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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一般人总是认为孔子仅仅是在寻求复兴古人之道，并劝告时人回归到讲究道德的“先王”之道上去。孔子有两次确确实实地指出，古人是他的思想源泉，并且还用现在与过去的比较来蔑视现在。[620]然而，当孔子以嘲笑的口吻讲到当时的管理政府的官员时，一定程度上他只是在谴责不允许他推行改革措施的那些人，这是需要我们牢记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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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强调传统价值的人。还有柏拉图，尽管他也有诸如男人应该共同拥有孩子、妇女和财富之类的革新主张，但他还是宣称：“除邪恶之外，任何变革都是所有事情中最危险的。”柏拉图还说，立法者必须寻求一条牢固树立“崇敬古人”的道路。[621]在古代中国，崇敬古人是很普通的。董叔平指出，根据他对商朝甲骨文的研究，有意识地效仿过去的实际做法在孔子出生500多年前就已存在了。[622]后来，当相对野蛮的周邦国灭亡了商朝并取代其统治时，周人明确宣布了他们的意图，即遵从其“前代圣明之王”的习惯，并且还认为商朝之所以灭国就是因为它停止了“使用往古之道（古训）”。[623]遵从传统的重要性在《书》、《诗》和金文中屡被强调。[624]在中国古代，时尚就是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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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孔子显然没有盲目地献身于传统。相反，他认识到了人类制度要有变化和发展，并且只要这些变化是合乎时宜和能被常识所认可的，他就积极地发动和接受。不过，孔子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晚到汉代才被儒者认识到。[625]孔子说：“周朝的长处就是能够回头审察前两个朝代的经验。他的文化多么丰富啊！我遵从周朝。”[626]很难想见孔子会去赞许一种仅仅依据传统做法的路线。孔子有11次被问到了政府应该如何行事（问政），他以传统习惯作答的只有一次。在这个场合，孔子说：“使用夏朝的历法、商朝有威严的马车和周朝讲究礼仪的帽子。”[627]然而，孔子在此并不仅仅是劝告遵从古人，而是做出了一种实用性的选择，因为这种实用性是会被每个朝代所遵从的。这是很有特色的。它说明孔子不是一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崇古者，而是一个有所选择的传统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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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渴望良好的昔日时，人们只不过是缅怀那些时日的好的方面，这种想法是人之常情。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如同康有为所认定的，孔子故意把他的新思想归之于古人（托古改制），以造成一种别有用心的骗局呢？我认为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因为，与后来问世的以及那些可疑的著作中所塑造的孔子相比，《论语》中的孔子谈到古人之处是极少的。孔子也没有企图为他自己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寻求传统的支持。尽管孔子在某一场合认为古代的一种观念（非常可能）相对来讲是新的，[628]但这并不能当作孔子有意地布置骗局的证据，而此类做法显然有悖于孔子清晰表述过的有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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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孔子的学说继承了古代帝王尧、舜和禹的思想。[629]一般认为，这些古代圣王大约是在公元前22世纪在位的。这种说法最终变成了儒家的正统思想，并且通常的主张是，孔子试图复兴这些早期帝王的“黄金时代”。可是，《论语》却并不怎么支持这种说法。孔子确实盛赞这些先王，但他并没有像孟子后来所写的那样，认为效仿先王以便实现完美的政治是历史过程的唯一的必然性。事实上，与明显地完成于后代的著作相比，《论语》很少提及这些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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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观点，我们拥有相当充足的证据。在本世纪，中国的学者们发现，尧、舜、禹都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630]在早于孔子的任何书籍和金文中均未提到过尧和舜。《诗》和《书》中提到了禹，[631]而金文则认为他是个耕作之神。[632]根据记载，大禹疏通了几条大河，排干了大地的积水，使人们可以居住和耕作。因此，人们把大禹与“粟之王”后稷相联系，而后稷则是周朝王族的神秘的奠基者。[633]但是，正是《论语》最早提到了作为帝王的大禹，而尧和舜的名字也是首次在《论语》中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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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上古人物的故事大半是在孔子时代之后发展起来的。逐渐地，这些传说中的帝王被当成了所有儒家美德的原始模型。有一种值得怀疑的说法是：孔子创造了这些人物。如果这些人物是孔子创造的，我们应该会看到孔子要对他们大说特说，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孔子的时代，有关这些上古帝王的传说才出现不久，所以，孔子不可能从尧、舜、禹那里获得他的思想来源。如果说尧、舜、禹从孔子那里得到了他们的思想，这恐怕才是更近乎真情的说法。[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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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称是周文王的文化继承人，[635]而周文王是周朝创立者周武王的父亲。