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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一段颇有恶意的讽刺文章，然而，其中无疑也透露出一些真情。我们已经看到，孔子本人和某些弟子对于适宜的礼仪演示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还探讨过这种礼仪过程中的细微之处。在《礼记》中，特别是称作《檀弓》的那部分，有大量的关于如何举行丧葬之礼的细枝末节的记录，有人就此认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孔子和弟子们的陈述。这种认定当然是很可疑的，但这些著述确实反映了儒者的利益。因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职业祭司，而儒者却精通礼仪，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许多能力较差而又需要辛辛苦苦地维持生计的儒生，就得依靠为人家主持丧礼而得到一些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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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根本不是孔子当初的意图。孔子特别告诫人们，不要只是注意礼的形式而忽视了它的精神实质。孔子还谴责了这样的人：他们借口专心于大道，但真正关心的却是个人的享乐和幸福。[26]不过，对于他的众多后继者的堕落，孔子不能完全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只因为孔子坚持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教育而责怪他，这可能也是不公正的。孔子仅仅是在倡导自由的受教育渠道。但毫无疑问的是，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使得后儒难于彻底实行挑选合适学生的“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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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这种教育体制的确从未造就出另一个孔子，这使得有人认为，孔子的这种新的教育体制是他的一项更为严重的失误。孔子自己年轻时不得不去努力奋争，从头做起，这样的经历无疑是对他的造就。孔子在卑贱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并且从未丧失过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柏拉图指出，波斯人大流士（Darius）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不是国王之子，并且没有受过奢华的高等教育”。[27]而在古代中国，人们也经常做出这种有益的评论。孟子就说：“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总是要经历磨难和度过艰苦的生活。”[28]可是，孔子并不欣赏这种观点。孔子认为，自己早年的奋争并不重要，不值一提。孔子所倡导的教育过分地关注于政治技能和政治哲学以及从政的生活，并努力要把他的学生从像他那样生活的人们之中拉出来。[29]也就是说，一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在适宜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并深信自己注定要成大器，这才能使自己避免成为小人。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伟大的教师，孔子能够使他的学生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孔子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像孔子那样严格地按照他制定的原则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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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所有的儒者或者一定程度上像儒者的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徒有其表的和追逐私利的，那将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异常豪放、有学识和大公无私的。但是，这种人从来都不是任何较大的人类集群的主体。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像孟子和荀子所认为的那样）伟大的儒者并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普通儒者的话，就会限制我们深入到儒学内部对儒学进行理解。大量的寻常儒生既无智慧亦无能力著书立说，而当他们要去著书时，所写出的书也不会比《礼记》和《易》“十翼”中的粗俗乏味的那些部分更高明。我们读到的这些后来写成的著述在数量上是《孟子》和《荀子》的十倍或者百倍，[30]但是，它们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些后来的东西与真正的儒家思想明显相反。尽管一个单独的寻常之人不如一个单个的天才人物有影响，但是，如果把许多寻常之人的影响力聚合起来，却具有压倒性的势力。这些寻常之辈所营造的文化环境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们时代里的精神巨匠，同时，他们还不断地改变和曲解孔子的原则，使它成为被那些理解力有限的人更容易接受和更便于使用的东西。他们对于真正的孔子知之甚少，而更多的是用有意创制的和精心装饰的传统说法弥补他们的这种缺陷。当他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把孔子描绘得很像他们自己，或者像他们所钦佩的那种人，即：有权力的、受人奉承的、赶时髦的、有时更是狡诈的人。我们一定要简略地探索一下这个传统的发展线索。为此，我们也将不得不考虑与儒学相对立的那些思想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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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二章 从人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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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出生在孔子刚去世之后，他创立的哲学是著名的墨学，创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是众所周知的墨家。