个完人必须精通礼乐，以此作为对他的品格的最终修饰。[349]在另一场合孔子说，学生的品格应该“通过学习诗来激励，用学习礼来树立，用学习乐臻至完成”。[350]很清楚，孔子把礼和乐相联系。作为一位教师，这种观点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有感情和有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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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音乐在技艺上无疑已经达到了音乐本身的最高的复杂性，但是，现代西方文化相对来讲并不太注意音乐的较深层的含义，这无疑会让人深感惊讶。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音乐会影响听众的情感甚至思想。可是，迄今为止，这种朴素的观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进步。根据一项了不起的研究所得，音乐“影响着血压、心跳、呼吸、基础代谢和内分泌腺的特性”。[351]这项研究还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音调对大脑皮层的波动产生了明确影响。[352]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大量的有关音乐教育和音乐的道德意义的种种理论尚未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对此主题却并没有人进行过真正的研究。然而，尽管人们不太留意音乐对“正常”人的影响，一些精神病学家有时却在研究（并运用实验手段）利用音乐治疗精神疾病。[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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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孔子并不把“礼”和“乐”的技能看成是首要的。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学生们灌输的基本点是：信、信、信，讲求信用。孔子告诉他们：“如果一个人缺乏信用，就仅仅是没有套马横轭的马车，我不知有谁能够驾驭它。”[354]当弟子子张请问“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时，孔子告诉他说：“你的所有言语都要是诚实的和实在的，你的所有行动都要是体面的和谨慎的。如果能做到这些，即使独自一人处在野蛮人中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355]孔子称赞过两种人：一种人非常谦逊，不羞于向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寻找启迪；另一种非常正直，能把有功劳的下级提拔到与他们本人相等的地位。[356]孔子也藐视虚伪，使他深感羞耻的是那些有意降低身份的“机巧的谈话、虚假俗气的外表和做作的尊敬”。[357]他明确宣布，那些用严苛专横的样子掩饰内在不足的人，至多不过是个盗贼罢了。[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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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纯的守信（这是值得钦佩的和必须的）也还是不够的，完全不讲究具体条件的诚信就等于犯了错误。孔子告诉弟子们，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人应该无论如何都要下决心去证实他的话语，无论境况怎样都要完成已经开始做的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行为。[359]他说，君子虽然会犯种种错误，但他们一定得随时准备改正自己的错误。[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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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言之，孔子告诉他们，仅仅在思想和言论上做到守信是不够的，真正的守信要落实在行动中。从政者首先应该尽心竭力地完成政务，而把俸禄和其他奖赏放在次要的位置上。[361]如果认为是正确的就不要怯懦，而是要大胆地去做。[362]如果有必要，一个人应该为了原则而放弃他的生命。[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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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这种行为，孔子着力使用了一种方法，即在学生面前展示“士”的理想。“士”这个字的原意可能仅指一个年轻人，[364]它也渐渐意指“兵士”，以及（依照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普通演变的过程）“贵族”。在此意义上，“士”极有似于欧洲人所说的“骑士（knight）”。这两个词均指一些最低层的贵族，通常是军人。但是，孔子在此又一次做出努力，给与“士”这个词以不同的意义。在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才担负起了“驯服无节制的和野蛮的武士阶层的任务”，[365]并努力使用了种种办法，相当成功地使骑士们信奉了教会的道德和事业。孔子所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的情形有些相似。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同时，任何以儒家德行为典范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就是最高意义上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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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传统骑士式的优点，即勇敢、忠诚和奉献精神，鼓动这些年轻的贵族发誓“竭尽全力保护弱者、寡妇和孤儿”，并把他们好战的能量发泄在十字军的圣战中。孔子所说的“士”也可能暗示了真正的士人被期望具有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他说：“只想着平安地待在家里的士是不值得被看作士的。”[366]弟子曾参说：“士一定要有气魄宏大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勇气。因为他的责任是沉重的，而完成责任的道路是漫长的。完美的德行是他所担负的责任，这难道不是沉重的吗？他的奋斗路程只有到死才是终点，这难道不是漫长的吗？”[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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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基督教的骑士其实仍是骑士，仍然是贵族的一员，而儒家的“君子”一般来讲根本不是武士，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不是世袭贵族。孔子尽力给弟子们灌输的是贵族阶层的德行而不是其缺点，他也只是借用贵族的声望而并不教授弟子们如何行军作战。从终极意义上看，孔子的这个意图取得了成功，以至于纯粹的武士不再能与受中国人尊敬的学者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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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使其弟子们感觉到他们从事的是最高尚的职业，就孔子能够展示给他们的而言，这个职业的报酬只有内在的平静和精神的纯化。这种内在所得来之于以下的保证，即一个人要尽力去做高于其他一切的真正有益的事情，而最终成功与否并不重要。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责任显然是纷繁而又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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