在《论语》里的意思有些含糊的一章中，孔子也曾表示，周文王的（另一个）儿子周公（旦）是他的思想灵感的来源。[636]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的传统说法就把周公看作是儒家思想的来源，有时甚至是儒学的奠基者，尽管事实上他要比孔子早500多年。[637]在《诗》、金文特别是《书》中，有大量早期周朝统治者的材料，《书》中的某些部分似乎是出自周公本人之手。在某些方面，这些文献显示出了与孔子思想的相似性，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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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我们知道周人是相对原始粗鄙的野蛮人，他们蚕食了比他们更有文化素养的商朝邻人，并用武力将中国北部的大片土地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的统治必然是相当粗鄙的。最早的周朝统治者们肯定是一些极有才能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物才可能在征服了广大土地的大胆事业中取得成功。在他们之中，特别有才能的是周公。当周公掌握了摄政者的大权时，周人刚刚赢得的版图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威胁。然而，7年之后，周公把一个稳固的帝国交给了他的皇侄（周成王）。总的说来，这些人是开明的。然而，尽管应该把那些本属于他们的东西给予他们，但我们也不必把他们讲说过的所有的人道主义的言辞都看作是出于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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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部落的首领们并没有管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所必需的经验和机构（比如交通和金融体系等）。他们灭亡了商朝之后，把大部分疆土分封给了他们的亲戚和在征服中建立功勋的其他部落首领。周朝廷允许受封者（诸侯）在其领地内进行程度相当之大的自治，同时要求他们保持各自领地内的安宁以及在必要时出兵帮助周天子进行征伐。另外，按照周天子的规定，诸侯们也要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贡品。这实际上就是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朝廷把掌握着要塞驻军的诸侯颇为策略地分散在整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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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早期的周王们也是足够精明的，他们认识到，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不能像在打天下时那样纯粹用武力统治国家。商朝遗民举行的一次大叛乱更突出了这个事实。所以，周人进行了精心的宣传，给他们的征伐和统治制造了正当理由。像多半征服者一样，尽管他们是使用暴力才夺得了天下，但现在却返回头来谴责使用暴力。周人宣称，他们当初动用武力只是服从上天的要求，无疑是非常不情愿的和不得已的。根据他们的说法，实际上正是上天不断地审查世俗君主的行为。如果某个君主已经邪恶得不可救药，上天就会给那个该当受命建立新王朝的人颁下命令（天命）。作为上天的仆人，周统治者这才用武力征服了商朝，以表示对天命的服从。[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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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邪恶”才会使一个君主必然倒台呢？周人特别强调的是没有适时地举行祭神，以及酗酒等行为。在商王的种种罪行中，周公还列举了一项：不好好地对待人民。[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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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反复进行的政治宣传中，周朝的君主才是真正的“有德者”。可是，这种说法并未告诉我们多少东西，除非我们知道了它的具体意指。在西方，有一个被认为是古代美德之真正楷模的罗马人，他被西塞罗（Cicero）誉为“勇敢而可敬的马库斯·卡托（Marcus Cato）”。[640]然而，根据蒲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卡托在每次欢娱之后，都要提着皮鞭走到他的奴隶中间，亲自“鞭打粗心的仆人或厨师”。[641]毫无疑问，早期周朝的许多“有德行”的贵族也在严酷地压迫普通民众。但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作为新近征服者的地位是那样地不牢靠，以至于他们受到了某种刺激，想使自己变得很吸引人，并以此作为一种对于新政权的保护性措施。周公特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一些可能是由他撰写并流传后世的文献中，他反复强调了以下事情的重要性，这些事情是：在断案中要公正甚至宽怀，宽容地对待人民，以及不要压迫无依无靠者和孤寡之人。[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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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想起了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大帝要求其臣下所作的誓言，他要求他们有义务“不侵扰亦不背叛神圣教会，或者是寡妇、孤儿和陌生人，视皇帝陛下为被指定的……所有这些人的保护者和辩护人”。[643]像周公一样，查理曼大帝也试图在一块广大而又联系松散的领土上巩固他的统治。所以，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时，统治者们进行政治宣传的动机都是人道主义和政策策略的结合。