在那时，墨学和墨家团体都是重要的力量，但是，到了汉代，它们却彻底崩溃，并最终消失了。像孔子一样，墨子确实被由于贫穷、无序和战争所引起的普遍的灾难震惊，他也四处周游，传布他的纠正这种状况的方法。近年来有一种相当常见的看法是，中国人的严重缺陷是在于更偏爱孔子的而不是墨子的学说。虽然我们眼下的任务不是详细描述或再次评判墨子的思想，可我们还是得说，墨子传给我们的学说显示出严重的理性上的或者学理上的不足。墨子对儒生和其他人的批评通常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反对宿命论的主张，比如“命运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曾听到或见到过命运”等说法，却简直没有哲学家的风范。他的消除战争的办法是，“当诸侯们互相喜爱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这并不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为了让一个年轻人成为他的学生，墨子先向这个人许诺，说可以让他得到像样的社会地位，但后来又告诉人家，他之所以许此诺言，仅仅是一种骗人的手段，以便让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跟他学习，这种做法从道德上讲也是令人怀疑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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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墨子》的这部书包含了一些出自后人之手的材料，而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都不是墨者，但是，人们可能有一定的把握分离出这些外来的东西。[32]留下来的部分也许可以为我们当代人描绘出孔子刚去世后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的情形。据说墨子曾经是一位儒生，[33]但后来与儒家决裂并创建了自己的团体。为强调他的独立性，墨子激烈地批评儒生。但是，在构成墨子学说的广阔基础中，事实上大部分是他那个时代的儒学。从墨子所攻击的观点以及他所能接受的那些观点中，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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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谴责宿命论，断定这是儒家的学说。[34]如前所述，我们很难确切地说孔子是个宿命论者，但是，这种学说可能在孔子死后的儒家集群中得到了发展。墨子也抨击厚葬的做法，认为厚葬的结果是，“普通人的死会耗尽一家的财产，诸侯之死将用光一国的财富”。[35]在这一点上，孔子显然与墨子是一致的。但是，根据墨子对厚葬的批评，在墨子的时代，儒生之间已经产生了思想分化。[36]可是，如果“俗儒”靠主持葬礼过活的做法真的是可以理解的话，他们就会赞成奢华的丧葬费用，而到了荀子的时代，大力抨击“俗儒”的荀子也为厚葬进行辩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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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墨子》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时的儒生特别着意于模仿某种古代的风格，这表现在衣着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以至于使他们成为对过去的奴性效仿者。在一个国君的宫廷里，一位儒生“只是在问他的观点时才讲话”。[38]我们并不希望身为儒家敌对派别领袖的墨子会选择最好的儒生来描述儒家，但无可怀疑的是，此时的儒家内部恰恰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对真正的儒家原则缺乏了解或不太关心，但却渴望获得美好的政治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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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非儒》（反对儒生）。这篇文章谴责了整个儒家集群，并包含了对孔子的粗暴攻击。例如，它把孔子在世前的某个时期发生的盗窃案记在了孔子某位弟子的名下，表现出了最显眼的历史舛误，而整个这篇文章在文笔和内容上又不同于《墨子》一书的其余部分。正如梅贻宝所认为的，它无疑是“写成于很晚的时期”，[39]并被增补进了《墨子》原初部分之中。在《墨子》中比较可靠的篇章里，墨子很少提及孔子本人。在几乎是唯一的描述性的一节中，墨子把孔子归在愚人之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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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相信，在如何医治世界之疾病的问题上，他比任何其他人都知道得多。因此，墨子与孔子不一样，不情愿留下任何让其他人自己进行选择或判断的余地。引述墨子的话就是：“我的学说是有效的。要舍弃我的学说而企图去想他自己的，就是抛弃整个收成而去捡几粒谷子。”[41]墨子进而认为，没有别的人可以驳倒他的学说。因此，在他的学派中，墨子把学生置于铁的纪律之下，并要求他们毕生从命。有人认为，墨家团体的领袖（其职位是传承的）掌握着对其成员的生死之权。[42]墨子相信，这个世界的种种灾病，包括贫穷、无序和战争，可以由严格的独裁主义式的组织去医治。在每个团体或阶层中，所有成员都应该“与领袖保持一致”，而每个次一级的团体或阶层的领袖必须依次与他的上司保持一致，直到天子为止。“在上者认为是对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对的；在上者认为是错的，所有人必须认为是错的。”那些不遵从上司的人应该受到惩罚。[43]把这一观点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所声称的主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要想使整个国家机制能够成立，其原则必须是：每个领导人对下行使其权威、对上尽到其责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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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怎样才能保证那至高无上的领袖、天子具有正当的原则和纯洁的动机呢？