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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译注：《孔子家语·刑政》：“造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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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这些个故事出现在《孔子家语》卷一和卷七，以及《荀子·宥坐》等。后者的材料明显出现在《荀子》中较为晚出的部分里，梁启超认为是汉代人编入的（见梁，第115页）。对于刑罚的看法，真正的儒家论述可见《论语·为政第二》“道（导）之以政”章，《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章、“季康子问政章”以及《论语·子路十三》“善人为邦百年”章。对孔子处死少正卯之说法的反驳，见崔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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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左传》中并未记载类似诛杀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尽管这种事情也未必不可能发生。不能说因为后来的书籍增添了一些孔子任司寇后的所谓“政绩”，就全盘否定有关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所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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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见马伯乐，第457页注［2］。《左传》只在襄公二十一年（前552）提到一次鲁国司寇的名字——臧武仲。尽管这个家族的首领后来不得不两次外逃，但他们的继承人依然被任用，而其家族也还是显赫的（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传·哀公八年》、《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在缺乏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说这个家族的首领是继续担任司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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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左传》中记载孔子做鲁国司寇就是顾氏所说的“相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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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论语·子罕第九》：“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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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译按：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中，后人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孔子生平中的有些事件，也许在今天看来事关重大，但在编辑《论语》的时代却是常识，不必大书特书。尽管如此，《论语·乡党第十》中所记述的孔子的言行，还是证明了孔子有过很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拥有过政治权力并不意味着就有机会取得突出的政治成就。所以，顾氏否定孔子做鲁国司寇的论据总的来说并不充分，论证也欠周详，一定程度上正如认定孔子担任过此官职的看法一样。顾氏对有关孔子的许多事件的怀疑，深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界疑古之风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态度并不十分可取，尽管他对孔子思想的许多论述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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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公元前498年之前，季康子问过孔子，这三位弟子是否适合从政（《论语·雍也》“季康子问”章），结果，子路在公元前498年做了季氏宰，而子贡则在公元前495年出席了一次外交盟会，并随后在季氏手下担任重要官职（《左传·定公十五年》）。《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冉求在公元前484年任季氏宰。《论语·先进十一》“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章以及《论语·季氏十六》“季氏将伐颛臾”章是说子路和冉求同仕季氏，这可能在子路随孔子出游之前，不晚于公元前493年。可是，必须指出，“季氏将伐颛臾”章的真实性是不能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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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顾氏此证多牵强之处。定公十五年，子贡只是回鲁国“观礼”，原非从政。况且其时孔子正在流亡，子贡只是被孔子派回观礼，随后又回到孔子身边，向孔子讲了观礼后的感想。冉求从政是在孔子流亡末期，也就是孔子年近70岁的时候，而子路在鲁国从政是孔子50多岁时。孔子流亡期间，子路一直伴随左右，到流亡末期才去卫国从政。所以，三位弟子同时从政，只能在孔子于公元前484年归鲁之后，且不在同一国。在孔子弟子从政时间的问题上，顾氏没有严格地区分孔子周游列国前后时期的不同，造成他不得不多方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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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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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孔子此语，讲在定公初年，此时，孔子40多岁，之后才有仕鲁为司寇之事。如上注所言，三位弟子咸仕时，孔子已是垂暮之人，别人不太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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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论语·子罕第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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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虽然子贡有时并不完全遵从孔子的意见，但此语似乎并不是责备孔子，而是理解孔子、关心孔子，因为他也提到了“善贾”，不是随便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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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译注：《论语·颜渊十二》：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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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译按：如果认真研究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期的政绩，顾氏的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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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公山弗扰邀请孔子的事件大抵发生在公元前502年，这一年，阳虎发动叛乱，而公元前498年公山弗扰便不得不逃离鲁国。这个邀请发出时，孔子的确几乎不可能在官位上。孟子说孔子在季桓子手下做事，而季桓子则死于公元前492年（《孟子·万章下》：“孔子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而且，《左传·哀公三年》说，这一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在陈国，想必是他已经开始周游列国了。另外一个不太可靠的记载说孔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从仕。就是在这一年，被编入《左传·定公十年》的一件非常可疑的轶事说，孔子协助鲁定公参加了“夹谷之会”。《穀梁传》卷十九则对这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公羊传》卷二十六（在一定程度上略去了这个故事，这就等于是否定了它）还认为孔子“对季氏取得了成功”（“行乎季孙”），这也许是意味着孔子先在公元前500年，然后又在公元前498年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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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阳虎和公山弗扰的图谋进行了好多年。他们二人先后邀请孔子，肯定是在其叛乱的准备阶段。如果在叛乱公开之后再邀请孔子，孔子从政的心情再急迫，也不会与他们应对。所以，不能因为公山弗扰之邀就认为孔子不可能在公元前502年之后从政。另外，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顾氏显然是把孔子50岁之后四五年的从政经历（在鲁定公时代）与孔子晚年作为鲁国的咨政者（在鲁哀公时代）混为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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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论语·子路十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晚）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译按：此事显然发生在鲁哀公时代孔子晚年最后归鲁以后，与鲁定公时代孔子的为官不在同一时期。顾氏本书的许多事件考证，都未能注意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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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论语·乡党第十》：“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因为这一章出现在《乡党篇》，韦利（Waley）和其他一些人就认为这讲的是“君子”的一般行为方式，而并不是专指孔子个人。但也有可能是，这一章像本篇的其他某些章节一样，一定指的是特殊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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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论语》的最早版本（一传弟子所作）相当于现在前十篇的内容，《乡党篇》居末，显然是讲述孔子的日常行为。正因为《乡党篇》的内容与此前叙述孔子言论的篇章有所不同，才采取了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若因此就认为是讲述君子的普遍行为方式，则明显是违背了弟子们编写《论语》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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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论语·先进十一》“颜渊死”章和《论语·宪问十四》“陈成子弑简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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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从大夫后”大抵是一种委婉的自我认定身份的说法，并不表示官职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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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比较“从嬖大夫”，它被解释为“作为嬖大夫之一”，载《左传·昭公七年》及《左传注疏》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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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嬖大夫即下大夫。《左传·昭公十年》：“卿违，从大夫之位。”讲的是因罪由卿降位至大夫叫作“从大夫”。简言之，本身为大夫者，才可以称为“从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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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译按：季康子继其父季桓子执掌鲁国大权时，孔子早已周游在外。孔子被季康子请回鲁国时，已经68岁，体弱多病，且孔子弟子冉求身居季氏之宰，地位相当牢固。显然，此一时期的季康子客观上是不可实际任用孔子的。况且，也不能以这一时期孔子的不仕证明他一生无仕。传统上认为孔子的从政并担任鲁国司寇是在鲁定公和季桓子时代，即孔子50岁到55岁的五六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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