就这样，上述两个当权者都变成了传奇人物，而且深刻影响了他们身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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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思想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之下，古代中国人逐渐把理想的天子看成是管家之类的人物，而一位好天子的试金石是他能否给人民带来福祉。既然周朝征服者为使自己的天子头衔更加合法，从而声称他们取代了一个压迫人民的王朝，那么，公正和仁慈就成为此后的每个天子的义务。随着这种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每个当权者必须把他的职位看成是神圣的责任和艰巨的义务，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权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尽管我们大量看到的是几乎普遍存在的背叛道义而不是遵守原则，不过，当权者的实际行为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行为准则。孔子会很方便地从这一准则中找到对他的政治事业有用处的东西。尽管这一准则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正像人们对待耶稣的学说一样，这一准则还是被普遍地认为正好是对孔子学说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是不会从其他的途径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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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通常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倡导者。许多学者深信，孔子正在寻求复兴周朝早期的封建制度。这种看法主要是与一位学者（秦朝的博士）的说法有关，这位学者据推测是位儒生。在孔子去世266年后，这位学者责怪秦始皇没有给皇亲国戚和功臣名将分封土地。[644]但是，这位学者的主张根本不是孔子的学说，他建议给某些人封官的理由仅有一个，即他们是贵族的后代。事实上，在那些被有鉴定力的学者们认定的《论语》的可靠部分中，并没有倡导封建主义的痕迹。[645]当然，孔子也从未直接谴责过封建主义。然而，孔子确实希望对于实际政治进行很彻底的变革，他的这种激进主张与封建秩序几乎没有什么相似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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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政府类型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要翻一翻《共和国》、《法律篇》和《政治学》这些著述，他们会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但是，关于孔子，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文献，而只能把《论语》中的零散资料分类整理，以便得出结论。也许孔子曾对他的弟子们描绘过一幅他的理想国的蓝图，但却并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些零散的资料拼在一起，尽力制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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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孔子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远不尽如人意，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一个完善之国应该具有他的世界所明显缺乏的东西，即：全体人民将享受和平、安全和富裕。孔子虽然十分看重和平，但他并不是个反对一切战争的绥靖主义者。然而，不必要的战争的确有悖于他的原则。毫无疑问，他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战争实质上就是自相残杀，更是整体性的天下无道的一个方面，所以，如果孔子倡导的政治改革能够成功的话，战争将会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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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如何管理政府。夫子回答说：‘一个有效的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足够的武备和普通人民对它的信任。’子贡说：‘假如三项中的一项不得不被除去的话，会是哪一项呢？’夫子说：‘武备。’‘那么，余下两项中的哪一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舍去的呢？’夫子回答说：‘那就把粮食舍去吧。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人都有一死。但是，如果人民对政府不信任，国家就不能成立。’”[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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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最后一句的表述是极其重要的。它并不是说一个政府为了自保就应该饿死它的人民，因为那是荒唐的和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它的真正含义是，统治者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过分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他的人民，还要以“为了人民本身的利益”为借口，认为人民太愚昧以至于认识不到这一点。当然，孔子的话语表达了以下的更重要的主张：国家的存在是一项协作性的事业，所有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必须共同理解其目的、享受其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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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人来说，认识到这样的原则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在孔子的时代，要达到这种认识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正如历史上所昭示的一样。