答案是，天子一定得依次与上天保持一致。但又怎能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了呢？叫墨子来说，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天子不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那么，“天就会无节制地降下冷冻和炎热，还会伴有不合时令的雪、霜、雨和露。五谷不会成熟，六畜也不发育；疾病、瘟疫和灾祸就会流行。不断的飓风和水灾的祸害是上天对那些不与它保持一致的在下之人的惩罚”。根据墨子的说法，上天不高兴时的表现有时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像下雨一样下三天血，龙也出现在庙堂里”，以及其他等。[45]墨子引用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来支撑他的主张，并声称这种事件是有历史根据的。这类奇异之事可能并不是墨子杜撰的，而是墨子利用了大批受公众欢迎的民间传说或其他的有关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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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之人来说，上面的那些说法听上去颇为滑稽，而很可能对孔子来讲更是这样。墨子本人谴责了儒家对于鬼神之存在的否定，而他则是虔诚地相信鬼神的。[46]不过，墨子的关于自然灾害的出现乃是天罚并指示出存在着一个邪恶政府的思想，以近乎同样（尽管更精致）的形式出现在汉朝的所谓正统儒学之中。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墨子直接影响了儒学，那是令人怀疑的。所以，更可能的历史脉络是：先是墨学，接着还有儒学，两者都受到了大量世俗迷信的影响。这些迷信思想远比孔子的理性哲学更受普通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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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孔子把他的相当大的思想重点放在了古书的权威上，并确定了“古代圣王的榜样”。不过，《论语》对这样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支持。反倒是墨子却不断地引用书本和圣王来论证他的主张。墨子宣称：“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履践。而与三代邪恶之王……相一致的所有言行都应该舍弃。”[47]很难想象《论语》中的孔子对于人的行为会定下这种独裁性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墨子与同代的儒生，即那些使墨子得到早期教育的人，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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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的是思考问题的原则而不是真理的恒定标准。他给个人规定的责任是，寻求他们自己的真理，并为此而自由行事。但总的来说，人们并不期望得到理性的自由，因为这必然要求脑力的劳作。有人已经指出，即使在今天，在我们中间，“无论什么阶层、什么职业的人（包括大多数哲学家）都想得到这样的哲学：它们将是一下子建成的一个封闭体系，讲述的是有关个人和宇宙的所有终极性质和最后的定数”。[48]可是，孔子给人的心灵提供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令人深感惊奇的是，究竟是没有多少弟子能够很好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呢，还是在孔子尸骨未寒之时儒生们就开始建立他们的温馨的理性避难所（他们在其中找到了圣典和一贯正确的圣人们的令人欣慰的权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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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圣王的传说迅速地成倍增加。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尧、舜和禹是作为古代贤明国王而出现的。但是（除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一般认为是后来的，而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它），除了大禹之外，《论语》中并没有说尧和舜是以非正常的形式（即“禅让”）成为国王的。[49]大禹被认为曾是农夫，但在某些地方也隐隐约约地认为他是皇室之后。《论语》宣称，任用大臣的时候，应该根据他们的德行从全体人民之中选拔，并说古代就是这么做的。[50]根据逻辑推论，下一步就应该认为，国王也不应该是世袭的，而是应该根据其德行和才能来选拔。孔子无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只可惜没有明确的记载来证明孔子直接地如此表述过。而在墨子这一代人当中，却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根据这一代人的说法，在古代圣王的时代，统治者以德行和才能为基础在全体人民中选择他的继承人是很正常的。学者们用这种学说完全改变了世袭贵族的处境，并最终告诉这样的贵族说，他们的王位不过是篡夺而来的，因为按理说，王位应该属于有才能和有德行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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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书最早表述了这一学说。因为这一原因以及其他理由，有人认为，这一学说是出于墨子的，但这未必是真实的。[51]墨子自己确实有过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也引用了儒生的如下说法：“从前，圣王排列地位时，规定至圣之人做天子，其余的根据其美德往下排列，顺序担任大臣和高级官员。现在，孔子广泛精通诗和历史文献，鉴别了礼和乐，并拥有对所有事物的详尽知识。如果孔子生活在圣王的时代，他一定会被奉为天子。”[52]孟子后来也说过几乎是同样的事情。[53]公平地说，关于古代圣王并非世袭王位、而是只能依靠他们的德行得到王位的思想，显然是产生于孔子死后不久[54]，并被儒家和墨家共同采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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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某些儒生却是很谨慎地看待这种观点的。作为一种提高儒家学者之威望的宣传来讲，这种观点是很精致的，但是，如果贵族们过分认真地看待它，那么，对于倡导它的儒者来说是会有麻烦的。即使在今天，某些相当民主的人士还很欣赏立宪世袭君主制，认为这种体制具有政治稳定性。也有人认为，如果统治者四处寻找有道德的个人并给予他们王位，就很容易使那些最善于言谈的人戴上王冠，而现实政治就会出现混乱。这种糟糕的事情确实于公元前314年在燕国发生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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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圣王“禅让”传说的发展，有人声称，圣王在他们年迈之时让位给了有道德的大臣。在燕国，据说是国君要把国家交给他的相国（这个建议来自于这位相国的一个亲戚，此人是受了贿赂的）。国君做出了“禅让”王位的郑重宣布，这位相国表面上予以拒绝，但事实上却接受了。三年之后，燕国发生了暴乱，“几万人丧了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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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批评了燕国君主的弃国之举，[57]并宣称只有上天才有权把国家给予不是世袭的王位继承者的那个人。孟子认为，只有人民接受这个人作为他们的国君，才是真正的天授王位。[58]荀子认为，在古代，官位是根据德行来任命的，为此，帝王死后，王位有时就不再属于帝王之家了，但他否认圣王在活着的时候就禅让了。[59]较晚一些时候的汉文帝（德效骞Homer. H. Dubs认为他的统治标志着“儒家影响”在汉代的开始[60]）把这种传说牢记在心。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发布诏书说，他完全应该“在整个帝国广泛地寻找一个有才能的、贤明的和有德行的人，好让他自己让出王位”。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让他的儿子做他的继承人。可是，大臣们表示反对。他们（成功地）坚持认为，帝国的稳定只有依靠维护王位的世袭传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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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够遵循选贤任能的原则任命大臣，就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政府。儒家学者坚持认为，这种选才思想，过去的君主曾经拥有过，当今的君主也都应该具备。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极大地提高了儒家学者们的威望。况且，这种思想也是对君主们可能会有的蛮干冲动的最有效的心理约束，因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这些专制君主们就能够成为专横的暴君。但是，如果这种思想真的被付诸实施，将会使王位成为最残暴的阴谋家的玩物。而且，如果一个专制君主相信他之所以得到王位是由于他的才智和德行，那么，与那种受过儒家思想之适当教育的世袭君主相比，这个专制君主就会更专横，更缺乏对理性的服从。因此，毋庸置疑，最有智慧的儒者一心要保持的把王位留给有德有才者的原则，只能被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景观来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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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所谓让有德者继位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直到非常接近于孔子的时代，都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平民出身的人会得到提拔，甚至去做高官，更不用说成为国君了。[62]另一方面，却有大量证据表明，重要的官职一般来讲都是在贵族世家中传承的。[63]但是，当学者们提出在古代是有德者做国君的观点时，他们就得提供能够证明此种观点的历史文献。和平常一样，需求刺激了供给。没过多久，就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尧典》，而这篇文章（至少其初稿）显然是写成于孔子死后150年中的某个时期。[64]甚至在《论语》中，比如最后一篇的第一章，也被插入了一些有关尧、舜和禹相承传的语句。但是，这类说法与孔子毫无关系，并且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论语》的外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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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古代中国，至少早在周朝初年就有人开始写作伪书了。[65]但是，直到孔子去世后不久，这种伪作才开始光芒四射。到了孟子时代，竟然有了那么多可疑的书，以至于孟子说：“就是没有这些历史文献，（怀疑他们）也比全信它们的好。”[66]然而，书籍的伪造者还是忙个不停，并且开始返回头来撰写那些被认为是历史上有过的书籍，其中一些书籍记载的是传说中所说的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各种乌托邦式的空幻思想——这些都是他们期望在未来得以实现的东西。比如在《尚书》这本书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文献确实是写成于它们所说的那个时候，而其余的便都是伪造的了。对某些别的书籍来说，情形则更糟。因此，古代中国历史成了事实与虚构组合而成的大杂烩，其中固然有其辉煌灿烂的一面，但也有其近乎不堪造就的另一面。对这个庞然大物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尽管只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但却在区分整理基本史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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