孔子时代的世袭贵族很少主动表述他们的思想观点，只是“颠覆性”的儒学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防御的时候，他们才被迫发展出一种完整的哲学。公元前3世纪，作为韩国公族后裔的韩非子能言善辩地谴责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君主和臣民有着基本一致的利益。在韩非子看来，爱君如父的想法是愚蠢的。父亲希望保护他的儿子，但君主却“在战争时期使他的人民丧命，而在和平时期则耗尽他们的劳力”。[647]根据韩非子的观点，人民是愚味的，当权者根本不必关注大众的利益。明智的君主不需要仁爱和公正，因为这些东西会导致无序。君主必须长久保持其财富和权力，因为所有的臣民都想着杀死他们的君主并取而代之。所以，君主不应该相信任何人，而只能持续不断地严厉监督所有的人。甚至君主的首要大臣也不应被授予太大的权力，而是要使他们对国君保持敬畏。韩非子的结论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必定造福于民的有序和良好的政府。[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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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为支持这一理论，韩非子还引用了许多例证。但孔子想到的却是别的。孔子拒绝承认人人互相为敌的状况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相反，他认为人们应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以至于“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是兄弟”[649]。确实，家庭之内要有秩序，甚至要有纪律，但是，促使人们遵守规矩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共同目的的、进行合作的积极愿望。所以，它也是政府应该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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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说：‘如果以法令的手段导引人民，以惩罚的手段维持秩序，人民便会仅仅是寻求躲避惩罚，而没有任何道德责任感。但是，如果用德行（包括告诫和典范）引导他们，并依靠礼来维护秩序，那么，人民将会感受到他们的道德责任，并去主动端正自己。’”[650]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基础。没有消极的惩罚，只有积极的典范；没有让人民不去做什么的严厉规定，只有让他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说服教育；没有用恐吓来统治的强权国家，只有一个协作性的共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理解和善良意志。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最现代的民主理论是一致的。林赛写道：“一个民主社会的成立或崩溃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就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目的。”[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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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它的创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古希腊有大量的民主政治经验，但这并不总是幸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某些方面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败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便对“纯”民主表示了严重保留意见的态度。[652]另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包括孔子在内，并没有人曾经梦想过如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既然人民从未拥有过政治权力，政府的任何弊病就难以归罪于人民。孔子坚决站在人民一边，严厉谴责他们的剥削者——世袭贵族，因为正是这些贵族们把现实中的问题都归咎于人民。孔子一再重申，如果在位者是善良的和称职的，人民就会效仿他们的行为，而任何剧烈的惩罚也就没有必要了。[653]弟子曾子具有与孔子相似的气质和思想倾向。有个人被任命为执法官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曾子，而曾子则告诫那人说，作为执法官，当发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犯罪证据时，不要为此而欢喜，而要感到悲哀和痛心，因为普通人的犯罪是以下事实造成，那就是：统治者“丢弃大道已经很久了”。[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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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被划归为哲学家之列，孔子则经常被称作宗教导师。然而，柏拉图却认为，与侍奉神灵相比较，“民间事务不值得过问”。[655]反倒是孔子对人民生活给予了极大的甚至是专门的关注。“樊迟问德行。夫子说：‘就是去爱人。’他又问知识。夫子说：‘就是去认识人。’”[656]因为由普通人所构成的人的大多数受到了严重压迫，所以，孔子的主要愿望便是改革政府，使人民的生活安宁幸福。可以说，孔子把他的最高赞誉留给了善待人民的统治者。[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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